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迎来了菲尔兹时刻

14亿中国人里，必定还有无数具有数学天赋的人，要想人尽其才，那就得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公平、也更容许自由探索的成长环境。

撰文丨维舟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日21时，两位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双双摘得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

普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么说吧，菲尔兹奖号称是“数学界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只有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奖，但没有数学奖），在此之前，只有两位华人曾获此殊荣：丘成桐（1982）、陶哲轩（2006）。当年他们的获奖，也曾轰动一时，但说实话，这一次，才真正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崛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丘成桐和陶哲轩都是香港人，其成长经历清楚地显示，他们并非内地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丘成桐是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就赴美深造，1990年加入美国籍，陶哲轩则更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虽然会粤语，但中文都不大认得。

但这一次，是首度有在中国大陆受教育成长起来的数学家获奖，且一次就是两个。

历届菲尔兹奖，每四年授予2-4位数学家，其中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在同一届获奖的，仅有数学四强国曾有过：（美国，1966年，1978年，1982年）、法国（1994年、2010年）、英国（1998年）、俄罗斯（2002年），现在又有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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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有什么用？

数学号称“自然科学的王冠”，谁都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数学很好，那理科绝对不会差；反过来，数学不好，理科成绩却很好的，那就有点反常了。因为数学是名副其实的基础学科，决定着理工科其它领域的基础水平，也因此，菲尔兹奖不仅是衡量各国基础数学研究顶尖水平的标杆，甚至可说也间接折射出各国的科研能走多远。

然而，基础研究虽然重要，却常常受忽视，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很难有什么直接的收益。

“导弹之父”冯·布劳恩有一句名言：

基础研究就是，我在做的时候，不知道我在做什么。（Basic research is when I am doing what I don't know what I am doing.）

那意思是说，基础研究所解决的问题是更为根本的，眼下根本不知道它具体能有什么用处。

相比起技术研发，基础研究更需要学者纯粹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在那钻研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干嘛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清楚学术成果的应用范围，而是说基础研究的成果有何意义，往往要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才逐渐显现，当时没人能知道。

可能也正因此，如今基础研究水平最高的，仍是那些学术传统深厚的老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普遍更注重技术应用。

菲尔兹奖自1936年首次颁奖以来，获奖的64位数学家中，除了伊朗有2人、乌克兰和巴西各1人外，其余获奖者几乎都在欧美日发达国家——2010年获奖者吴宝珠虽然是越南出生，但高中一毕业就赴法国深造了，获菲尔兹奖那一年入籍法国；而2018年获奖者阿克沙伊·文卡泰什虽然是印度裔，但2岁就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了。

了解了这些，就更可见要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实现突破有多难了。虽然中国近些年在工程、计算机硬件、AI等领域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基础研究的硬骨头却一直没能啃下，这是更需要长期投入、不急于求成、且需要有一个学者群体耐得住寂寞才能做好的。

一直以来，中国学生在数学奥赛（IMO）上表现突出，2025年就摘得6枚金牌，位列各国参赛队伍第一。然而，竞赛强，不等于数学研究水平高。

科学史学者吴国盛曾就此评论：

中国学生很容易获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却很难获得菲尔兹奖。因为奥林匹克数学是一种竞技，目标明确且有标准答案，主要靠聪明和吃苦耐劳。但菲尔兹奖是探索性的，考验创造性，没有固定答案，这对我们就很有挑战。

换句话说，会考试，未必会做研究。

虽然中国人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事实是，国内教学界有着浓厚的“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愿意去做纯理论研究的少之又少。这些乍看“无用”的研究，在当下却正是人工智能、5G通信等前沿科技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些最底层的研究作为支撑，相关的技术应用也行之不远，更难以引领潮流。

近年来，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曾多次公开预言，未来5-10年内，中国本土数学研究一定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内培养的数学家完全有能力获得菲尔兹奖。

这不是凭空揣测，而是他看到了中国学者表现出来的世界一流水准，尤其是王虹，她解决了顶尖数学难题：挂谷猜想（Kakeya conjecture）。

王虹、邓煜这次获奖之所以不同寻常，就在于此：他们都是从小在国内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一直考入北大数学系，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顶尖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型，而且也完全能培养、选拔出这样的学术精英。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两个天才的成功，而是这样一个体系能让一大批年轻数学家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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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不埋没了天才？

像王虹、邓煜这样获得数学界最高奖的，当然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但如果仔细看他们的求学经历，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成才路径其实非常不一样，甚至可以说代表了国内教育的两种不同路径。

他们俩都是北大数学系2007级的，原本是同班同学，但邓煜走的路看起来顺得多：他在深圳出生长大，很早就显露出数学才华，高中就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次年就保送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又过两年，2011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15年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随后邓煜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直至2025年出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的人生，看起来就是一路开挂的学霸人生，始终遥遥领先。

相比起来，王虹虽然也是学霸，但她的道路就更接近普通人：她出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由于成绩优异，小学一年级、六年级她是直接跳级的，但她直到初中都只是在镇上学校就读，高中才升入市重点桂林中学。入学时成绩也不算突出，在全年段100名开外，但没有参加过数学奥赛，16岁通过正常高考考上北大，却不是数学系，而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她是因为实在对数学有强烈兴趣，才在大二时通过转系考试，转到数院的，而那时相比起班上众多从小在数学竞赛里泡大的“大神”，她的成绩只能算是在中下游。

毕业后她去法国深造，期间却一度转行去学建筑，后来才真正把数学确定为人生方向。多年后回忆，她还自嘲说：“建筑也挺难的，于是又回来做数学。”

王虹不到34岁就解开世界级数学难题，数学天赋可见一斑，但从她的人生经历来看，中间稍有岔道，很可能就不会走上数学研究之路了，天赋很可能也就被埋没了。

广西并非数学竞赛的强省，她又在小镇长大，几乎没有机会参加什么数学竞赛，这一路纯靠自己对数学的热爱支撑，当然，家长尊重她的兴趣也很重要。

其实像她这样兜兜转转才明确方向的数学家，还为数不少。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许埈珥就是，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父母都是韩国移民，后来随父母回韩国，尽管他很有天赋，但小时候既不擅长数学也不喜欢，高中时甚至一度辍学去搞诗歌创作，2002年考入首尔大学时，专业是物理学与天文学。

直到本科最后一年，当时已24岁的他偶尔结识了来首尔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日本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广中平祐，才在他的激励下萌生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原先似乎跟数学不沾边的人，15年后竟然夺得数学界最高奖。

所以，学术精英不一定都早早确立人生路径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能容许他们自由探索，而这恰恰是国内社会缺乏的——如果教育导向太明确太功利，那种无形的社会压力，极有可能就迫使一部分有天赋的孩子放弃了原本可以发挥他们潜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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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有数学天才

“考研名师”张雪峰有一次在直播时，遇到一位女生询问数学专业有何出路，看得出来，她对数学有兴趣，却很担心读这样“无用”的专业，将来没饭碗，所以问了一句：“数学专业未来能做什么，只能当老师吗？”

张雪峰虽然对这些学科的看法极度务实，完全是就业导向，但他倒也一再强调数学不是所谓“天坑”专业，而认为它是底层赋能学科，毕业生在AI、大数据、金融等高薪领域极具优势，无论继续深造还是转行做计算机、人工智能、精算，都极具竞争力。

然而，那位焦虑的女生其实很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很多普通人确实觉得数学专业好像没啥用，毕业出来只能当老师。可想而知，这种想法会让不少本来有数学天赋的人另谋他就。

对女生来说，这一点尤其难。王虹的获奖证明，女性中也有数学天才，数学奥赛中国国家队曾有多达9名女队员，远高于美国（4名），但去年的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冬令营，前100名竟无一个女生。学数学的女生越来越少，这与其说是数学能力上的性别差异，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女生及其家长放弃了数学这条路。

在王虹之前，菲尔兹奖仅有两名女性获奖者，分别是来自乌克兰的马林娜·维亚佐夫斯卡（2022）和伊朗的玛丽安·米尔扎哈尼（2014）。米尔扎哈尼出生在伊朗这样一个女性权利受限制的社会，但她幸运的是，中学就读的法尔赞甘学校校长是位女性，深信男女应该平等接受教育。

正是在校长支持下，她1994、1995两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均获得金牌，第二次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此竞赛中获得满分的伊朗学生。

14亿中国人里，必定还有无数具有数学天赋的人，要想人尽其才，那就得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公平、也更容许自由探索的成长环境。如果能这样，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爆发出来的聪明才智，将开创无数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