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博的镜头、莫理循的驿站、俄商的明信片—三种目光下的中国底层

拍摄者有学者、传教士、记者、商人、佚名者。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社会调查，有人为了传教记录，有人为了新闻报道，有人为了商业销售。但他们都为中国留下了一批无法替代的视觉档案。没有他们，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了解，将只停留在文字里。

这张由美国摄影师西德尼·戴维·甘博在1917年拍摄四川成都街头的一次民间祭祀活动。

几名赤脚的壮汉正抬着一座雕刻精美、带有穹顶与雕花装饰的神龛，与用于世俗出行的富贵花轿不同，这座轿子并非为人乘坐，而是用来承载神像的。

在当时的四川民间信仰中，每逢庙会、祈雨或“文昌出巡”、“城隍出巡”等重要节庆，百姓们便会将神像请出庙宇，安放在这样精美的神龛中，由轿夫抬着在街巷中巡游，以此祈求神明庇佑、风调雨顺。

这是一张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在清末民初（约1904-1914年间）拍摄的汉中陕南山区猎人使用“抬枪”狩猎的瞬间。

一名头裹白巾的猎人半蹲着托住长长的枪管，另一名穿着厚实棉衣的猎人则站立在侧，双手扶枪瞄准远处的山谷。这种被称为“抬枪”的大型火绳枪或鸟铳，口径大且枪管极长，后坐力惊人，因此在发射时必须依靠两人甚至多人协同操作，一人负责瞄准射击，另一人则用力顶住枪管以确保稳定性和准确性。

这张老照片，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西德尼·戴维·甘博于1917年在四川安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考察时拍摄的，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他正艰难地背负着一大捆柴草、这捆重物几乎遮住了他的上半身，压得他身体前倾，但他赤着脚，步伐依然在向前迈进。

1917年，甘博受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之托，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考察。他乘坐独轮车（鸡公车），从四川安县出发，一路向西，用相机记录下了沿途的山川地貌、城乡风貌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1910年，甘肃青江驿（今甘肃会宁）客栈门前的三位马车夫。摄影师是时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乔治·莫理循，他不仅是《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后来还担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

照片里的三人，穿着臃肿破旧的粗布棉衣，穿着臃肿、宽大的粗布棉衣棉裤，裤腿扎紧，甚至能看到多层补丁的痕迹。虽是初春，西北的寒风却刺骨，他们满脸风霜，甚至带着尘土，但面对镜头，神情却透着西北汉子的质朴与平静，他们身后隐约可见套好的马车，说明他们是负责长途运输的苦力。

1940年，江苏，一地主婆面相富态，身穿黑色绸缎斜襟长棉袍，头戴抹额，脚踩传统布鞋。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她并没有坐在身旁的西式曲木椅上，而是一手扶着椅背稳稳站立。

民国时期的农村，普通百姓多穿粗布麻衣，难以抵御寒冬。这位女性身着厚实、光泽感强的黑色绸缎长棉袍，衣身蓬松且规整，这在当时是极高的生活水准。她单手扶椅背站立，在镜头前更具压迫感和威严感，这是一种刻意展现的“上位者”气场，以强势姿态彰显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江苏大部分地区已沦陷于日寇之手。然而，照片中的这位地主婆体态富态、衣着华贵、家居时髦，丝毫没有战乱带来的窘迫感。这侧面反映了在动荡年代，部分拥有土地和财富的地主阶层，或通过周旋、或依附日伪政权，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田产和优渥生活，在乱世中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1949年，上海，身穿补丁短衫、七分裤的男子，是当时上海脚踏货运脚夫。他将普通自行车改装为货运工具，在车身两侧挂载沉重的麻袋货物，依靠人力脚踏完成城市短途零散货运。

背对镜头、身穿制式马甲的男子，是在市政部门登记在册的合法人力车夫。根据近代上海的管理规则，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营运人力车（黄包车、三轮车）的车夫都必须穿戴官方要求的号衣，便于巡捕与市政管理识别。

1905年，北京盛夏街头，守着瓜摊的父子，父亲身形清瘦，守着一方简易木板摊，切好的西瓜瓣码得齐整，红瓤朝外、现切现卖，是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里最实在的招揽。身后幼子默默挨着摊边，一旁扁担竹筐静静立着，全家生计全靠这一口沙甜换微薄收入。

旧时京城夏日，西瓜是平民难得的解暑好物，寻常人家舍不得买整颗，便花几文钱买一瓣解解馋。街头摆摊的小贩天不亮就要去瓜市挑货，守到日头西斜，卖不完的瓜极易腐坏，赔本便是常事。

1903年，云南山野，雕琢精致的石质碑坊大墓，是乡绅富户先人的坟茔；一旁两座简易乱石小冢散落坡间，荒坡枯树衬得周遭格外萧瑟。家丁肩扛火枪值守在墓旁，时刻提防盗匪侵扰。

清末民初时局大乱，烽烟四起、民生凋敝，盗墓成风：军阀部队为筹措军饷大肆盗掘古墓，民间饥民、盗徒也四处刨坟取随葬器物变卖。稍有家底的宗族，只能雇家丁持枪常年驻守墓地，日夜巡护，只求先人陵寝不遭刨掘惊扰。

这张印着双龙纹样的明信片，由清末俄商印制发行、远销欧洲，明信片里的是盲人卖艺父子，父亲怀抱着三弦乐器，年幼的孩子同样视力残缺，拄着探路竹杖，随身带着吹奏乐器。二人衣衫单薄破旧，站在北方民居前的土巷中，手中的乐器是全部家当，也是全家唯一的谋生依仗。

在医疗与社会保障极度匮乏的清末，天花、眼部感染、战乱外伤是百姓致盲的主要原因。底层残障群体几乎没有正规的救助与就业渠道，沿街弹唱说书、摆摊算卦，是盲人仅有的两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