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昇遠 | 《帝國的幽靈》：戰爭時期日本知識人的境遇與抉擇

近年來我所做的一點有限的工作，就是試圖去發現被宏大戰爭史、文學史敍事遮蔽掉的「人」。通過搜求大量的一手文獻並進行文本細讀，以「帶有日期的判斷」在細節層面讀出史料文獻所負載的歷史信息，從底層世界、周邊視角重審那些我們習焉不察的「暗默知」（tacit knowledge）與宏大敍事，進而拓寬對戰爭時期日本人精神史、日本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認知和闡釋空間。同時，我也提醒學生們在思考文學史、思想史議題時，能在純美的「魚缸文學史」、精英思想史之外，關注更為闊大、豐富的「江湖文學史」和更具廣泛影響力的一般思想史。因為這樣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文化問題，都很難「一言以蔽之」，但或許這種複雜、兩難、混沌、猶疑、糾葛、纏繞的狀態才更接近於歷史、社會與人的本真。

日本文化人參與戰爭報道的歷史是有跡可循的。早在1874 年日本侵略台灣時，記者兼商人的岸田吟香（1833 ─ 1905）就曾隨軍出征。七七事變爆發後，近衞內閣隨即召集各新聞社、雜誌社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戰爭，（1937 年）8 月又頒佈了《國民精神總動員要綱》，後來為數眾多的文化人、知識人應徵入伍，或參與到國策文學、戰爭文學的創作中來，為日本侵華戰爭搖旗吶喊。關於「筆部隊」與侵華戰爭的關係、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相關議題，近年來中日學術界已有較為豐足的研究，茲不贅述。我想補充兩個易被忽略的問題點。

首先，成績優劣或能決定生死。戰時曾流行過一種說法，「一等是軍人，二等是軍犬，三等是軍鴿，四等是文職」。也就是說，知識人在軍隊中的境遇可能還不如一條狗。儘管如此，學徒、知識人的境遇也大有不同。哲學家木田元（1928 ─ 2014）就是在偽滿洲國長大的。1945 年4 月初到中旬，他在江田島的海軍學校接受教育，並在那裏意識到自己的成績與命運休戚相關。第一年的時候，班級的座位是按照假名排序的，但是到了第二、第三年，就按照前一年的成績排序，而這又將決定畢業後的去向。在《沒做成黑市交易的哲學家》中，木田介紹說：「比如，第一名去海軍省，第二、第三名乘坐航空母艦或者戰艦，其次是巡洋艦或驅逐艦，再往後去航空隊，再往後就只能是潛艇了。倒數第一恐怕連船都乘不了，去陸戰隊，當敵方的戰車登陸的時候，多半會被命令抱着地雷什麼的來個挺身而出。」甚至有人說，可以根據成績計算出畢業後的壽命。木田特別強調，數學成績尤為重要，若這一科不夠優秀，則性命堪憂。

其次，加藤陽子的研究顯示，戰爭末期，知識階層的徵兵率是79%，與普通青年持平，整體上來看這已是很高的比例。日本甚至把徵兵對象瞄準了舊制中等學校以上的知識階層，這些柔弱的知識人、學生被帶到了瓜達爾卡納爾（Guadalcanal）和萊特（Leyte）等地。事實上，早在戰爭前期，帝國大學的學生受到了在一般人看來不公平的保護，他們可以享受徵兵緩期的特殊待遇，但到了戰爭後期，兵源短缺問題嚴重，政府因此強化了對知識階層的徵兵力度。相關政策一經推行，便受到了民眾的支持，因為知識精英們享受的特殊待遇不復存在，徵兵「公平化」了，這就是所謂「不幸的均沾」——「別人的不幸中有蜜的味道」。這種而今看來雖有些陰暗，但又似乎極為平常的、「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在那個極端的年代卻會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對很多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而言，軍隊或許是一個能吃飽飯的地方，是他們能出人頭地的唯一機會，因此不會感到不幸；然而，在日本戰死學生手記《聽，海神的聲音》中就沒有肯定戰爭的聲音，因為他們原本可以有更美好的未來。

鶴見俊輔說自己對法西斯主義曾有過誤判。他曾支持國粹主義、排斥歐美文化，而這些都只是出於對享受着西洋文化的城市富裕階層的反感。後來之所以能慢慢了解到日本所宣揚的「東亞解放」只是一套精緻的謊言，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美國所受的教育，也因為有爪哇從軍的經歷。沒有這些經驗，他未必能認清法西斯主義的實相。或許，這也是我們思考知識階層戰爭認知及其抉擇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這些年，我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文化界、思想界難道就沒有「反戰」的聲音嗎？我想，我們必須注意反天皇制、反軍部獨裁、反法西斯主義和反戰（反對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之間的區別。如果認真甄別，你會發現真正稱得上「反戰」的聲音是微乎其微的，有時我們從受害國立場上自然會期待這樣的力量和聲音存在，甚至一廂情願地為一些作家、作品貼上「反戰」的正義標籤，實情卻並非如此。1920 ─ 1930年代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政黨政治都遭到了軍方嚴酷的彈壓，知識人、文學家以日本的亞洲侵略為指向的公開反戰變得不再可能。儘管如此，也必須承認，抵抗與反戰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於公開出版物中。例如，不同於菊池寬、佐藤春夫、保田與重郎等在戰時活躍的作家，唯美派的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兩位文壇巨匠或離羣索居、或困守於唯美世界，他們以一種「不合作」的消極姿態度過了艱難的戰時歲月——在那個極端的年代，沉默需要付出極大的道德勇氣。儘管「反戰」在公共領域難以存續，但在私人寫作層面卻是不難發現其印記的，我想在這個意義上介紹法國文學研究者渡邊一夫（1901 ─ 1975）。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致辭中，高度評價了乃師渡邊為造就正派的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日本人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裏，渡邊儘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在閱讀《戰敗日記》時，我深為其博學、理性及明見萬里的睿智所震撼。他對軍國主義政府欺瞞性宣傳口號的深惡痛絕，對知識人懦弱的指責，對民眾愚昧軟弱的憤恨都被一一寫進了日記。在恐怖氣氛籠罩一切的暗夜裏，能照亮漫漫長夜，讓今人看到時人尊嚴的，唯有這般理性與智識。

戰爭的歷史從未遠去，戰爭的風險亦從未遠離，當然與此相伴相生的是，「反戰」話語也不曾止息，更不曾隨風飄散——往事並不如煙。然而，就像加藤陽子所指出的那樣：「學者總想要依據井井有條的邏輯來講述『反戰』。但是，直接表達出他們厭惡戰爭而騷動不已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謊來逃避兵役的心情，難道不好嗎？我感覺如果學者不從這裏開始講，就很難成為廣泛的『反戰』運動。」在玄虛、迂遠的理論之外，我們是否看到了那些豐富、具體、有溫度的生命，是否聽到了那些被主流戰爭敍事壓抑的悲慼之聲，能否感知到那些「為抽屜寫作」者的靈魂之怒，這些都是戰爭結束後的我們應去深思的。

本文節選自《帝國的幽靈：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内容有刪節。

帝國的幽靈：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

王昇遠 著

ISBN：9789888959990

本書以戰時和戰後時代的日本知識人（知識分子）為視角，以「跨戰爭」為時間尺度，探討日本知識人在「戰爭」這個反應裝置中對時局的觀察與因應及其戰後處境，細緻呈現永井荷風、奥野信太郎、大佛次郎、尾崎士郎、火野葦平、吉野源三郎、鶴見俊輔等知識人當時的姿態與選擇，從而剖析近現代日本知識人的思想與精神。作者強調戰敗體驗所提供的實感，將戰爭史還原到個體的精神世界之中，這對於當下的我們理解戰後日本文學與思想源流、回應否認侵略戰爭的右翼史觀具有重要的價值。

| 葛兆光、梁文道、錢永祥、許紀霖、孫歌、小熊英二、陳思和、韓東育、項飆、許知遠 共同推薦

——名人推薦——

對異域的研究總是對本國的審視，中國學者的日本研究，從根底裏說也是在反觀中國。日本往往是中國的鏡子，無論它是望遠鏡，是放大鏡，還是哈哈鏡。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王昇遠〈小引〉中用了「極端語境」幾個字指代日本的戰時與戰敗，即那個身不由己的時代，來討論日本知識人如何自處。這一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讓我不由得想到鶴見俊輔說的「轉向」，因為「轉向」說的正是戰時日本的精神史。讀這本講日本的書，或許可以反過來想一想，在中國的「極端語境」也就是那些時勢比人強的時代，中國知識人是怎樣回應時代的，是妥協，是反抗，是沉默，抑或轉向？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想像極端年代，宏量合唱壓倒一切個體聲音，不合作往往通向毀滅，配合就要犧牲一個人根本的信念與品格，你還能剩下多少選擇？王昇遠老師在這部取材豐富的文集當中，細緻展現了從妥協到對抗當中的幾乎一切光譜。無論是在妥協的前提下左支右絀地維持自我一致，還是在日記當中採用隱語來無力地抵抗，當年日本知識人的遭遇和反應，都還是能讓今天的我們心有戚戚。

——梁文道（媒體人）

本書關注「極端語境下的個人」，描述日本知識人在軍國主義年代的倫理困境。「對抗」和「妥協」都是極端語境下的選項，但兩者顯然都問題重重。我讀此書，注意到作者借用當年一本寫給新一代人的名著的標題，提出了「你們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這個問題。是的，「思考自己的人生」激活了我們的價值觀，正是對極端語境的回應，也值得今天的讀者取為參考。

——錢永祥（《思想》雜誌總編輯）

作者是我認識的、為數不多的國內「知日派」學者，他在本書之中，梳理了一條從明治維新到帝國瘋狂直至戰後轉型的歷史脈絡，以此為背景，重點分析了日本知識人在不同歷史時期複雜、糾結的心路歷程。日本的鏡像折射出東亞精神世界的普遍症狀，從中可以窺見中國知識人在現代轉型歷史迷局中的內在困境。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

说明：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華書局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