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贩子与被拐妇女合谋杀死捕快

文/刘棠希

捕快孙士茂死于疏忽大意。

乾隆十三年（1748年）某个时候，孙士茂还活着，心情也很愉悦——他刚在建平县（今安徽宣城郎溪县）抓获人贩子李三，解救被拐妇女陈氏。

除暴安良乃是捕快职责所在，如今嫌犯落网，受害者也逃出生天，他怎能不开心。

可能是过于自信，孙士茂没有要求郎溪县衙派人与他一起护送嫌犯，而是独自一人，押着李三带着陈氏，往州府赶去。

也不怪孙士茂自信。被拐妇女陈氏是案件受害者，李三此前已将其奸污，后又诱拐，孙士茂费了千辛万苦才抓到，陈氏该和自己同仇敌忾。等于说，在孙士茂看来，这次押解不是一个人看两个人，而是两个人看一个人。

正因如此，孙士茂掉以轻心。

清朝法律对人贩子处刑极重，李三被抓获后心里就七上八下。一旦自己交官府定罪，八成不得好死。

怎么办？都不用多想，只有逃跑一条路。

行至半路，李三决定动手。要逃跑，必须先解决孙士茂。

趁着孙士茂无备，李三突然暴走袭击，也不知道打到孙士茂哪个部位，孙当场吃痛蹲倒在地。按说，这时李三可以逃跑了。

但是，李三没有走，他决定杀死这名捕快，一了百了。

按照清代衙役押解人犯的习惯，孙士茂会用刑具束缚李三，李三一时挣脱不开的话，孙士茂缓过来局势就能扭转。

况且还有一旁的陈氏，虽然她是妇女，力量偏弱，但面对拐卖奸污自己的李三，她应该会有无穷怒火，也能帮捕快翻盘。

二对一，躺在地上的懵圈的孙士茂也会认为“优势在我”。

人算不如天算，倒地的孙士茂突然慌了！

他竟然听到嫌犯李三呼唤陈氏过来帮手，陈氏随即从地上捡起一个大石块，朝两人走了过来。

这是要砸谁？！

痛感袭来时，孙士茂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将要交代在这里了。

据案卷，陈氏走上前来，一手扼住孙士茂的咽喉，另一只手举石狠砸。

一下、两下、三下，孙士茂很快就没了呼吸。事后验伤，孙全身有多处致命伤，都是被石块砸的。

施害者和受害者合力致死捕快，此等行径闻所未闻。

不管在什么朝代，杀死执法者都是大罪，李三和陈氏只逃了一时，很快就被安徽官府捕获。

安徽巡抚讷敏看到案情也会替殉职的捕快孙士茂叫屈，明明是除暴安良，为什么会被“良民”反杀？

此案该怎么判呢？

讷敏认为，此案主犯还是李三，他被捕快抓获，妄求脱身，临时起意想要杀死公差脱逃，罪不容诛，应该按“杀所捕人律”判李三斩监候。大致对应今天暴力抗法导致执法人员死亡。

但是，怎么处理被拐妇女陈氏成了问题。

陈氏本是受害者，但是，她听从李三要求，上前帮杀捕快孙士茂，显然已犯重罪。

揆诸动机，可能是见孙士茂已经被打倒，陈氏担心自己不帮忙会遭报复；也可能是陈氏已经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奸拐自己的李三有了畸形的感情。

不管是什么动机，讷敏都觉得陈氏只是从犯，尽管动手杀人的是她，但毕竟是听从唆使，不是她主谋杀人。

于是，讷敏以“杀所捕人律”从犯，判陈氏流放。

案件照例上报，刑部又不同意了。

刑部认为，讷敏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李三不该适用“杀所捕人律”，而应该定“谋杀人造意律”，也就是故意杀人。

刑部复议很有道理。如果是拒捕，李三在打到孙士茂后，对方已经没有反抗能力，这时大可逃跑，犯得上杀人灭口吗？

从李三唆使陈氏帮手也可看出，不管李三起初的打算是什么，最终他是要取孙士茂的性命。这已经不是是简单的暴力拒捕，而是谋杀。

其实，对李三来说，不管是“杀所捕人律”还是“谋杀人造意律”，他的罪名都是斩监候，对他根本没有影响。

刑部要求讷敏重新适配法条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陈氏罪行相当。

按“杀所捕人律”，陈氏是从犯，应当流放，但是如果是按“谋杀人造意律”，陈氏有加功行为，那她的罪名就有说法了。

加功是指听从主谋（造意者），亲身动手实施捆绑、按压、殴打、持刀、挖坑、拖拽、掩埋等行为，直接助力完成杀人、伤人，为凶犯提供关键助力、促成被害人死伤的行为；实施这类行为的人叫“加功之人”。

《大清律例》规定：

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也就是说，按照刑部的意见，陈氏按律当绞，而不是流放。

巡抚讷敏最终依刑部意见，以“谋杀人造意律”，改判李三斩监候，陈氏绞监候！

本文资料来源：《刑部驳案汇钞》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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