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生二胎的广东中年，与长辈的漫长战争

几个月前，婆婆 在客厅 又一次提起了二胎的事情，庄瑜找借口回到卧室，留下丈夫与婆婆沟通。她听见丈夫告诉婆婆“不生二胎了”，很快两人争吵起来，其后母子俩冷战了一周。

事实上，庄 瑜 要承受的压力远多于丈夫。夫妻俩老家都在潮汕，丈夫是独子，女儿读幼儿园以后，婆婆催二胎的节奏比以往更急迫。婆婆与庄 瑜 母亲都在深圳生活，两个老人关系不错，来往很频繁，婆婆经常委婉地向她母亲暗示：“亲戚抱了孙子了”“某某家刚生了二胎”……

每次听到这些暗示，母亲旋即把矛头对准庄 瑜 。除了要对婆婆有所交代，这也源于母亲内心的固有认知， 她是典型的潮汕传统女性， 婚后生下两个女儿后才盼来儿子。在母亲的观念里， 庄 瑜 理应为丈夫的家族生个男孩，母亲甚至曾对她说过“不生对不起（丈夫）祖宗”。

对此庄 瑜 愤怒又无奈，“你生了我以后，也被别人催着要生儿子，就不能摆正你的态度吗？”她问母亲。母亲不为所动，接着为她规划：生了二胎后，庄 瑜 要辞职回家带孩子，小家庭如果有经济上的需要，她愿意提供支持。

孩子出生后，婆婆一直在小家庭里帮忙带娃，他们确实需要老人的支持。庄 瑜 和丈夫都清楚，那次冷战不是催生的终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恐怕都要面对这种绵长细碎、亲情与越界交织的催生压力。

同为女性的母亲，为何成为催生者？

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催生二胎的讨论中，婚育女性面临的催生压力，有来自丈夫的，也有来自公婆和亲戚的，还有来自邻居同事等社会关系，但还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父母。

父母催促女儿生二胎的理由，有“他家只有他（丈夫）一个儿子”“让我们在你婆家面前抬得起头” “生个男孩绑住男人的心” “婆家不好意思提，娘家有责任督促”……在网上，一部分女性讨论这些催生理由时，直言“催二胎就是催男孩”。

孙晋岚的母亲没有说那些话，她催生的理由是“多生一个，将来互相有个照顾”。孙晋岚能理解母亲的考量，却无法接受母亲对她生育风险近乎刻意的忽略。七年前怀女儿时，孙晋岚查出妊娠期糖尿病，而且胆汁酸偏高，胎儿有宫内死亡的风险，医生明确建议不宜再次生育。这一切母亲全都知道，却还要让她再次涉险。

这些催生观点与现代观念相去甚远，但大家都不陌生，催促背后，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物化法则：女性的身体、生育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女性的生育功能，被视为娘家对婆家的“交代”，关系着娘家在熟人网络的面子和信用；生育或生男孩是女性获得稳定婚姻的“筹码”。

而在一部分家庭里，当女性不能完成生育KPI，她可能会被指认为婚姻关系的“破坏者”。社交平台上，不少女性分享过因不愿生二胎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经历。

许多女性和庄瑜一样，感到最无力的，是母亲为什么成了那个施压者。母亲同为女性，同样经历过生育之困，本应理解和体谅自己，为什么成了催生阵营里的说客。

而这正是母亲作为更传统的女性，难以摆脱的困境。性别主义者常提及“父权制的女性代理人”，母亲通过“生育任务”实现了社会价值，她们也将这种规训内化为理所当然的本分，转而向女儿施压。这是她们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里，获得认可和话语权的方式。

在这场催生拉锯战里，丈夫们并不处在同一个位置。有人是坚定的催生者；有人本来和妻子想法一致，却在父母持续施压下成为合谋者；也有一部分人和庄瑜丈夫一样，始终与妻子站在一边，为此不得不一次次面对与长辈的冲突和拉扯。

“普通家庭里，真正深度参与育儿的爸爸，基本不想生二胎。”庄瑜说。这个观点在互联网讨论中也频频出现，“我老公带娃带得奄奄一息，谁提议生二胎，他就怼谁”，一名女性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李汀的丈夫就是个例子，他们生活在广州，儿子将近一岁。丈夫曾想过再生一个女儿，但儿子出生一个月后，他目睹李汀的辛苦，自己参与带娃后也觉得吃不消，便彻底打消了生二胎的念头。

一名男性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处境。父母催二胎催得厉害，妻子对此非常反感。他与妻子立场一致，但父母态度异常强硬，“除非断绝关系，否则绕不开这个问题”。他不可能与父母断绝关系，两代人各不退让，他夹在中间心力交瘁。

但这部分男性的处境和女性一样吗？庄 瑜 认为并不一样。丈夫对抗的是孝道，他的压力来自父母所代表的家族关系网。而庄 瑜 作为女性，压力来自四面八方，公婆、父母、同事邻居， 还有那些无处不在、来自于社会结构的无形压力。她要拒绝的远不止长辈意志，更是那个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生育天职”，她要捍卫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价值。

“为什么不再生一个？”

“为什么不再生一个”，这是许多育龄女性绕不开的问题。无论已经生过一个还是两个，她们总要面对这种反复的追问。

我联系的四位被催生二胎的女性，分别来自深圳、广州、东莞三座城市。她们感受最明显的一点，是孩子出生后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孙晋岚生活在东莞。她25岁开始创业，公司起步不到一个月就发现怀孕，紧接着被查出妊娠期糖尿病和胆汁酸偏高。怀孕之前，她甚至没听说过这些病症。更让她不安的，是胎儿可能有宫内死亡的风险。

整个孕期她高度紧张，极度自责，和丈夫频繁跑医院，晚上一旦感觉不到胎动，就立刻用胎监器听心跳。为了控制血糖，她两个月没吃过米饭，菜里不放酱油，晚上挺着大肚子走一万步。在这样的情绪压力和身体状态下，她还要正常上班、跑业务。

生完孩子后，孙晋岚休息了不到五十天就复工了。之后的几年，她的时间和精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要工作、要带孩子、要备考会计职称。为了周末能挤出时间陪孩子，大多数周五她要熬夜学习到凌晨两三点。考完中级会计后，她感觉“半条命都没了”，实在挤不出更多时间，她放弃了后续的职称考试。

孙晋岚在家庭、职业发展和育儿责任之间疲于奔命。而这，还是在丈夫提供了足够理解和支持的前提下。

孕期查出健康风险后，丈夫当即表态“只生一个”，这也是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和自责。母亲帮忙带孩子到两岁半，之后丈夫便接过了大部分家务和育儿事务，做饭、晚间辅导作业、周末带孩子运动。更重要的是，无论孕期还是产后，在她育儿、工作和考证之间奔走的每一个关口，丈夫都会及时地给她开导和鼓励。

庄瑜也有同样的感触。虽然婆婆帮衬不少，丈夫在育儿中也算得力，可她依然在上班、家务和孩子之间，感到分身乏术。

而对于更多女性来说，丈夫的参与以及其他社会支持都相当有限。她们成了那个被困住的人，为了家庭和育儿，不得不在职业发展和个人追求上做出让步。

李汀几天前刚刚结束产假回到职场。过去近一年，她休完产假又休哺乳假，全职在家带孩子，精力被透支得一干二净。儿子小月龄时，差不多一小时就要喂一次，“白天基本挂在身上”，夜晚的哺乳也全都靠她。儿子四个月时赶上睡眠倒退期，夜里一小时一醒，持续了一个多月，依然是她一个人起床安抚。

这也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消耗，起夜频繁让她陷入了“孩子睡着我睡不着，我睡着了孩子又闹”的失眠焦虑，长期缺觉导致她极度疲惫、头痛，心力交瘁时她情绪崩溃大哭过，不少时候她感觉自己“人不像人”。而丈夫要上班，只能分担了一部分家务，比如采购日常所需，但这些也让他疲惫不堪。

婆婆时常催他们生二胎，李汀父母也认为应该再生一个，理由是“一个孩子太孤单”。但双方老人的催促并未给李汀造成太大困扰，一来婆婆已经有两个孙子（丈夫哥哥也有一个儿子）了，催生意愿没有那么强烈，二来丈夫听到婆婆催生，也会态度干脆地回绝她。李汀觉得，如果自己生的是女儿，婆婆催生的意愿可能会大不一样。

生活在广州的唐悦园 正遭遇着频繁的催生。她女儿今年三岁，“孩子两岁了可以再要一个了”“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以后老了病了，就一个孩子照顾会很累的”……这些话来自公婆、父母、亲戚，还有邻居，听得她“耳朵都起茧子了”。长辈催生的理由都是”一个孩子孤单“。但唐悦园隐约觉得，这背后还有隐性的压力，比如对“二胎最好是个男孩”的期待。

再养一个孩子，唐悦园想想就觉得累。女儿出生后唐悦园没有再去上班。婆婆帮忙带到孩子一岁，此后她一个人撑到了现在。丈夫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度不算高，按唐悦园的估算，大约只达到她期待的六成。

一个人带孩子，唐悦园经常觉得筋疲力竭。有时候孩子生病，她整晚只能睡一个小时。“上班的人尚且还有周末和下班时间，而全职妈妈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唐悦园一天最放松的时间，是宝宝睡着后，她可以放松下来，看看剧、刷刷手机，“但也不敢玩太久，不然睡眠更不够”。

生育这笔账

对孙晋岚来说，一个孩子已经够了。她坦言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孩子”，更需要把时间留给自己。“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了，也想让自己活得精彩。女儿今年七岁，我也是这么鼓励她的。”

现实因素同样无法忽略。托育等公共资源不足；经济下行、职业上升通道收窄、35岁失业风险如影随形；生活成本和养育支出居高不下……这些是孙晋岚和另外三位女性不愿再生一个的共同考量。

孙晋岚观察，在自己生活的小区里，二胎三胎家庭居多。这些家庭的养育通常分两种情形，一种是有老人帮忙，女性才能出去上班，家务落在老人身上，另一种是双方老人经济条件较好，女性可以不用上班，但基本包揽了所有家务。

孙晋岚留意到，不少妈妈聊起生二胎或三胎的理由，差不多都会说“孩子之间有个伴”，不过“语气里能明显听出‘一定要生男孩’的意味”。孙晋岚记得，有位妈妈说过“还好我第二胎是儿子，不然我妈都要催我生三胎。”

这些家庭里，孩子大一些或者有老人帮忙的全职妈妈，陆续都去上班了。孙晋岚认识一位三胎妈妈，既要上班，又要接送三个孩子，还要操持做饭等家务，“每次碰见她都是行色匆匆，总有干不完的活的样子”。这位妈妈跟孙晋岚闲聊时，说过自己“很累，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早就离婚了”。

在日常接触中，孙晋岚发现全职妈妈的经济基本依赖丈夫或双方父母的支持，而她们普遍没有太强的经济危机感。这一点她不大理解，“是百分之百相信婚姻一定可靠，还是单纯不愿承受工作的辛苦？”

但危机感，孙晋岚、庄瑜、李汀、唐悦园都有。

孙晋岚和丈夫都在创业，丈夫开学历培训公司，她开财务公司。对于未来她没有那么乐观，毕竟大环境不好，收入与公司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我没法预知后续的收入，可育儿成本是持续的开支。万一我没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会不会有挫败感呢？”

庄瑜和丈夫都在企业上班。疫情以后，庄瑜公司的业务一直不稳定，她已经超过35岁，如果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丈夫同样面临35岁危机。

李汀和丈夫的工作相对稳定，但收入上升空间有限。尤其是疫情后，收入及福利相较从前已大打折扣。她觉得，如果经济宽裕，养育孩子本是快乐的，可以请育儿嫂甚至外教来帮忙。但现实是，作为普通家庭，在广州多生一个孩子，未来二十年的家庭收支，恐怕都得重新掂量一遍。

李汀观察，身边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前三年，重心一般偏向家庭，职场竞争力大多弱于男性，她也担心自己未来几年的职业发展。

如今孩子快上幼儿园了，唐悦园开始为找工作发愁。“社会对生育女性的就业保障实在有限”，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否回到职场。

催生这件事上，孙晋岚和母亲并非没有交流。她跟母亲解释自己的难处，精力有限、工作太忙，两个孩子实在顾不过来。不过，母亲对工作的理解是另一番状态，“坐八个小时累个啥？” 在母亲看来，“坐办公室”就是很轻松的工作。但母亲又认为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自己赚钱花起来方便，伸手要钱还得人家给才有。”

母亲常念叨“多个孩子，老了多个人照顾”，孙晋岚能理解，这是上一代人的普遍想法。但她和丈夫不这么想，“将来我们老了，能动的时候，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动不了的时候，去养老院也挺好。”

李汀父母、公婆都在广州生活。不过，她父母还在上班，只有周末能过来搭把手。丈夫这边，他哥哥有个两岁半的儿子，主要靠婆婆照顾。婆婆曾帮李汀带过一阵孩子，但因育儿观念发生摩擦，待了一段时间便离开了。

李汀返岗后，孩子暂时由公公帮忙照顾。她不确定公公能否带好孩子，“可能没有那么细致”。她和丈夫计划先试几天，实在不行就送私立托育机构，每月费用在三四千元上下。这笔费用不低，但她没听说广州有针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公立机构。心理上，她不舍得孩子这么早入托，但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走这条路。

庄瑜姐弟四人，她很珍视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羁绊，那是一种她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却深切而亲密的情感。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她也希望女儿能拥有这样的羁绊。问题是，她不能撇开现实。

（备注：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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