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忆：最后的行动

雨季一来，又要断菜了，到处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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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里的猪干瘪干瘪的，不知什么时候能长大，大家眼巴巴地等着。想肉吃，想得我眼睛都花了。睡觉时想好了，决定明天到街上去买个肉罐头。到小公司一看，什么罐头也没有，连平时滞销的猪肝酱也没了。原来思茅方向公路塌方，东西运不过来，我无奈地向大食馆走去。

勐龙街的三忠台下，站着几个穿上海两用衫的女知青，身上的衣服已败色<云南话褪色>，头发已显枯黄。欲搭车去团部医院。有几辆标有云南农垦总局行楷字样的解放牌卡车正朝她们缓缓驰来，然到了面前并没减速，却加大油门隆隆而过，留给她们的是一道拉起的黄尘，望着绝尘而去的卡车，我心里在滴血，是我肯定要飞车了，可怜那几个女生，她们仍在风尘里等待下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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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街上季风旋起，使劲地把街上的尘埃卷上了天空，一时蓝天被涂抹了，树叶都垂下头，一个劲地倾斜着，并发出哗哗的声音，树杆的下部被猪牛挤痒，已擦出了木质部分，在我的眼里，这些树就象饮尽风雨的知青，他们离乡背井，举目无亲，孤独地站在雨林里。

在食馆里我拉出一条干瘦的条凳，独坐并张望起来。这时邻桌来了一对男女知青，男的有点干黑，女的脸色黄中略显浮肿，腹部有点凸起，在阳光的照耀下，我觉得女的怀孕了，但明显营养不够，他们共同穿着上海本地老布裤子，可能是疲惫了，目无光泽，只是一语不发地面面而坐。

我心神不定地盯着卖饭窗口，利用眼睛的余光继续打量着他们，揣摩他俩不是曼宾<6营>，就是曼戈<10 营>方向过来的。一早赶到公社民政科耒办理结婚登记，事情办好后，就耒食馆赶个炒肉片，我本能地向他们投去同情的目光，心里却在嘀咕，“往后的日子他们怎么过呵。”耳朵的触角不由自主地伸向他们。

这时男的摸出春耕牌香烟，微笑中略带苦涩地对女的说，半年多了，一直让你担惊受怕，今天结婚证终于开好了。”

然后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烟，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咽了下去。女的用若有顾忌的眼神朝我的方向闪动了一下：“侬还不是吃处分了。”

男的又说：“指导员讲我那张检查写得还不深刻，再写一张表表态度。但关照我多砍点芭蕉杆喂好猪，就不把我调到山里连队去，还说在连队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女的接着说：“连长也和我讲了，不把阿拉拆开调到山里去。但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资产阶级婚姻思想要狠狠批判，以后不要搞乌七八糟。还讲阿拉不是猪可以乱搞。我想夜里到指导员家去一次，拿探亲带来的两付扑克牌送给他。”

听到他俩的对话，我的心震动起来，我毕竟不是他们的朋友，不知他俩是为了终于开得结婚证而庆幸，还是因为我也是知青，在没回到连队之前，提前在我面前倾吐这个长期的困惑和释放。

我想：是的，这时他们很需要安慰。

卖饭的窗口开始拥动，我也用力抢到了一份，他们却买了两份，今天的炒肉片成色还不错，我旁若无人地张口大嚼，一会儿片甲不留了。再看看他俩正聚精会神地盯着一碗吃，另一碗却静静地摆着。当吃光一碗后，便将空碗叠在没吃动的那碗下面，连筷子一起利索地放进包里，头也不回地起身走了。我目送着他俩的背影远去。

早上经过公社民政科，看到已有知青在排队登记结婚，半轻不老的面孔，早已褪去光泽，他们双双对对，从很远的地方走出来。有的头发被晨雾打得湿漉漉的和黄尘搅和在一起，有的还穿着沾有黄泥的裤子，心里都沉甸甸的，他们眉梢上没挂一丝喜悦，只有一脸的倦意。过一会，他们又要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重新驭起生活。

排队的人，没有交头接耳，只是不断变换站姿，木然地看着民政科的窗子。窗子震动以后，终于打开了。

“那个先，那个后。”一个穿着景洪产中山装的少数民族办事员厉声地吆喝起来。

场上无人应答。

“站站好，站站好。”队伍动了一下。

“把证明拿出来。”于是排着的把纸都拿在手上。

这个办事员此时根本没有体会到这些知青心中的晦涩，那样子好象是在赶牛犁田，看得我眼睛都快充血了，我十分气愤地朝窗口狠狠地瞪了一眼，心想黑不淄秋的家伙，如果我们不到云南来，你可能还在山上光只屁股爬树呢，什么时候也学会盛气凌人了。我用力在地上跺了一下，咬牙切齿地嘀了一句，“这样下去不行，我一定要扰乱军心，否则死路一条。”

知青要组织一个家庭多么困难，农场根本不提供帮助，反而加以扼制。对付知青的办法，就是三棍子，批判，惩罚，拆散。农场对知青动态应变能力又差，客观条件有限，只好背动地抛出云垦58号文件，差强人意地划知青为农场职工。虽然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候，发的特别牵强的文件，但还是稳住了部分知青的心。那段时间结婚的人是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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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事物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任何历史的变迁，人生的转折，都是选择与代价的结果，我们来的时候雏音未变，有的男生几个月后衣服嫌小了，急得上海的父亲头脚都晕了，家里有儿去边疆，几乎倾家荡产了。而有的女生却脚刚落地就碰到初潮，上海的母亲在家中急得头头转。但是随着年令的增长，日月的侵蚀，人的心理，生理日趋成熟，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和烧过的坝一样，早已灰飞烟灭。

有的人开始谈恋爱，希望有一天和女朋友一起象孔雀一般东南飞。有的已走完恋爱阶段，做起橱拒，盖好草房准备安身立命。有的已脱离农工队伍，不得已表态做扎根派。家长有办法的早巳打回老家。但更多的人在寻思自已的方向，但谁都没有好的办法。

78年的下半年，知青前途仍不明朗，东风农场街谈巷议，风雨欲来，借助上海作者宗福先的伤痕文学影响，农场间在沉默中暴发的情绪正蓄势待发。这时农民付总理陈永贵跑到景洪，口惹悬河地作了一场西双版纳农业学大寨，大有可为的报告。在我看来这个隔着飞龙坡对着大勐龙的喊话，是一场巧设的鸿门宴，企图麻痹知青。

东风知青有眼力，第二天就在修配厂对面的公路旁，红砖工房墙上毫不客气地贴出“请陈伯伯来东风农场安抚知青心”的大标语。字写得大极了，真解气。

眼前的一切让我觉得有一种紧迫感，于是我加快了有利知青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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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连队的信息依然闭塞，有时在山上干活，连工棚着火了都不知道，如果要听消息，仅靠两根铁丝的手摇电话和广播，连报纸也看不到。某日我翻阅人民日报，看到在宋庆龄主持的一次人大会议的公报中，提出“要照顾到退休退职老职工的后顾之忧”，我顿时眼睛大放异彩，神经都跳了出来，眼捷手快，马上把这个探究传遍整个营部，那简直是莽林里投进的一道光束，指明我们的前进方向几场风雨后，我似乎感觉勐龙坝要提前入秋了。

于是我经常和14营工程连的周永伟联系，他妈是闸北区乡办的，能听到一些消息。特别是二营工程连胡荣光，他哥是一著名国企党委书记，四届人大代表，给我们寄来一份铅字打印在一张黄色宣传纸上的中央78年104号文件，说各地可以商调的方法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看了文件我欣喜若狂。这时母亲及在北京的亲戚也给我写信，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根据当时形势，中央不可能向全国直接下命令，而是委婉地提出以商调的方法，其实是给各地党委一个借口，正是面子给足。但云垦的领导，自尊心太强，不听声音，不观眼色,南辕北辙地抛出58号文件，企图螳臂挡车，此为知青的揭竿而起埋下伏笔。

当时我好像吃了兴奋剂，变成天降大任的“尚书令”，和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们天天聚集在食馆里，理发店，或蹲在电杆下，大肆宣扬”今冬明春我们要回去”的舆论。来听的人，都张大眼睛，竖起耳朵，问长问短，很快三三两两就变成三五成群了，大家听后对回城信心大振。

78年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太阳光有着几分暖意，我在街上欲赶回营里，桔黄色的阳光下几只麻雀在屋脊上对我鸣叫，广播里正在播有关知青问题的评论。我立刻驻足凝神，当听到”混进知青战线基层的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收受贿赂，勒索钱财，大发知青财“时,我激动得要跳了起来，正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时“凡是”派还在台前，“进步”派利用青年报发评论，真英明。联想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凭对新闻的敏感，我直觉这是高层有人为知青鸣不平，这是邓小平为我们讲话。正是旱季耒了一场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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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以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报纸，便径直向营部走去，可是翻遍营部所有地方，没找到。一定是谁企图不良，把这份报纸藏匿了，知青们多么需要这个消息，我心急如焚。

睡觉时一个翻身，突然想到有个朋友在景洪二中，那里不会有波动。第二天一早便去敲门，借耒传阅。想到周日各营知青要出来赶街，我和美术老师周长生，放射医生金石声决定，星期六晚上一定要印好贴上街。

于是我找到李姓青年干事，她是老上海那批的，要说回城是知青的最大意愿，她是党员，心里只能想，但无法说，更不敢做。说明我的意思后，她也很兴奋，便把放有速印机房子的钥匙塞给我，并说千万别给营部人知道。

因为边上住着场直书记，后面是营长和党委书记家。我幽默地说，我办事你放心。当晚我们象版纳的野山狸一样，潜进放有宣传材料的办公室，把灯光遮得严严实实，刻的刻，校的校，印的印，用眼色交换着每一个动作，借助夜色，在营部领导们的呼噜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印刷“挺进报”的任务。安全地撤回自己寝室。

路边的寨子都在沉睡，我们迅速在夜色掩护下，兵分几路，在各个路口张贴起来，并写上“十三营宣”的字样。

这时从公社方向有几个人隐隐约约地尾随我们下来，领头的背着驳壳枪，后面的背着 50式，正把我捏了一把汗，走近一看，是公社巡逻的哈呢干部和民兵。一看是老熟人，他说,你们知青太苦了，应该闹革命了。然后消失在夜幕里。我庆幸勐龙人民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迎接春天的到来，必定要经历寒露的侵袭。裹着凉意，当贴完后，我们的头发已被寒气打湿了，想到明天很多知青能看到，我们心里早巳是春暖花开了。

那晚我睡不着了。星期日清晨，和朋友们分站各路口看效果，所贴之处人头攒动。整整一天，人流络绎不绝，夕阳下仍有不少知青闻讯赶来，看到他们一下心情放松的样子，我心里踏实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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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了，三忠台的西面，顶部仍有一缕阳光照到，贴在上面的传单还特别醒目，四周有很多知青久久不愿离去，他们激动的心情，就象苍天在勐龙河投下的巨石，掀起阵阵激流。他们在准备摧城的力量，迎接自身的解放。

这时我看到勐龙河开始涨潮了。 （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叶铁淳，上海知青，1970年6月到达西双版纳州大勐龙，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为东风农场，曾任中学老师，1979年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