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科技奖励制度与创新实践研究专著

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科技奖励制度与创新实践研究专著

王连升 | 著

Monograph on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Orien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authored by Wang Liansheng

第一章 导论：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家战略的耦合机制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6年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三大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2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泉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贲德院士；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此次评奖是2025年6月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科学技术部令第22号）施行后的首次实践。新修订的实施细则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周期调整为每两年一次，并将每次授奖总数控制在300项以内。这一制度变迁标志着中国科技奖励从“数量扩张”向“质量优先”的战略转型，是从“指挥棒”走向“生态构建者”的里程碑式跨越。

本专著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为切入点和分析样本，通过对258个获奖项目、两位最高奖得主及9位国际合作奖获得者的系统考察，揭示当前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突出战略导向、提高奖励质量、净化评奖风气”的深层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技奖励制度进一步优化的实践性建议。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专著构建“制度设计—创新产出—价值引领”三维分析框架，考察科技奖励如何通过“择优限额提名”“战略导向试点”“评审信誉管理”等机制设计，实现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激励。

研究方法包括：（1）制度文本分析——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修订文本进行解读；（2）案例深度研究——对两位最高奖得主的科研历程进行叙事分析；（3）比较研究——对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类奖项的结构进行横向比较；（4）国际维度分析——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者特征进行归纳分析。

第二章 制度解码：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结构性特征

2.1 “瘦身提质”背后的制度逻辑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选，是在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框架下进行的首次实践。相较于以往年度评选、授奖总数相对宽松的旧制，此次评选呈现出鲜明的“瘦身提质”特征。

2.1.1 评奖周期的战略性调整

新修订的实施细则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周期从每年一次调整为每两年一次，并将每次授奖总数控制在300项以内。这一调整的直接效果体现在2025年度的评选结果中：三大奖共计258个项目，严格控制在300项的上限之内。这意味着获奖项目的“含金量”显著提升，每一奖项的竞争激烈程度和评审标准都较以往有所提高。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评奖周期的拉长有助于减少“为评而评”的功利性科研行为，引导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长期的、扎实的研究工作，而非频繁地为申报奖项而组织材料。这一制度变迁与美国、德国等科技强国的国家科学奖评选周期大致相当，体现了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国际化接轨意识。

2.1.2 战略导向的评审机制创新

此次评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战略导向”的强化。根据科技部公布的信息，评奖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这意味着评审标准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指标或技术指标，而是强调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契合度。

从具体获奖项目来看，这种战略导向体现在多个层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中，“单原子催化”指向能源催化领域的战略制高点；“V缺陷三维PN结及应用”则直接服务于半导体照明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明奖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的“面向高端制造的机器人技术与装备”项目，直接对应智能制造的国家战略需求。这些项目的获奖，不仅是学术价值的认可，更是国家战略需求的制度性表达。

2.1.3 评奖风气的净化机制

新修订的实施细则在净化评奖风气方面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会评专家通知时间由提前4天压缩为3天、实施专家管用分离、电子设备集中保管等。这些措施虽看似细节性的操作调整，但实质上构成了抑制“跑奖”“打招呼”等不正之风的有效防线。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评审信息的高度集中和评审时机的压缩，增加了信息寻租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非正当干预的可能性。这是在资源分配机制中引入“信息隔离”策略的典型实践，值得在更广泛的科技评价改革中借鉴推广。

2.2 奖励结构的“金字塔”隐喻

2025年度三大奖的结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态：自然科学奖51项（含一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58项（含一等奖3项），科技进步奖149项（含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

2.2.1 自然科学奖：基础研究的“皇冠明珠”

自然科学奖数量最少（51项），仅占授奖总数的19.8%，但其学术含金量和社会声望最高。一等奖3项分别授予“单原子催化”“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V缺陷三维PN结及应用”。

值得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奖的获奖项目呈现出显著的“学科前沿”特征。数学领域的“同伦群的计算与球面微分结构的分类”（复旦大学王国祯）、物理学领域的“拓扑半金属理论和拓扑材料计算预测”（南京大学万贤纲团队）、天文学领域的“FAST精细刻画快速射电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菂团队），均代表了相关学科的国际前沿方向。这种分布表明，中国的基础研究正在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在若干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一流的原创能力。

2.2.2 技术发明奖与科技进步奖：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桥梁

技术发明奖58项、科技进步奖149项，两者合计占授奖总数的80.2%，构成了奖励体系的“中坚力量”。这种结构安排体现了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务实导向——既重视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也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中游突破”与“下游落地”。

从具体获奖项目来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特征十分突出。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项目中，“载生长因子（rhBMP-2）高活性骨修复体的创制及临床应用”由华东理工大学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瑞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科技进步奖项目中，华为、鹏城实验室等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表现突出。这种“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企业转化—临床应用”的链条，正是中国创新体系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应用”递进逻辑的微观体现。

2.2.3 “金字塔”结构的深层意涵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自然科学奖的“精”与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广”之间，构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衔接。如果自然科学奖是“塔尖”，代表着国家科技创新的高度和原创能力；技术发明奖是“塔身”，代表着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核心技术的工程能力；科技进步奖则是“塔基”，代表着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和经济社会效益的转化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形态。

第三章 人物志：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创新范式比较

3.1 陈立泉：“科学预见型”创新的五十年冷板凳

陈立泉院士，1940年3月生于四川南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固态离子学奠基人，中国锂电池产业开拓者。他的科研生涯始于1976年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看到的一块氮化锂晶体——在“中国连汽车都没几辆”的年代，他断言“将来它能驱动汽车”，主动申请转向这一“非共识”领域。

3.1.1 “从鸡舍到全球领跑”的路径依赖

1978年底，陈立泉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六五”“七五”“八五”锂电池重大项目。

实验室的所在地令人唏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间废弃的鸡舍。“墙皮哗哗掉，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下雨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陈立泉回忆道。然而，正是在这间简陋的鸡舍中，他带领团队踏上了国内锂电池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之路。

1988年，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自有技术，陈立泉团队建成了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年产量20万支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超过日韩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从一间废弃鸡舍到全球锂电第一大国，这一跨越的背后是陈立泉团队近半个世纪的执着坚守。

3.1.2 “原位固态化”的颠覆性创新

当液态锂电池逼近能量密度极限、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时，陈立泉做出了重返固态电池的战略判断。2016年，他和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让液态电解质在电池内部“原地凝固”，解决了困扰学界数十年的固固界面兼容性差的难题。

2023年，依托该技术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Wh/kg，创下全球量产动力电池之最；2024年，全球最大的储能电站实现并网应用。从液态锂离子电池到固态电池，陈立泉的“原位固态化”构想让中国在全球下一代电池技术赛道上再次抢占了制高点。

3.1.3 钠离子电池的“备胎战略”

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泉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中国锂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早在2011年，他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认为钠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钠电池低温性能也好。

历经十余年攻关，陈立泉和学生胡勇胜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世界首座100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全球首套兆瓦时钠离子电池光储充智能微网系统相继诞生在中国。这一“备胎战略”体现了陈立泉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深谋远虑——不仅要解决当下的技术问题，更要为国家的长远能源安全未雨绸缪。

3.1.4 陈立泉创新范式的方法论启示

陈立泉的科研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次抉择”范式：第一次抉择（1976年），36岁跨界转行，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填补国内锂电空白；第二次抉择（1991年），在固态电池积累十余年后果断转向液态锂离子电池产业化，助力中国锂电突围；第三次抉择（2016年），八十岁重返固态电池，首创“原位固态化”，抢占下一代电池制高点。

每一次抉择都意味着告别舒适区、转向更艰难的领域。这种“主动求变、超前布局”的科学品格，正是“科学预见型”创新范式的核心要义。陈立泉说：“科学家的眼睛不能只盯着脚尖那一亩三分地，要为国家的十年后、二十年后布局。”

3.2 贲德：“需求响应型”创新的拓荒者精神

贲德院士，1938年4月生于吉林九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他的座右铭是：“国家需要，再难也得上。”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雷达从地面到机载、从机械扫描到相控阵的两大技术代际。

3.2.1 “7010”相控阵雷达：从零到一

20世纪60年代末，为预防弹道导弹攻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相控阵雷达。彼时，相控阵雷达是一种新体制雷达，全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相关技术，可参考借鉴的文献极少。

贲德的英文基础几乎为零，“一堂英文课没上过，26个字母认识，单词一个都不认识”。为了查阅资料，他找来一本厚厚的语法书“死磕”——“吃饭排队拿着单词本记，上卫生间蹲在那儿也看”，两个月后能看英文资料了。

“7010”雷达最终建成——一个8层楼高、2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需要成百上千台机柜、1000多公里的控制导线。天线阵地在宣化黄羊山，海拔约1500米，夏天云彩钻进屋里，冬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条件极其艰苦，“砖块摞起来铺块板就是一张床”。

1978年，“7010”雷达通过鉴定，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相控阵雷达核心技术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里，它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天空，使我国的监控视野延伸了数千公里，观测了我国导弹试验、美国“天空实验室”陨落、苏联核动力卫星坠毁，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3.2.2 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十年磨一剑

1979年，贲德接到新任务——研制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又是一次“从0开始”——十四所此前没有涉足过机载雷达，既无资料又无相关研究人员。

最大的技术难题是要解决雷达“不能向下看”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机载雷达如果往下看，地面杂波信号比目标信号强几十万倍，目标就全被淹没了。而现代空战的敌机，恰恰从低空进入。

贲德从原理学起，与团队一起启动了100多个课题进行攻关。最难的是研制平板缝阵天线，700多个缝隙，每个长短宽窄都不同，相差几十微米，焊接用盐浴法，什么比例、什么温度、泡多久，全是未知数。

1988年，雷达开始试飞。已是知天命年纪的贲德登上试飞飞机。有一次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还有一次起落架放不下来，都是靠飞行员的高超技术才有惊无险。

从1980年到1989年，十年间，贲德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和节假日。1989年雷达鉴定会的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医院，体重骤降15斤，被诊断为心肌炎。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款雷达的成功，使我国战斗机具备了超视距攻击能力，如今已发展成系列，装备在歼-8、歼-10等主力战机上，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3.2.3 贲德创新范式的方法论启示

贲德的科研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不怕”精神：不怕从零开始——地面雷达与机载雷达是两回事，但每一次他都从头学起；不怕吃苦——在黄羊山上大半年，条件艰苦，他始终坚守；不怕危险——登上老旧的试飞飞机，发动机停车、起落架放不下，他心中只有测试参数。

贲德说：“我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方法论自觉：在关键技术领域，“引进仿制永远无法实现超越，唯有自力更生”。“自主研制机载火控雷达的实践证明，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不能只跟着别人走，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

3.3 两种范式的互补性与制度启示

陈立泉与贲德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新范式，但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陈立泉范式——“科学预见型” ：超前布局、坐冷板凳、引领产业。其核心特征是“基于科学洞察的战略预判”——在大多数人尚未看到技术前景时，凭借深厚的科学素养和敏锐的学术嗅觉做出前瞻性判断，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这一范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是：允许“非共识”研究的存在，为“冷板凳”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

贲德范式——“需求响应型” ：国家指令、攻坚克难、填补空白。其核心特征是“基于国家需求的使命驱动”——当国家需要某项“卡脖子”技术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以“死磕到底”的精神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这一范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是：具备快速集结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优势。

两种范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完整图谱。既需要陈立泉式“仰望星空”的战略科学家，也需要贲德式“脚踏实地”的工程科学家；既需要“见微知著”的科学远见，也需要“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的使命担当。正是这两种范式的互补与协同，使中国在多个战略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第四章 国际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引力场”效应

4.1 获奖者特征与分布

2025年度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从公开信息来看，获奖者涵盖多个领域：

· 光伏领域：被誉为“现代太阳能之父”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马丁·格林（Martin Green）教授，因其在高效硅基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四十多年来推动中国光伏科技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卓越成就获奖。

· 城市规划与人工智能：德国人工智能科学家奥托·海因里希·赫尔佐格（Otto Heinrich Herzog），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引领了人工智能赋能城市规划的前沿探索，以“多智能体并行计算技术”构建了我国智能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

· 材料基因组工程：俄罗斯籍专家奥特姆·奥甘诺夫（Artem Oganov）教授，材料基因工程与新材料领域国际顶尖专家，担任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基因组教育部联合实验室外方主任，联合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和硕博研究生。

4.2 “以我为主”的合作逻辑与“双向赋能”效应

这些获奖者的共同特征是：深度参与中国科技事业，在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或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马丁·格林教授的故事最具代表性。他不仅开发出PERC、TOPCon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池架构，更通过科技交流与技术转移，将这些前沿技术引入中国。他培养了超过50名中国博士生，其学生创办了尚德电力等中国第一批光伏企业，为中国光伏产业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截至2025年底，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2.0亿千瓦，同比增长35.4%——这一成就的背后，是持续四十余年的国际科技合作积累。

奥托·赫尔佐格教授与同济大学的合作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他前瞻性地建立了与吴志强院士的合作，实质性推动构建了中德工程院的长效对话机制，先后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

从“单向引进”到“双向赋能”，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正在发生质变。早期主要依赖外部知识输入，而今已形成了“联合攻关—联合培养—联合平台”的立体合作格局。外国专家不仅带来前沿知识和技术，更深度融入中国的创新体系，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有机力量。这种“引力场”效应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节点。

第五章 实践性研究：科技奖励制度的优化路径

5.1 现行制度的成效评估

5.1.1 制度创新成效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在多个维度展现了制度创新的成效：

第一，奖励“含金量”提升。 将授奖总数控制在300项以内、评奖周期调整为两年一次，使获奖项目的选拔更加严格、竞争更加充分。258个获奖项目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每项获奖的学术或技术含金量较以往年度评选有显著提升。

第二，战略导向强化。 聚焦10个重点领域的战略导向试点，使科技奖励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形成了有效衔接。这种“目标导向”的评审机制创新，有助于将有限的奖励资源集中配置到国家最需要的战略方向。

第三，评审风气净化。 会评专家通知时间压缩、专家管用分离、电子设备集中保管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人为干预的空间。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看，这些措施为维护奖励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5.1.2 面临的挑战与深层矛盾

尽管成效显著，但现行制度仍面临若干深层挑战：

第一，“重申报轻研究”的潜在风险。 评奖周期调整为两年一次、总数控制在300项以内，可能加剧申报环节的竞争强度。科研人员可能将更多精力投入材料准备、关系协调等“申报工作”而非科研本身。如何在“提高奖励质量”的同时避免“激励扭曲”，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

第二，战略导向与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的张力。 聚焦10个重点领域虽能集中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但可能忽略“非热点”但具有长期价值的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均属于重点领域范畴，但数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的二等获奖项目如何获得更充分的制度性保护，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企业创新主体的制度表达有待强化。 虽然华为、宁德时代等企业在此次评奖中表现突出，但科技进步奖的提名和评审机制中，企业的参与权重仍有提升空间。如何使科技奖励更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是制度优化的重点方向。

5.2 政策建议

5.2.1 建立“长周期评价”与“短周期奖励”的平衡机制

对于自然科学奖，建议探索引入“代表作”制度，允许候选人提交5-10年内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比拼论文数量或短期引用指标。这一机制与评奖周期调整为两年一次的思路一脉相承——不是增加评审环节，而是丰富评价维度，更充分地考量研究的长期影响力。

陈立泉院士的案例具有启示意义：他在锂电领域的奠基性工作从1976年开始到2014年产业突围，跨越近四十年。如果仅以短期“亮点”为评价标准，这种“长期主义”的研究很难获得制度性认可。因此，在自然科学奖评审中，应更强调“代表作”的深度分析而非论文数量的简单比拼。

5.2.2 完善“失败宽容”与“长期耕耘”的承认机制

陈立泉在锂电池领域的成功背后是无数次的失败。贲德在相控阵雷达和机载雷达领域两次“从0开始”，每一次突破都经历了漫长的攻关期。然而，现行科技奖励制度主要奖励“成功者”，对“长期坚持但尚未完全成功”的研究缺乏有效的承认机制。

建议在奖励制度中增设“长期耕耘奖”或“重大突破奖”子项，对那些在冷门或高难度领域坚持十年以上并取得阶段性突破的团队给予制度性承认。这一机制并非降低奖励标准，而是拓宽奖励维度——既奖励“登顶者”，也认可“攀登者”，从而营造更加健康的科研生态。

5.2.3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的制度性导向

2025年度科技进步奖中，华为、鹏城实验室等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表现突出，但在提名和评审环节中，企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建议进一步明确企业在科技进步奖提名中的权重，鼓励企业牵头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项目并申报奖励。

同时，可探索在科技进步奖中增设“企业创新奖”子项，专门奖励在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团队。这既是对“企业是创新主体”这一国家战略的制度性回应，也有助于引导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

5.2.4 构建国际科技合作的“制度性通道”

从9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者的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科技合作已从“单向引进”走向“双向赋能”。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际科技合作的“制度性通道”——不仅奖励外国专家的个人贡献，更将合作平台的建设、联合实验室的运行等制度化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例如，对于奥托·赫尔佐格教授推动中德工程院长效对话机制、奥甘诺夫教授担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外方主任等制度化贡献，应在评奖中给予充分认可。这有助于将国际科技合作从“项目导向”升级为“机制导向”，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创新。

第六章 结论：从“指挥棒”到“生态构建者”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不仅是一次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从“指挥棒”走向“生态构建者”的里程碑式跨越。

从制度层面看，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通过评奖周期调整、授奖总数控制、战略导向试点、评审风气净化等系统性制度创新，使科技奖励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58个获奖项目的“金字塔”结构，映射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的有效衔接与有机协同。

从人物层面看，陈立泉与贲德两位最高奖得主分别代表了“科学预见型”和“需求响应型”两种创新范式。陈立泉“五十年磨一剑”的锂电路径，诠释了“非共识创新”需要怎样的制度土壤——允许战略科学家超前布局，为“冷板凳”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贲德“国家需要再难也得上”的雷达人生，诠释了“需求驱动型科研”需要怎样的制度保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快速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两种范式共同揭示了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内在张力与互补逻辑。

从国际层面看，9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的贡献，表明中国的科技开放合作已从“单向引进”走向“双向赋能”。马丁·格林教授四十余年的深耕、奥托·赫尔佐格教授的中德平台构建、奥甘诺夫教授的材料基因工程合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创新体系“引力场”的微观图景。

从实践层面看，科技奖励制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接口”，仍在持续进化和完善之中。“重申报轻研究”的潜在风险、战略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张力、企业创新主体的制度表达等挑战，需要在未来的制度优化中逐步解决。

正如陈立泉所言：“产业的风口会变，但科研人员始终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在核心问题上久久为功。”贲德亦说：“搞科研就是探索未知，有成功也有失败。想做出一些成绩，关键要有刻苦精神，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有毅力。”

真正的大国重器，既需要“见微知著”的科学远见，也需要“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的使命担当。当制度设计能够为“冷板凳”提供温度、为“拓荒者”提供保障、为“长期耕耘”提供承认，中国科技创新的“无人区”探索将拥有更持久的动力源泉。从“指挥棒”到“生态构建者”，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转型之路，正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映射与时代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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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光明日报. 贲德：雷达锐眸守望家国长空[EB/OL]. (2026-07-09).

[11] SOLARZOOM. “现代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EB/OL]. (2026-07-09).

作者：

王连升，研究员，深耕社会责任（CSR、ESG)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的CSR影响，绿色金融与产业实践应用、新型工业化与品牌影响力提升等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标准化落实工作。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

自2019年入职协会，加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期间：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热点问题跟踪研究支撑专项、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合规体系建设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合规监管工作推进试点专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工作专项等课题40余个。提出“精标准、强评测、铸品牌，聚技术、合服务、赋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主导编制或参与多项行业关键标准，如《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26），《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存储设备》（T/CESA 1258）等绿色制造标准，《信息技术 开源治理》（T/CESA 1270.1）规范开源技术应用中的责任管理系列标准，覆盖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参与起草IPC-1401B《电子行业ESG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2026年，三项电子信息行业ESG行业标准在研，本年度立项论证，预计2027年发布。

策划组织统筹项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评测企业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2021、2022、2023、2025绿色供应链高峰论坛，打造“国际视野 中国实践”的交流平台。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联合国妇女署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推动女性职工职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主导编制发布《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核心言论：《金融电子化》杂志发表《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杂志发表《以标准建设引领行业长远发展---谈新版《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的谋与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产业ESG治理的价值链穿透实践研究》等研究成果。

中国知网发表《论联合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欧美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北京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长三角经济带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上海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天津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深圳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重庆市的企业社会责任》《女性供应商在产供链价值重构与产业发展战略中的深层作用与实践路径研究》《从“智能肌体”到“产业神经”：2025中国智能制造的系统性跃迁与实践路径研究》《“十五五”时期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全球供应链ESG风险与出海企业的责任供应链管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欧洲供应链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硬约束”与“软共识”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深层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会责任治理与产供链企业溯源管理的协同演进：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标准引领与系统变革：中国电子产业女性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治理路径研究》《超越边界：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构研究》《创新生态失衡与组织认知陷阱：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路径研究》《河南省汝阳县从扶贫帮扶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双重视角研究》《从边缘到核心：双重约束下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范式重塑研究》《数字时代的性别重构：电子信息行业性别平等与职业女性可持续发展赋能路径研究》《科技与自然的和解：台积电水资源闭环管理体系的深度解构及其对全球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的启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范式重构：上交所《规范运作指引（2025年修订）》的深度解读与实践路径》《责任共生机制：构建人类未来可持续价值创造的伦理与实践框架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企业信誉构建：社会责任、品牌傲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全球实践、多维影响与未来路径研究》《中国绿色电力证书（GEC）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国内闭环到国际互认》《《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实践逻辑、多维价值与行业革新路径：基于标准解读与企业实践的分析研究》《从合规到核心竞争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CSR治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跨行业验证、动态平衡与技术重塑》《从“技术驱动”到“责任引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演进、挑战与优化路径》《“不出海，就出局”：集体误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基于中国出海企业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国有资产法》出台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J/T 11728-2018）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学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创新实践：基于“十五五”规划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多维透视与实践创新研究》《工信部下属198个学协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中国实践：基于中电标协社责委的机制创新与ESG融合路径》《从合规到赋能：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演进与实践路径研究》《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维整合与实践路径研究》《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绩效跃升、结构审视与战略前瞻研究》《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路径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点工作的深度分析》《从价值觉醒到生态共治：王连升思想视域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ESG治理范式重构》《企业ESG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走向可持续的智能未来》《标准价值、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联想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的量化关系研究：基于行业与规模异质性的深层次剖析》《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度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大会的观察与思考》《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务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我国首部大模型国家标准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连升CSR-ESG思想体系的深度剖析、前沿应用与全球治理融合研究》《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本土化思想在新兴治理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智慧研究》《数字化健康管理的ESG价值重构：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关键因素：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新驱动下的战略转型、财务绩效与技术实践研究》《从本土实践到全球引领：中国ESG创新的深度演进与全球化价值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王连升可持续商业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体系“战略罗盘与价值共生”研究》《基于标杆案例的深度剖析，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与研究》《网络安全企业的责任闭环：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天融信ESG实践深度剖析研究》《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以台达为标杆的可持续发展样本》等400余篇科研成果。

诗词与歌词作品：《恰少年》 《四十》《问天》《佛不渡我》《空》《梦想》《碎金成佛》《水调歌头·ESG 报告》《换了人间》《踏莎行·问情》《沉醉东风》《青金石手》、《长安街的卖花声》、《渡船上的沉默》、《泥胎剥落》、《染坊雨夜》《女儿》、《儿子》、《小人物》等

兼任：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

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

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

北京ESG研究院专家顾问

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特聘顾问

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

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

证券日报特约专家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兼总编辑。

参与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IPC中国电子制造业年会等国内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或对话，阐述了产业在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领域的实践研究。

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10万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

2020-2025年间，被评为

“2021年度中国产业研究突出贡献者”

“2022年度电子信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突出贡献者”

“2024年度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准委员会杰出服务服务个人”

“2025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委会杰出服务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