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十二年，一个名字被锁住；到一九八二年，锁才打开。潘汉年没等到那一天。
他活着的时候，许多人只知道戴笠，知道军统，知道上海滩的暗杀、跟踪、密电。可在另一条更隐蔽的线上，潘汉年也在上海、香港、苏南、淮南之间走过。
他不是穿风衣的传奇人物。
这条路一转，转进了黑暗处。
真正把他推到悬崖边的，是一九四三年春。
那时他在华中局情报系统工作，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消息像刀口上的水。日伪军会不会对根据地大规模“扫荡”，交通线能不能保住，被捕同志能不能营救，都要有人去探。
潘汉年要找的人，是李士群。
李士群掌着汪伪特工系统，上海“七十六号”的阴影很深。这样的人，不能信；可在情报战里，又不能完全不用。
这就是险处。
潘汉年到了上海，找李士群。人不在。再追到南京，还是没能马上见到。等李士群露面时，话锋却变了。
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想见他。
门已经开到这里。
拒绝，可能把已经接上的情报线砍断；去见，政治风险大得吓人。潘汉年没有时间请示。下午，他由胡均鹤陪同，到了汪精卫公馆。
客厅里，先出来的是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坐了不久，汪精卫下楼。
这个人，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三个人各怀目的，只有潘汉年的代价最大。
谈话没有实质结果。汪精卫谈“参政会”一类的政治安排，潘汉年没有接。临了，汪精卫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也把话留在桌面上：如果汪将来另找出路，新四军不会对他过不去。
话说完，人离开。
可门一关，事情没有结束。
潘汉年回到上海，又见李士群，布置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和情报。四月初，他返回淮南根据地，汇报了上海情报工作，也说到日伪军暂时不会有大动作。
但有一件事，他没说。
他没有及时报告自己见过汪精卫。
这一下，埋雷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李士群暴死。能把许多细节说清的人，少了一个。国民党方面又借机攻击，说共产党高级干部同汪伪有勾连。中央当时信任潘汉年，还专门辟谣。
潘汉年却更难开口。
他不是没有机会。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他仍把这件事压住了。一个秘密情报干部，最怕把工作中的灰色地带摊开；可越是不摊开，阴影越长。
到一九五五年，阴影落下来。
三月，潘汉年到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饶漱石、扬帆问题的材料发到会上，胡均鹤也已被捕。潘汉年知道，当年南京那一段，再也绕不过去了。
四月一日，会议结束后，他找陈毅面谈，把十二年前见汪精卫的经过讲了出来，并交上书面材料。
几天后，他被捕。
这一关，就是二十二年。
“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这些沉重帽子，一顶顶扣下来。一个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的人，最怕的不是没有掌声，而是自己做过的事忽然变成罪证。
他没有说话。
一九七五年，潘汉年和妻子董慧被送到湖南茶陵一带的农场生活。那时他已老了，身体也垮了。曾经穿行上海敌伪机关的人，最后只能在小屋、病床、茶场道路之间来回。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他在湖南长沙病逝。
他没等到一九八二年。
那一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旧案被重新审查，原来认定他为“内奸”的结论被推翻。潘汉年的名字，才重新回到他应在的位置。
“误信一人”，不是说他真信李士群忠诚可靠，而是在情报战里借用了一个最危险的人。
“错见一人”，也不是他投向汪精卫，而是那次被诱引、被挟持的会面，没有及时向组织讲清。
茶陵的旧居前，木牌挂在小屋外。风吹过茶树，屋里没有密电，也没有客厅里的谈判声。只剩一个迟到的名字，重新被人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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