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一个靶场选址,差点让王树声和彭德怀当面顶起来。
那不是普通营房,也不是一块训练空地。炮弹要落地,飞机要投弹,枪炮要定型,射程一拉开,附近村镇、工厂、河网,全都成了问题。
王树声看完图纸,脸色就沉了。
他没有马上拍板。
桌上摊着靶场方案,华北某地、东北某地,两处地方摆在眼前。多数人倾向前者,理由很顺:苏联顾问参与设计,交通方便,工厂近,材料好调,部队以后进驻也便利。
听起来没毛病。
可王树声盯住的,不是方便。
是炮弹落在哪里。
王树声一九〇五年生在湖北麻城,早年在黄冈读书,后来投身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后,他在鄂豫皖、川陕、长征路上一路打出来。
到长征时,他已经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这个人不是没见过大场面。
雪山草地、河西走廊、太行山、中原突围,他都走过。仗打多了,他心里有一杆秤:纸上说得再好,落到战场上,差一里地,可能就是几十条命。
他没有说话。
他要去看。
两个备选地方,他都要实地看一遍。不是听汇报,不是看平面图,而是把地形、村镇、射程、交通一处一处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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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问题露出来了。
华北那处地方,周边村镇密,工厂多,水网交错,射程又受限制。靶场一旦建成,轻武器、火炮、飞机投弹都要试,今天看着够用,明天新装备一上来,就可能捉襟见肘。
东北那处地方,周围人烟稀少,射程能拉得更开。
这就是差别。
方便,不等于安全。
一九五五年三月,王树声被任命为总军械部部长。这个岗位不显眼,却卡着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命门。
那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彭德怀等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王树声等十人被授予大将军衔。
新军衔刚戴上,老问题就压到桌上。
新中国军队要正规化、现代化,很多技术工作要学苏联。苏联专家经验多,意见也重。那个年代,谁要同专家意见不一致,压力不小。
总军械部里也一样。
有人觉得,既然专家提了方案,就照办。王树声不这么看。他承认要学,但不肯盲从。
靶场不是摆样子的。
炮弹不会因为专家签了字就绕开村庄。
争论僵住后,彭德怀出面找王树声谈。彭德怀的本意,是让他同苏联专家把关系处理好,能商量就商量。
王树声听着听着,火气上来了。
他把意思撂得很硬:靶场不能建在人多的地方,不符合实际的意见,谁说也不行。
这话顶得很冲。
彭德怀也不是软脾气。两个人都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将领,一个主持国防工作,一个管军械装备,说到要害处,谁也不肯轻轻放过去。
屋里气氛一下紧了。
王树声真正咬住的,是“以后”。
眼前修起来方便,不代表十年后够用;眼前调材料省事,不代表试射时不扰民;眼前听专家省麻烦,不代表能替部队负责。
炮弹要飞出去。
靶道要留出来。
后来,彭德怀冷静下来,也没有拿职务压人。王树声提出的意见,被拿到实地条件里重新比较。结果证明,东北那处地方更适合建大型综合靶场。
靶场最后定在东北。
这不是谁赢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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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地赢了图纸。
一九五四年八月,军械试验靶场正式成立。后来它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归总军械部建制。它不仅承担地面火炮、步兵武器试验,也逐渐成为常规武器装备定型、鉴定的重要场所。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临时靶场建成开幕典礼举行,王树声到场讲话。
草原上的风吹过靶区,远处是拉开的射界。这里没有密集村镇,也没有工厂烟囱挤在靶道旁边。
当年那场争执,落在这里,就剩一个答案。
王树声不是反对苏联专家。
他反对的是不看中国实际。
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这件事,容易只记住他顶撞彭德怀的那股火气。可真正该记住的,是他为什么发火。
他管的不是一张图纸。
是未来许多次试射时,炮弹落下去的那片土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王树声逝世。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也离开人世。
两个脾气都硬的人,早已走远。东北那片靶场上,试验队伍仍在靶道旁展开器材,口令声落下,炮声从远处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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