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诛九族”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极刑。一人犯死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所有血亲斩尽杀绝。历史上被诛九族的人屈指可数，丞相胡惟庸算一个，大将蓝玉算一个。但方孝孺不一样，他是唯一被“诛十族”的人。
什么是十族？在九族之外，加上他的学生和门生故吏。连学生都不放过，这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仅此一例。
方孝孺是建文帝朱允炆最信任的大臣。建文一朝，国家大政方针多出自方孝孺之手。他主张削藩，主张恢复周礼，是建文新政的核心人物。朱元璋当年就极为赏识方孝孺，将他的才学比作宋代大儒程颐，曾对太子朱标说：“此庄士，当老其才。”朱元璋特意将他留给儿孙辅佐江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未来宰相”还没来得及被启用，太子朱标就去世了。
1402年，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要登基做皇帝，需要有人起草即位诏书。这份诏书，是给篡位披上合法外衣的关键一步。当时朝中公认文章写得最好的人就是方孝孺。于是朱棣派人把他带到奉天殿。
方孝孺穿着一身白衣来了——那是给建文帝穿的丧服。
朱棣强压着不快，好言好语地说：“先生不必如此，我不过是要效仿周公辅成王。”方孝孺问：“成王在哪？”朱棣说：“自焚死了。”方孝孺又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方孝孺再问：“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朱棣站起来，冷冷地说了句：“这是我的家事，先生不必多问。”
然后他让人铺开纸笔：“起草即位诏书，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拿起笔，写了四个大字。
“燕贼篡位。”
这是方孝孺给朱棣的四个字。朱棣脸色大变：“你不怕我诛你九族？”方孝孺昂首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就是这句话，彻底撕破了朱棣的底线。你不是不怕诛十族吗？好，那就成全你。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桩“诛十族”的惨案，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屠杀有多惨？《明史》记载，方孝孺一案被诛杀者八百七十三人。八百七十三人，什么概念？一个九族的范围，通常不超过两百人。方孝孺的十族，把人数直接翻了数倍。多出来的几百人，全是他的学生、门生、故吏，以及那些仰慕他学问的人。据史料记载，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身亡，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在过秦淮桥时投水自尽。她们本可以逃跑，但她们选择了死。
行刑那天，八百七十三人一个接一个被押到方孝孺面前行刑。每杀一个，刽子手就问方孝孺：“你写不写？”方孝孺不答。再杀一个，再问，还是不答。从早上杀到傍晚，血流成河。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临刑前对哥哥说：“阿兄何必如此？”方孝孺说：“兄弟之情，我不能不念；君臣之义，我更不能忘。”方孝友听后不再多说，从容赴死。
杀到后来，刽子手都手软了。八百多人杀完，连朱棣都没想到，方孝孺从头到尾没有松口。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儿子、学生一个个倒在面前，始终没有低头。
方孝孺被杀后，朱棣下令焚毁方孝孺所有的著作，片纸不留。民间私藏方孝孺文章者，以同罪论处。这是一个皇帝对一个人的恐惧——不仅要杀了他，还要抹去他存在过的所有痕迹。
但书是烧不尽的。方孝孺死后，他的学生冒着杀头的风险，把散落的文章偷偷保存下来，藏在墙缝里、埋在地下。嘉靖年间，禁令松弛，方孝孺的文章得以重见天日。到了万历年间，官方正式为方孝孺平反，追谥“文正”。无数读书人站在方孝孺的衣冠冢前凭吊，称他为“天下读书人种子”。
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方孝孺真的不怕死吗？他怕。但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比死更重。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讲了一辈子气节，如果到了生死关头就妥协，那他这一生的信仰就成了笑话。他不写那道诏书，不是因为不会写，而是因为他相信，有些底线，值得用命去守。他用自己的死，换了一个“骨气”的象征，让后世所有读书人都记住了八个字——“士可杀，不可辱”。
八百七十三人陪葬，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字狱。方孝孺和他的十族，早已化为尘土。但他用笔写下的那四个字，至今还在历史的深处，刺痛着每一颗追求正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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