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分熟》：用纪录的方式拍剧情片，一次中女电影的影像实验

《七分熟》（英文名 Gold Life）是导演张歆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长片作品。这部电影源于她在博士毕业前后、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的真实经历，也是一次关于中年女性困境的影像实验。《七分熟》已入围第20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剧情长片”提名。

导演张歆希望通过本片探讨：中年女性的困境，究竟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社会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所致？她刻意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希望将电影变成一种揭示与自救的女性力量，让电影超越传统叙事，成为抵抗“心灵死去”的艺术。

影片在叙事上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试图将创作者正在发生的生活与镜头内的叙事形成镜像互照。影片不提供答案，而是将困境本身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勇气，引发观众对于女性处境的思考。

作为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入围并获得“最佳剧情长片”提名影片，凹凸镜DOC带来了对导演张歆的采访。

7月23日西宁海湖新区万达影城5号厅，《七分熟》第二场放映，导演会参加映后交流，欢迎大家的到来。

《七分熟》：用纪录的方式拍剧情片，一次中女电影的影像实验

采访：潜行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张导，您好。《七分熟》入围 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原型来自你一边在大理带孩子、一边攻读博士的真实经历，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把这段私人生活拍成电影？

张歆：博士毕业时，我面临一个两难抉择：一边是争取大学教职的机会，一边是希望让孩子在大理接受教育的个人意愿。这个矛盾持续了半年，让我整个人的状态陷入焦灼。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困境——许多女博士有父母帮忙带孩子或通过其他方式化解矛盾，而我的处境比较特殊。

我对让孩子在大理上幼儿园这件事有很强的执念，同时与大学沟通时，对体制内的条条框框也难以适应。另一方面，我的性格决定了即便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依然无法放弃社会自我实现的那部分诉求。被压抑的愿望达到一定程度，就转化成了创作的动力。

我相信，任何私人领域的话题，一旦被诚实地记录和讲述，它就不再只是个人的事,具体的人的困境，本身就能折射社会和时代的某些切面。我希望能获得一个自己主动构建的社会身份，这段经历又正好值得讲述，于是决定把它拍成电影。

凹凸镜DOC：影片片名“《七分熟》”有多重隐喻，您最想让观众捕捉到哪一层含义？

张歆：”七分熟”带有隐喻色彩，它更像一个相对论式的概念，偏向人生哲学的范畴。我们今天全力以赴所做的一切，过一两年回头看可能只有七分，但即便如此，当时依然会用尽全力去做。许多看似不那么正确的决定，过段时间回望，或许会发现它们并没有那么偏颇。

影片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她的生活究竟达到几分，对当时的她而言，那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属于她的黄金生活。不论这生活是苦是乐，是蜜糖还是掺着玻璃渣，七分熟都是一种挺舒服的状态——它不完美，却依然值得我们用尽全力去拥抱。

影片有了曝光度后，大家开始讨论”七分熟”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很妙。我们的片子因资金或筹备不足，本身可能就处于七分或七分熟的状态。片名书法字选用柠檬绿，我觉得它正是一种有点生涩但又充满生命力的状态。

凹凸镜DOC：您早年曾担任FIRST青年电影展初审评委，如今以导演身份带着《七分熟》入围主竞赛，从评审到入围创作者，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张歆：做FIRST评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约在2015年前后，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当时的评审工作没有将纪录片、短片和长片分开，每人需要观看五百多部影片。遇到真正喜欢的作品，我会从理论角度充分论证自己的判断。

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有一套自己的评判体系。到西宁后接触创作者也让我很愉快，大家都是同行，看到好作品就会由衷地欣赏，这其中没有任何利益考量，纯粹是审美的愉悦。不过当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创作者。

从研究生到博士，我接受的始终是学术训练，没有专业的拍摄经验，所以做电影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遵循了所谓正统或标准，但内心深处有股强烈的表达冲动驱动着我。拍摄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始终希望有一天能以作者身份回到这个场域。

后来因为读博和养孩子去了大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完全脱离了电影行业。我性格比较倔，别人都在做正事，我不愿意靠关系重新介入。心里想着，即便身处边陲，要回来也要带着作品回来。

如今以创作者身份进入主竞赛，心态当然会有不同，但不是一种创作就比评论和观看姿态高的心态——我自己做过评审，知道评委会对好作品抱有爱护之心——而是希望把电影作为一个介质和来到电影节的人们进行交流与对话。

凹凸镜DOC：片名《七分熟》很有辨识度，您想用它来定义女主角怎样的生活状态，又想传递对中年女性处境的哪些理解？您最希望观众看完影片后，对“母职”与“女性自我价值”的话题产生怎样的思考？

张歆：我写的这个人物，经历了诸多压力与挫折，但主体性极强，她非要拿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她在情感上将自己严密包裹，以坚韧的姿态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很少向外索求支持。创作时，我自然地把她作为第一性来处理。

我是女导演，讲的是女性的生活，天然带有女性视角。但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两性议题。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平权，是将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当我们放下简单的两性对立，男性观众也能从中看到他们自身面临的中年处境，来自父母、伴侣、子女以及职场的多重压力。

这是创作的出发点。男女是平等的，但女性确实要面对某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母职问题。男性在此类矛盾中通常可以“软着陆”，女性却很难。母职意味着爱与责任，当你生下孩子，天然的母爱便随之而来。但你要承担的责任更多：养育、陪伴、教育，它已演变为社会性问题。

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许多东西被转嫁到个体家庭，而男性在家庭中的缺席往往被社会默许，那实际上就是把以前社会承担的那部分直接转嫁给了女性。而女性在当代性别文化中又被灌输了个人价值实现，这必然与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局面十分复杂。虽然我把人物处理得有些特殊，但背后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如果观众能在观看过程中有所共情，就会开始思考，矛盾为何产生？是否有解决的方法或路径？这是单一的男性造成的问题，还是社会结构、性别文化、乃至我们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个人主义浪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位女性，因生育或事业受挫而陷入痛苦，无法单一归因。

我希望观众能从各自的视角去感受它，思考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女性身上引发了那么多冲突。我不会预设标准答案。如果大家能从不同层面提出反馈，我很愿意继续参与探讨，把这个问题带向更广阔的社会公共讨论空间。

凹凸镜DOC：影片带有极强自传色彩，融合了博士学业、婚姻育儿等多重中年女性困境，在把私人生活转化成剧本时，您做了哪些取舍、虚构化处理？您最想剖开的核心矛盾是哪一层？

张歆：将私人生活转化为剧本时，我遵循了标准的剧作框架，叙事大致遵守三幕式结构，按节奏逐步加重压力。前期主要是生活状态的展示，这部分完全取材于日常经验，事业上的困境也是真实发生的。剧本中有一部分是将发生过的事情重新演绎，另一部分则是为了收紧叙事压力而虚构的。在我看来，虚构的部分更像是对未来的预演。那些事情很可能在未来发生，我只是提前把它放进了叙事线里。

核心矛盾在于人物本身，一个极具主体性的女性，她始终在主动争取、大胆行动，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承担责任。我刻意没有把她塑造成底层或生活所迫的女性形象，因为当你想集中探讨一个话题时，底层处境反而会把问题分散。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在对她施加压力，选择就变成被动的而非主动的。

我有意避开这样的选题。她与母亲的关系已经和解，即便之前有些小矛盾。她自己读书读到了很高的层次，精神上有自主性，知识结构也算完善。但她进入婚姻和生育之后，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这个困难从何而来？她曾以为只要跑得够快，那些所谓“女性特有的问题”就不会追上她。然而进入婚姻和生育之后，这些问题还是来了。母亲没有给她压力，经济没有特别窘迫，身边的人和环境也没有构成明显阻碍，那她为什么依然深陷困境？

我想表达的核心矛盾就在这里：最终我们要追问的一定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而不是归咎于具体某个人。

凹凸镜DOC：剧本打磨耗时多久？

张歆：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完大纲，随后与制片、摄影、统筹开了四次会，讨论如何将方案落到实处。过程中改了四稿，大约半个月便定稿，随即投入拍摄。最终成片与定稿相比出入不大，基本按照大纲执行，只是调整了少量场次的前后顺序，以使叙事更加顺畅。

凹凸镜DOC：可否谈谈具体的拍摄方式？

张歆：剧本并没有完整的对话稿，我们是拿大纲拍的。具体来说，有三种拍摄方式：第一种，我会为每一场戏确定一句核心台词，这句话必须说出来，其余部分则允许即兴发挥；第二种，对于小孩的戏，我完全不讲戏，直接把孩子放进符合情境的场景中，进行抓拍；第三种，对于需要给出明确信息的对话场景，我会现场写台词分配给演员。

此外，也有完全即兴创作的部分。比如和我五姨的那场戏，她现场自己琢磨台词，没有提前和我对过，拍摄时她说什么我就接什么，完全是即兴的。

凹凸镜DOC：自导自演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张歆：没有感到特别明显的困难。我平时善于抽象思维，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剧中人。我最大的角色是导演，需要完成整部作品。表演时，我是把自己当作工具来服务于导演的创作意图，一旦入镜，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整个创作服务，不会在意自己是否上镜，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几乎完全忘记了自我的存在。

到后半程，我反而成为剧组最专业的表演者，因为作为导演，我能感知大家的表演状态，判断一条是否通过。其他演员都是素人，所以很多时候由我带着他们表演。

由于拍摄场次会打乱顺序，情绪不可能随时到位，遇到相对悲伤的戏份时我会提前让自己进入低频状态，不与剧组人员闲谈，以便表演时顺利进入情绪。

凹凸镜DOC：您是怎么指导这些素人演员表演的？

张歆：亲戚们状态都不错，尤其小孩。我从不给他们讲戏，没把他们当作演员，而是直接放进设定的情境中，让他们自由行动。表演指导上主要还是靠我自己带戏，素人演员的状态不太稳定，有时一条就很好，有时完全不在状态，台词反复说错。我参与表演时能够感受到现场氛围，觉得大致流畅了、构图完成了，就会过。

我认为素人演员保持一些紧张感或者语言上的不通顺，反而是可取的，比如母亲讲普通话时不流利，因为她是讲方言的人，突然切换语言，这种磕巴是正常的。保留那种“毛刺感”，更贴近生活真实。

凹凸镜DOC：最后一场戏，小孩是即兴发挥的吗？

张歆：最后那场戏其实是完全即兴的。我事先只确定了两个点：一句台词“再也没有人爱我了”，以及摄影师放下摄影机、上前抱我、再退回去继续拍摄的动作。除此之外全都失控了。因为我是真的喝断片了，后面完全不省人事，据说是剧组把我抬回去的。

凹凸镜DOC：哈哈，怪不得您演的那么真实且震撼。

张歆：第二天醒来我才知道那场戏成了剧组最特别的一刻。整场戏是剧组成员自发协同完成的，抓拍的素材里出现了很多特别“电影”的瞬间，完成我可能无法袒露的部分。

凹凸镜DOC：小孩演得特别好，好像知道点什么，又什么都不知道。

张歆：对，那段戏特别打动我的是孩子那种全然真实的状态。孩子说“我都困了”，如果他说“我爱你”，我反而觉得不够珍贵。

凹凸镜DOC：影片总共拍摄时间是多少天？

张歆：整个拍摄分为两个阶段。9月份先拍了一周，那时剧组尚未完全组建，只是为了记录一些等不了的生活事件，比如搬家、幼儿园的中秋晚会之类，所以临时找人用不统一的器材先拍。真正的剧组10月中旬才到位，正式拍了20天，辗转大理、昆明、四川邻水三地。大理部分全部拍完才转至昆明，最后再到四川。

凹凸镜DOC：影片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形成“镜像互照”的质感，在镜头语言、剪辑节奏、表演方式、镜头调度上做了哪些具体设计？

张歆：在镜头语言方面我并未做太多设计，但清楚整部片子需要的质感。因为选择的是素人表演、真实人物关系和生活化叙事，我希望它不要过于风格化，尽可能贴近现实，接近纪录片质感，因此前期选摄影指导时就明确了方向：不要工业化团队，不需要大机器和轨道，而是能接受手持、小机器这种创作观念的摄影及团队。

找到愿意参与这种方式来创作的摄影指导后，我们在大理只有两天时间看景，第三天便开始拍摄。很多美术上的调整是边拍边做的。镜头调度完全交给摄影指导，每场戏都是现场确定构图和走位，即兴创作的成分很多。我对影像质感的把控主要在于前期选择摄影指导，并给予充分信任，把这一部分完全交出去。而我则专注于剧本、镜头内的表演和调动演员。各自分工，彼此信任。

剪辑节奏方面，剪辑指导汪迪给予了很多帮助。我们的拍摄方式决定了大部分镜头都是一条过。素人演员的状态不稳定，我会在现场快速做出判断，觉得可以就过。有时拍到第六、七条，打板的人都会着急。因为素材量不大但单条时长很长，比如跟拍小孩的段落，剪辑时需要借用纪录片的剪辑方法。

不过好在我们有大纲，有剧作结构打底，初剪可以按场次搭建。初剪版本很长，剪辑指导在保证叙事骨架的基础上，把那些细微末节都修剪掉了，保留了最好的部分，最终达到了现在的流畅度。我经验不多，这是我第一部电影，只是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整个过程是很多优秀的创作者一起参与完成的。

在表演方式上，面对素人演员，我会尽量不去消耗他们，不在片场追求“下一条更好”，而是迅速做出取舍。

镜头调度方面，基本是现场与摄影指导商量着来。因为拍摄多在室内，调度空间本身有限，人物和镜头的运动方式并不复杂。为了保持情感的真实性，比如母女长谈那场戏，我们架了三个机位，之后所有人全部撤离现场，只剩下演员。那条只拍了一次，聊了二十多分钟，最后剪出来六分钟，后面她真的哭了起来。这样做是为了不打断情绪状态，室内的调度空间确实不大，但像幼儿园里小孩跑来跑去的戏，调度又必须非常灵活。

凹凸镜DOC：影片的声音(包括音乐），您是怎么设计的？

张歆：前期我们并没有做专门的声音设计。9月份第一次拍摄时，有位声音老师正好陪亲人来大理旅行，就自带了设备，费用不高，环境音也录得不错。

后来因为剧组成本有限，声音方面的费用较高，我们只好找了打包价的声音团队，但前期录音存在一些环境音和准确度的问题，给后期带来不小麻烦。将来如果再创作，我会更加重视这一部分。

配乐方面，我们找了花西乐队。主唱小马看了初剪后觉得故事的叙事已经比较流畅，表演和剧作已经把情绪顶到位了，不太需要音乐去强推。他说只能“见缝插针”地做。当时他让我给每场戏标出情绪走向，用渐变色来表示，比如快乐用红色，忧郁用蓝色，中间用过渡色连接。我本来就是按人物情绪去写剧本，做这个并不困难。他拿到后说从没有导演给过他这样的东西。他最初给的音乐段落比现在多，但我们觉得有些地方太密集了，就商量着撤掉了一些。

凹凸镜DOC：作为长片首作，预算和拍摄周期有限，拍摄阶段遇到的最大现实难题是什么？做了哪些妥协或调整？团队是如何调整方案完成拍摄的？

张歆：当时项目启动得很快，创作欲推动着一切迅速展开，筹备时间很有限。同时因为带有纪录性质，9月份拍摄时团队尚未成型，设备也不齐全，可能只有一台FX3，FX3寄过来前只有一台SonyA7m3，但那些素材不少都被用上了，包括DV拍的段落，它们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内容。这也导致后期需要花力气去平衡不同介质带来的问题，算是前期太仓促给后期造成的主要困难。

但拍摄过程本身非常快乐。大家沉浸于即兴创作，拍完那场醉酒戏之后，整个剧组真正拧成了一股绳。我那时一个人可能要干五六个人的活，其他人也承担着三四人的工作量，但没有一个人喊累。他们反而经常感叹“又到饭点了”、“怎么吃得这么好”。最终杀青提前了四天，但剧组的人都不太舍得走，觉得没拍够。

我们也没提前准备太多应急预案，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具体方案，只是清楚要拍哪些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一种反权力结构的工作方式，有问题不追问是哪个部门造成的，而是亲自带头去解决。大概两三天后，大家都不再保持心理社交距离，遇到问题主动处理。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甚至看我太累，能解决的问题都相互帮忙解决，尽量不最后推到我这一层来。

说实话，大家都是以很低的酬劳来参与这个项目的。他们认可这个项目，并愿意来帮助我，我也因此一直心怀感激。剧组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之后也陆续有合作。拍摄时伙食超了预算，我们没吃过盒饭，每天到点带大家吃好的，甚至有手冲咖啡送到片场。我始终觉得不能亏待来帮我的人。

凹凸镜DOC：您考博是为了换一份工作吗？可否谈谈这段心路历程。

张歆：其实这个问题跟我拍片有一个深层的相似之处。我本科毕业后的经历比较曲折：我先去了大厂，待了一年，然后出来开了家广告公司，那段时间赚到了钱。在广州时和广州美院的朋友们走得很近，常聊一些深刻的话题，逐渐发现自己对很多社会现象感到愤懑，再往深了又说不清楚，于是决定重新回去读书。我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但那是第一次真正有念头想读书。那时我已经本科毕业五年了，研究生班上最小的同学比我小八岁。

硕士毕业之后，我不太想进公司和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一起从底层做起，加上当时经济上也没有太大压力，因为已经结婚了，家里条件不错，没必要为了挣钱去工作。于是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在家待了一年。我前夫问我天天在家做什么，我说那就去考个博吧，就考上了。读博期间，因为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拿到学位，所以即便辛苦，也只是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并不焦虑。

但博士毕业之后，研究生毕业时那个问题又回来了，再也逃不掉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好像什么都能做，能力也不错，但真正想做的究竟是什么？人生中的核心课题，终究是躲不掉的。

凹凸镜DOC：很多独立女导演会被标签化“女性导演”，您如何看待这种标签？创作时会刻意规避或强化女性视角吗？

张歆：我认为刻意规避或强化女性视角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刻意规避意味着不去触碰女性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女性，我的所有生命体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天然就是女性的，这是无法回避的。

“女性导演”这个标签更多是社会赋予的，分类是社会运作的方式。就像别人介绍你时会说“这是中国人”，很多关于中国人的标签会立马打上来，但相处下来会发现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又慢慢撕掉一些标签。我不会应激地反对“女性导演”这个称呼，它本身不会困扰我。是否会持续使用这个标签，取决于社会性别文化发展到什么阶段，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事。

我真正希望的是，观众看这部片子时，能把它当作“一个人”的故事来看待，这本身就是女性主义的重要进步。当然，片中人物的经验是更女性化的。但我也拥有很多通常被归于男性的品质，如果有一天，当人们不再说“你像个男人”，而是认为“女性也可以这样”，那我就觉得对了。如果大家觉得片中的女性形象不是“像男人”或“无性别”，而只是某一种具体的女性、一个完整的人，那就是我想要的环境。

凹凸镜DOC：您同时担任过一些电影赛事的初审评委，在您看过的青年导演作品里，新生代创作者对女性议题的表达，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歆：因为中间有六七年断档，所以近年的作品看得不多。但凭感觉来说，现在年轻的女导演越来越多，关于青春成长的阵痛、原生家庭的摩擦这类题材已经比较丰富了，大家愿意从个人感受出发去表达，女性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但婚育后的女性表达似乎还相对稀缺，中年女性创作者的数量可能也不及年轻群体。这可能与她们进入家庭生活、精力被分散，或者部分人转向高校、学术路线有关。

我希望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能参与到创作中来，讲述她们所经历的具体困境。如果有老年女性也能参与，那一定比年轻人去想象老年生活要更加真切。

凹凸镜DOC：《七分熟》之后，下一部会继续深耕中年女性现实叙事，还是尝试全新题材？

张歆：我有一部长剧本正在修改，其实比《七分熟》更早。它同样聚焦家庭剧情，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我写男性第一视角可能不够贴切，所以大概率还是会以女性叙事为主，但具体是中年、青年还是老年，不必分得那么细，或许下一部女主角才三十岁，比我现在的角色年轻一些。不过我的偏好一直集中在家庭剧情这个领域，家庭始终是我的创作战场。

凹凸镜DOC：对于同样想拍私人现实题材、兼顾家庭与创作的青年女性电影人，您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

张歆：对于同样从私人现实题材出发、兼顾家庭与创作的同行，我其实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出。像我这样的做法本身是一种冒险，甚至有些孤注一掷。我当然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与此同时，这种自我解剖和袒露也把自己置于并不安全的位置。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走同样的路。创作终究是一种表达，至于什么样的方式更适合自己，那是每个人需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七分熟》

导演: 张歆

类型: 剧情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上映日期: 2026-07-19(FIRST青年电影展)

片长: 93分钟

又名: Gol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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