美国科学的悲剧，让现代生活困在石油与战争里

要让希望变得可行，而不是让绝望变得可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向通往和平的道路。

——雷蒙德·威廉斯

突袭委内瑞拉事件后不久，2026年2月28日，美军袭击了伊朗的一所小学，死亡人数至少有175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7月13日，战争136天之后，特朗普在美国国会正式宣布，开启第二轮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导弹“误伤”孩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这种悲剧在美国军事行动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久，下一次战争又会发生在哪里？

◉2026年2月28日，伊朗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布市，一所女子学校在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袭。图源：IC Photo

人们总喜欢把战争当谈资，讨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或油价、期货如何随战争而起伏。但这些“战略家”，却甚少直视战争与依赖石油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因为一旦正视这种联系，战争对于人们就不再是短暂的暴力，而是要求人们反思看似和平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掠夺性的消费习惯，并要求人们做出长期的、实际的改变。

我将首先引入美国科学史学家克利福德·D.康纳《美国科学的悲剧：从冷战到永世之战》，再通过更多学者的观点和论述，来介绍美国一步步被困在石油中的历史。

或许有人会认为现代社会的运转天然就依赖石油，想要改变石油消费难于登天。但是，这份历史让我反而意识到人类其实本来可以以不同的技术系统来使用石油。这场已渗入现代社会衣食住行种种细节里的科学悲剧并非不可逆转。而和平生活中的我们，却是一次次通过战争，来更加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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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的两种悲剧

3月11日，消息人士披露了美军针对2月28日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事件的阶段性调查结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为战斧巡航导弹创建袭击坐标时，使用了过时数据，错误地将小学划分为军事基地。一种观点认为美军过于依赖AI自动识别目标并进行打击决策，牺牲了人工复核的严谨性。

这并非美国导弹第一次命中伊朗的孩童。康纳在《美国科学的悲剧》关于美国军事武器研发和生产的章节里，尤其对美军的导弹和无人机等高科技现代武器造成平民伤亡的情况，进行了记载和论述。

◉《美国科学的悲剧：从冷战到永世之战》书籍封面

尽管出现多次失误，但二战以来武器自动化的狂热却愈演愈烈。早在越南战争中，无人机还只是投放宣传单的工具，但现如今已经进化为“电子游戏战争”的利器——只要操作员瞄准电脑屏幕上的人形标识，无人机就可以击杀一个生命。也就是说，不管一种武器有多么背离人性，似乎总能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人才、知识去实现它——康纳提到，从越南战争结束到2017年，美国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总支出接近3万亿美元，而与国防相关的研发支出则占美国政府总研发费用的一半以上。

借用康纳这个概念，我认为美国科学还存在另一种悲剧，不是发生在战争领域，而是发生在和平的日常生活领域，那就是过度依赖石油的现代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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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能源帝国主义

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空袭叙利亚，再到2026年入侵委内瑞拉和美伊战争，这些地区要么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例如委内瑞拉、伊朗和伊拉克的原油储量均在全球前五之列，要么是控制石油资源的战略要地。

资源危机最终会演化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是1998年，这一年美国原油消费量首次主要依靠进口，同一年又开始出现对石油峰值的担忧。如法国学者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在《石油地缘政治》一书中所揭示的，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反恐，而是确保美国石油消费。虽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军事活动表面上总是出于反恐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但大部分都有使用军事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全球石油供给的“能源帝国主义”动机。

尽管美国近些年通过“页岩革命”提升了本土原油产量，但开采的主要是轻质、低含硫量的“轻油”，美国早期建成的炼油厂和设备，是为了处理来自拉丁美洲的重油而配套设计的，吃不进轻油，因此现在仍要从其它国家进口原油。

如果要把战争与能源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完全讲清楚，那恐怕要重新写一本书了。而我之所以还是有一种《美国科学的悲剧》这本书忽略了石油问题的感受，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为了强调战争对美国科学的悲剧性影响，采取了一种夸大战争自主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框架被称为“永久战争经济”，即美国的经济系统离不开战争，只有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开支和军备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但批评者也早已指出：军工企业对资金和资源的虹吸，以及在利润率上享有的特权，也在同时挤压着民用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致使经济萎缩。也就是说，战争与经济繁荣之间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永久战争经济的解释，倾向于把战争及其背后的军工联合体，塑造成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甚至与一般的政治问题无关的一股完全独立运作的力量。但从石油的角度看，战争与和平社会中过度依赖石油的生活方式是那么明显。而在这个方面，人类明明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

在战争与和平紧密耦合在一起的今天，为了拒绝战争，人们要拒绝的就远不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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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油成瘾的历史

尽管很多国家都在利用新能源技术进行能源转型，但2014-2024年间，全球石油消费量从0.9亿桶/天增加到达1亿桶/天。其中，2024年美国石油的日均消费量达到了1900万桶，占全世界的18.7%，而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4.2%，这样算出来石油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20.4桶。 而在1930年，美国每个人的石油年均消费量仅有8.4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编注：人均石油消费量的数据是由作者基于美国能源信息署过往250年的能源消费数据统计、美国人口数据、热能单位换算而得。

◉2024年各国石油消费量，数据来源：英国能源协会（Energy Institute） 2025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人类并非直接消耗石油，这种黑色液体并不天然具备使用价值。是对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的掌握，使得人类能够通过炼油厂分馏、裂解以及后续专业加工步骤，得到汽油、柴油、化肥（尤其是氮肥）、塑料等石油细分产品。而这些产品又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中，产生热能驱动汽车、邮轮、农用拖拉机，为冷链系统和耗能超高的超加工食品产业提供能源，促进工业化农业增产、制作各种日用塑料制品……由此组成了一个由石油构建的现代世界。

◉1940年代，美国加州的太阳炼油厂（Sun Oil Fefinery）。作者认为炼油厂是占地广阔的工业空间，不仅消耗大量土地、能源和水资源，还伴随着石油泄漏、火灾和爆炸等风险。图源：《生命线：石油、自由和资本的动力》

在这条复杂的石油商品链背后，又涉及到整体生活方式的变迁。美国学者马修·胡伯（Matthew T. Huber）在《生命线：石油、自由和资本的动力》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石油嵌入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逐步确立了一种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案，那就是在衣食住行等主要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为民众构建一种流动、便利、自由、私密的生活方式。

◉《生命线：石油、自由和资本的动力》封面

胡伯认为，美式生活方式看起来是高度个人化的，但个人化背后有着庞大的技术系统作为支撑，石油则是构建这种技术系统最重要的物质材料。因此，比起简单指责美国人如何石油成瘾，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是如何被困在石油系统中的。

以占据美国石油消费总量43.21%的汽油为例，一个美国人可以轻易摆脱石油吗？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他提到一位住在美国长岛郊区的家庭主妇这样抱怨汽油短缺：“我们没法走路去食品店、银行和医生那里，忘掉什么愉快的骑行吧！如果往返周围的一家超市需要9公里……那我现在怎么喂养我的家庭？”显然，包括工作场所、独立住宅、高速公路、超市、私人汽车等一系列郊区化空间的安排，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对汽油的依赖。

◉1917年，Willys Overland公司的汽车广告“This is the Life…This is not”。 胡伯对此评论说，在汽车时代，营销者始终在对拥挤和不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统和私人化的小轿车做对比，体现后者的优越性。图源：https://www.atticpaper.com/

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民众也越来越依赖由柴油拖拉机、化肥、农药构成的石油农业，来获取廉价食物。1900年，美国人的食物支出仅占整体消费的支出的44%，到了1960年，已经下降到27%。因此有人称石油农业是“利用土地将石油转化成食物”，从1930年到1970年，美国农业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整整增加了1338%。

事实上，不只是在农业生产环节，还有加工、包装、运输、储存、烹饪，工业化食物系统的所有环节都高度依赖化石燃料。根据国际机构“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IPSE-FOOD）发布的，如今全球高达40%的石化产品，最终流向了食农系统。

而各种塑料产品的泛滥也与战后美国流动的生活方式和紧密相关，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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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人类本应该将石油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以更合理的方式的使用它。但以上例子清楚表明，如何使用石油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是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共同决定了什么样与石油相关的产品，会被鼓励生产出来，生产多少，又用来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和需求。

胡伯回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一位作家给尼克松写的信，或许能够表明美国人为何无力逃离石油消费：

“我们中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工作地点，只能依赖自己的汽车。我每天往返于工作地点之间需行驶70英里，但没有任何公交车能载我到那里。我必须驾车出行，而很快我便将无力购买燃油或承担相关费用。这实在不公平！”

最终，留给这位作家的只有一种为了生活而焦虑的情绪。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社会还存在着仇视阿拉伯国家的危险情绪，一位乡村歌手写道：“如果他们不降低油价，那我们就切断他们的食物供应。”

◉胡伯说，1970年石油危机对于美国人的一种震撼，来源于“其他”国家对他们自己的石油实施权力的胆大包天（audacity），这种情绪的一种结果，就是大量仇视阿拉伯石油人士的卡通漫画。这幅图由Pat Oliphant绘制。图源：https://athena.cut.ac.cy/

这两种情绪在一个社会同时存在，是十分危险的，依赖石油的生活方式完全能够与能源帝国主义形成危险的耦合关系。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人类通过科学掌握了改造世界的力量，但在具体技术产品研发和技术系统的设计上，却主动或被动地嵌入了资本的考量和政治的算计，当这些技术系统反过来殖民人们的生活，改造了人们的欲望，并限制了人们的行动，最终，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甚至与战争形成了反动的联动关系。而科学，又被用于强化战争的毁灭力量。这正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悲剧之所在。

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仍作为榜样和范例，扩散到后发国家。如果人类不想为了注定枯竭的资源打一场注定相互毁灭的战争，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问题可能就像那位作家的抱怨一样具体：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公交车？或许还可以追问点别的，为什么食物的供应链不能缩短，以防止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塑料包装呢？为什么不能鼓励不依赖农药、化肥的农业种植方式？

◉“世界最高生活水准”（”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来自Margaret Bourke-White的摄影作品Louisville Flodd Victims。图源：Rare Historical Photos

类似的问题并非没有人追问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北美的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在访问中国后，就写下了一篇题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文章，他希望中国在自行车之后，能够发展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而不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消费。

然而，事实证明，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它取决于我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判断：先进或者落后、富裕或是贫穷、自由或者压抑等等。但如今，在这些价值判断中，我们可能还要加上一组：战争还是和平，或者生存还是毁灭。面对美伊战争以及未来的各种战争危机，我们需要重新校正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赋予更可持续的生活以构建和平的积极意义。

最终，我们或许会找到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去使用石油这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参考资料

克利福德·D.康纳，《美国科学的悲剧：从冷战到永世之战》

雷蒙德·威廉斯，《战争：我们最后的敌人》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

詹森·摩尔，《生命之网：生态与资本积累》

美国能源信息署能源消费统计数据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67824#

-这是食通社第824篇原创-

食通社

作者

玉阳

一个师从D·H·劳伦斯的intp

编辑：裴丹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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