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种业供应链重组启示

俄乌冲突爆发后，种子并未像能源、金融和军工产品那样直接出现在多数西方制裁清单中，但俄罗斯种业供应链仍然受到系统性冲击。原因在于，种业是农业生产最上游、技术含量最高且知识产权最密集的环节，种子贸易高度依赖跨境结算、国际物流、品种授权和跨国企业服务网络。金融制裁、运输限制与外资企业战略撤离叠加，足以切断高端种子供应的关键节点。俄罗斯作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却在冲突前长期依赖欧美跨国种业公司提供玉米、向日葵、甜菜、马铃薯和高端蔬菜等关键种源，这一“粮食大国、种源弱国”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中集中暴露。

图/中经视觉

危机前的结构性依赖

冲突前，俄罗斯农业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种业自主可控能力与粮食出口能力并不匹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种业的市场规模较大。在危机前，俄罗斯种业的市场规模约为15亿美元，属于全球中等规模种业市场。与相对庞大的市场规模并存的现象是，俄罗斯种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不足，每年大约需要花费4亿美元进口大量的种子，且种子进口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粮食出口规模与种业自主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位——一个依赖进口种子维系出口竞争力的农业大国，其供应链安全本身已潜藏系统性风险。

这种种子依赖呈现出鲜明的作物结构性差异。播种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种规模，从播种面积来看，小麦占36%、向日葵占12%、大麦占10%、大豆占4%、玉米占3.5%。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这些主要作物在种子自主程度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小麦和大麦等传统优势作物以本土种子为主，冬小麦国产率超过九成，春小麦和春大麦国产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玉米、大豆、油菜、向日葵、马铃薯和甜菜等作物上，外资种企长期占据关键位置。2022年前后，俄罗斯甜菜种子进口率接近97%，向日葵超过70%，马铃薯超过60%，玉米和大豆也处于较高外部依赖状态。这些作物恰恰关系饲料、油脂、糖料和食品加工安全，一旦高端杂交种子和配套服务中断，影响可能会沿农业产业链向下游传导。

这种传导风险之所以难以化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跨国种业企业对俄罗斯高端种子长期的市场渗透。俄罗斯本土企业虽然拥有一定种质资源积累，但在商业化育种、分子育种、基因编辑应用、品种更新速度和全球营销体系等方面与西方巨头存在明显差距。

政策重组与治理响应

2022年2月后，西方制裁并未以种子为直接打击对象，但金融与物流限制实质上改变了俄罗斯种业贸易环境。金融层面，2022年2月24日，美欧对俄5家主要金融机构及13家实体实施制裁，并在26日正式宣布禁止部分俄罗斯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约占俄罗斯国际储备总额的一半。物流方面，欧盟对俄实施航运、航空和公路运输限制，种子等农资物流通道大幅收缩。在此背景下，在俄运营的欧美种子企业纷纷收缩或撤离。美国的科迪华于2022年4月宣布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该公司此前占据俄罗斯种子市场约20%的份额。德国的拜耳于同年3月暂停在俄非必要业务；丹麦种企DLF也宣布立即中断对俄出口牧草、糖用甜菜和草坪种子；德国的科沃施也决定无限期暂停在俄的新业务扩张或启动计划。这些企业的退出不仅意味着商业关系的中断，更直接削弱了俄罗斯在高端杂交种子领域的供给能力，将潜在的贸易风险转化为现实的种源缺口。

面对这一局面，俄罗斯政府的应对大致经历了从短期应急到中长期体系重建两个阶段。在冲突初期，政府首先采取应急性措施，通过出口限制、进口管理和行政协调优先保障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供给，避免油料、粮食及关键农产品价格失控。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围绕种业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系统性的进口替代部署，其治理组合涵盖以下几个层面：第一，目标管控。政府发布作物种子自给率年度计划，将不同作物分门别类设置阶段目标，试图用明确的时间表约束进口替代进度。第二，配额限制。俄罗斯在2024年开始对“不友好国家”实行种子进口配额制度，且配额数量逐年下降：2024年配额为3.31万吨，2025年压缩至1.83万吨，2026年进一步降至1.5万吨。第三，强制本土化。2023年5月，俄罗斯政府颁布第754号决议，要求在俄运营的外资种业企业必须与俄方成立合资公司，且俄方持股比例不得低于51%，同时要求外资企业在俄境内建立育种基地。第四，财政扶持。俄罗斯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升，从2022年的2850亿卢布增至2024年的6650亿卢布，增幅超过130%，其中种业研发和种子生产补贴是重点投入方向。第五，进口多元化。俄罗斯积极拓展“友好国家”的种子供应渠道。以向日葵种子为例，土耳其供应商的占比迅速提升至52%，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向日葵种子进口来源国。

上述五类工具在作用机制上存在内在差异，需从经济治理角度加以区分。配额与本土化要求属于管制型工具，通过行政强制改变市场准入条件，短期内可快速重塑贸易结构，但同时制造了寻租空间——配额分配权集中于审批机构，进口商存在绕道“友好国家”转口的激励。财政补贴属于激励型工具，理论上能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其传导效率取决于补贴是否直接与研发产出挂钩，而非与产量或市场份额挂钩；若后者成为分配依据，补贴将更多流向产能扩张而非技术积累。进口多元化（转向土耳其等国）属于替代性工具，能缓解短期供给缺口，但并未解决核心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的实质依赖。三类工具并行推进，既形成合力，也内含张力：管制型工具压缩进口空间，激励型工具填补国产缺口，替代性工具维持短期稳定——三者的协同程度，最终决定了重组的实际质量。

综合来看，上述治理组合表明，俄罗斯的种业重组并非简单的去全球化，而是以地缘政治安全为边界、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供应链再布局：一方面，通过配额和本土化要求系统性削减对西方的依赖；另一方面，借助财政投入和多元化进口构建替代性供给网络。

重组成效与治理代价

评估治理组合的成效，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贸易结构层次，即进口量是否压缩、国产率是否提升——这是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二是农业生产层次，即粮食产量是否稳定、农户成本是否可控——这是政策干预的最终目的。

上述治理组合的实际效果如何？从量化指标看，俄罗斯种业重组在短期内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进口规模的急剧收缩上：2022年俄罗斯种子进口量约8.79万吨，2023年降至约5.77万吨，2024年约2.98万吨，2025年进一步降至约1.85万吨，三年间降幅近八成。与之对应，国产种子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整体国产率由2022年的约60.3%提高到2024年的约67.6%，2025年达到约69.3%。向日葵、玉米、大豆、油菜和甜菜等品类的自给率均不同程度上升，部分作物实际进度超过年度计划要求。进口收缩释放出的市场空间，为本土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窗口。Ruseed等企业借助进口配额、财政扶持和市场空缺迅速扩张，向日葵种子生产和销售能力大幅提升；农资分销平台也开始把国产种子纳入重点推广体系，推动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链条逐步闭合。俄罗斯农业部还提出将俄罗斯由粮食出口国进一步塑造为种子和农业技术供应者，2025年已向多个国家供应国产种子。这表明，供应链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本土产业主体的市场空间，强化了市场政策预期。

然而，进口数字的下降并不自动等于供应链安全的提升。行政手段能够迅速改变贸易结构和市场份额，但重组的代价也在同步累积。第一层代价是农业产量的波动。2022年俄罗斯粮食总产量约1.5767亿吨，2023年降至约1.4490亿吨，2024年进一步降至约1.2586亿吨，2025年虽回升至约1.4115亿吨，但仍未恢复至冲突初期水平。产量下降与天气、出口限制、投入品成本等多重因素有关，但高质量进口种子获取受限、国产替代品短期内难以完全满足需求，是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玉米等作物产量连续承压，说明种源质量变化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稳定性。产量波动进而引发第二层代价：成本上升与价格传导。进口配额压缩后，部分优质种子供给紧张，甜菜和玉米等种子价格明显上涨。种子成本上升叠加粮食产量波动，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压力。俄罗斯为稳定国内粮价采取出口配额，虽能短期保障国内供应，却削弱了农企的盈利能力和再投资意愿，进而拖累产能恢复，形成恶性循环的风险。第三层代价则触及重组的深层瓶颈：质量差距与灰色市场。国产种子在单产、抗病性、适应性和稳定性方面与跨国企业高端品种仍有差距。一旦正规优质种子供应不足，农户可能转向未经认证或来源不明的种子，这不仅削弱政策调控效果，更带来农业生产和生物安全隐患。

将上述两个层次的证据整合对照可以发现：在贸易结构目标上，俄罗斯种业重组成效显著——进口量三年降幅近八成，整体国产率从约60%提升至约69%，短期内数量目标基本达成。然而在农业生产目标上，代价明显：2022年至2025年期间，粮食产量累计减少约3180万吨，种子价格显著上涨，灰色市场持续扩张。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俄罗斯案例揭示的不仅是一国产业政策的得失，更是危机情境下国家治理工具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深层张力：行政手段能够改变贸易结构，却难以替代市场激励完成技术积累；强制本土化能够留住产能，却难以留住核心知识；配额压缩能够重塑市场份额，却难以重建农户对国产种子的信任。这显示了以行政替代市场的供应链重组的内在限制，也是中国在推进种业振兴时应当提前谋划、主动应对的治理挑战。

对中国的治理启示

俄罗斯的种业重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这种参考价值不仅仅来自两国处境的相似，还来自差异背后共通的产业逻辑。中国口粮作物供种总体安全，水稻、小麦等领域具备较强的自主育种优势，种业市场规模也居全球前列。但在部分高端蔬菜种子、大豆品种质量、玉米核心种质和生物育种底层技术方面，结构性短板依然存在。俄罗斯案例的警示意义在于：供应链脆弱性往往不会在常态中暴露，却会在极端地缘政治冲突、出口管制或生物安全事件中放大。与其在危机后被动补救，不如在开放条件下主动构建韧性。

一是将种业安全的根基置于长周期技术积累之上。俄罗斯经验最深刻的教训，是行政手段可以迅速改变市场份额，却无法在短期内弥合育种技术的代际差距。育种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失败率高的固有特征：杂交育种往往需要多年连续选育，生物育种和基因编辑更依赖稳定的技术平台、数据资源和人才团队。中国应持续加大对核心亲本材料、种质资源鉴定、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表型组平台和生物信息技术的投入，推动科研资源配置更多转向产业化育种能力的实质提升。唯有如此，自主可控才能体现为田间品种性能的真实竞争力。

二是分级分类推进：精准研判替代节奏。技术投入需要方向，而方向的确定取决于对不同作物安全等级和竞争格局的精准研判。并非所有品类都需要，也并非所有品类都适合同一节奏的国产替代。对水稻、小麦等已具备自主优势的口粮作物，重点应在于提升优质化、绿色化和宜机化水平，巩固既有领先地位；对玉米、大豆等供需缺口较大、国际竞争激烈的作物，应设置合理过渡期，在保障生产效率的同时逐步提升本土品种的单产和品质；对胡萝卜、番茄、青花菜、洋葱等进口来源集中的高端蔬菜种子，应实施点对点攻关，集中突破高附加值品类的短板；对非战略性小众经济作物，则可更多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将有限的科研投入聚焦于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分级分类的意义在于避免一刀切式的进口替代，俄罗斯的经验已经表明，不加区分地压缩进口，其代价可能远大于收益。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化监管：制度基础的夯实。俄罗斯案例中灰色市场的扩张，并非偶然的市场乱象，而是制度约束薄弱的必然结果：正规渠道供给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和种子来源追溯机制缺乏执行能力，农户的理性选择便转向未经认证的种子。这一传导机制的启示在于：制度环境的缺位会系统性侵蚀政策干预的成效，无论国产化比例提升多快，若无法约束侵权行为、建立品种信任，市场乱象都将成为重组的暗流。中国需切实解决套牌侵权、品种同质化、种质资源利用效率低和企业研发投入分散等痼疾。应加快建设国家级种业大数据平台，贯通种质资源、品种审定、生产许可、市场流通和农户反馈各环节，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全链条可追溯监管。种业创新只有在侵权成本足够高、品种权保护足够严、审定和流通数据足够透明的环境下，才能吸引企业持续投入。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心研究员 于长鑫）

本文第二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黄昊雨；本研究由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视角下种业科企协同机制优化研究：基于北京典型模式与全国经验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25BJ03209）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