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他会怎么写？

撰文丨姚峥华

《唐山大地震》出版四十年了。

今年7月份举办的香港书展上，出版方隆重推出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纪念版。

作为书作者、传媒人和作家，钱钢老师在新的书序中提出一个新问题：假如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AI已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位有志于撰写《唐山大地震》的记者或作家，将如何观察、采访、调查、记录？

这个设问，直接面对科技进步对非虚构写作乃至对新闻媒体的影响，把四十年前的作品与当下连接了起来，探讨在新技术变革下AI与文学、社会学、传媒学、文献学乃至历史学的关联及可能产生的颠覆作用。

AI很聪明，颇外交辞令地表示了钱钢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然后说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技术史的“假如”，也触及钱钢的写作方法、新闻伦理、灾难叙事的边界。

像进入一个随时随地展开讨论的场域，AI准备与钱钢“火花碰撞”。

由此我很佩服钱钢老师，他一如既往地站在“新闻研究”的前沿，哪怕是一本“旧作”，也要触及新话题，引发新思考，而非仅仅是一种文本意义的纪念。

01

十年前，我们有缘在中山大学相聚。钱钢在课堂上讲非虚构，讲新闻写作，讲生日报，讲他所拍摄的留美幼童纪录片……让我印象深刻。

钱钢曾在港大的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开设硕士课堂，尝试了一种“生日报演示”的做法。

每个同学寻找自己出生或是爸妈出生那天的旧报，通过读一份报纸，发现大的背景，大的氛围，弄明白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是从新闻传媒的角度，看报纸的编排，字的简繁体处理，图片的摆放，报头的位置变化，版面所呈现的新闻数量……找一个有趣的点，扩展开去……

他通过触摸一张张旧报，从民国时代、中共建政、朝鲜战争、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让学生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重回“历史现场”，发现当下与历史、自身与历史的连接。他自诩为这是“新闻史课堂的一道开胃小菜。”

我们作为中大一个项目的访问者，在课堂上也无一例外地演示了自己的“生日报”。我由此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从“一”观其背后的种种，如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看问题”的角度，我近日在沈松侨的《每思华夏九回肠：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6年5月）书中也得到印证，比如他对1930年代西北旅行文本的分析——这些文本对边疆民族及其文化的正面再现与肯认，并非出自尊重与肯认“文化多样性”的知识立场与道德信念，而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因应现实政治需要所建构出的一套新的国族想象方式。

怎么看，决定看什么。角度和方法，无比重要。

钱钢属于经历丰富的一代，从出生到成长，经历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而他又是其中的幸运儿，16岁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干事，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23岁的钱钢做为救灾队员参加了救灾，“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灾难现场让他深受震撼。1979年，他成为一名记者，接受严格的训练。1984年，钱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时重返唐山采访。两年后的1986年，《唐山大地震》出版。

▲钱钢采访唐山矿工李玉林（图/mjlsh）

这部巨著，四十年来，多次再版。它像一座丰碑，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

我收到《唐山大地震》纪念版签名本，很是欣喜，在微信朋友圈上晒图。点赞者众多。原媒体人、作家冯翔说这是他的新闻启蒙之书。

资深传媒学者徐泓教授也收到新书，她分享书的图片时引用钱钢的话：“要把真相告诉公众，要允诉人民议论、追问。因为人民是所有灾难的承受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我看到向继东老师跟帖：“在我记忆中，写人物的《哥德巴赫猜想》、写灾难的《唐山大地震》无人能比。”

02

回到2016年的中大课堂，我们聚焦《唐山大地震》，欲一探“钱钢式的报告文学写作法”。正是那一年，韩国围棋冠军被谷歌AlphaGo战胜，我们隐约知道了有一种叫“AI”的东西，但对其发展前景及影响，一无所知。

现在想来，十分庆幸当时没有AI背景，故钱钢可以畅谈他与《唐山大地震》。

钱钢说自己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基希，另一位是最早践行“新新闻”写作手法的美国记者约翰•赫西（他写的《广岛》，被评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新闻作品）。

我曾经到布拉格老城寻找基希的故居。

基希的写作，是一个良心的记者揭露社会的黑暗，写法非常的灵活，第一是真实，第二不失神韵。其中一个片段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写煤矿瓦斯爆炸以后，有巨大的气浪冲了出来，有人仰头看到一些人形在空中飘，原来是矿工的衣服被气浪冲出来后飘浮在空中，写得非常传神。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经常拿这篇文章做为例子讲给记者们听。

其时我正进行书人系列书写，对于非虚构写作中的文体归类、历史沿革和写作方法，有诸多的困惑。探讨中，钱钢说，

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称为报告文学，不纳入西方的非虚构领域，西方自有另一套标准。说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是报告文学，赫西的《广岛》就不是报告文学吗？前些年获得诺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记录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这位前苏联作家的作品是作为报告文学被引入中国的。1987年我去苏联访问时，提出要去白俄见这位女作家，当局打哈哈说，一个小伙子去见一个姑娘很正常。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时还年轻，只比我大几岁。最终却没有下文。

这些细节特别打动人。记得我还发问，非虚构写作到底是文学还是新闻，可不可以有心理描写，可不可以虚构？

钱钢解答，这里边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比如美国欧文•斯通写的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里边就有人物心理描写。还有早期的很多报告文学，《包身工》里边的“芦柴棒”，浓缩了若干人的故事，不是真人，包身工本身是有虚构成分。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三天的事件放到一天来写，在当时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写法，原材料直接变成作品的写法，如俄罗斯的作家格拉宁，他一生有七十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围困纪事》，以纪实文学体裁再现列宁格勒被纳粹包围900天血战的全景作品。

图/网络

1987年钱钢采访过格拉宁。格拉宁夫人说，为了写这本书，格拉宁到电台发表讲话，请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有过这个经历的人接受他的采访。当时约有三千人前去联系。但格拉宁最后却舍弃了所有的材料，只保留三个人的线索——一个人的日记，一个人的书信，一个人的口述。没有任何剪辑，这成为纪实写作中一个极端的例子。

钱钢自己曾尝试按格拉宁的写法进行创作，却非常难。

可你说这种写法完全不涉主观吗？当一千字压缩为五百字的时候，当三千个人只选取三个人的时候，选择和取舍本身就是主观行动。

还有，关于信源问题，

比如唐山大地震，我找了十个人，写了九个，这九个的讲述可以互相印证，但单个的信源无法核实，因为没有见证者。

“写什么”“如何写”，是写作的根本。至于所谓的报告文学、深度报道、新闻特写，界限都是模糊的。

中国报告文学运动，本身是追求新闻自由的另一条路径，在报纸不能发表的时候，记者变成报告文学作家，用这个工具做新闻的突破，刘宾雁是一个代表。不同在于，他更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倾向。以今天的标准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一批记者如苏晓康、麦天枢、卢跃刚，还有我进入报告文学领域时，带来了新闻规范。这个过程恰巧是接收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当年我不知道‘调查报告’，不知道‘口述历史’。但我写《唐山大地震》时做的就是调查报告和口述历史。

03

我们面对面探讨了诸如此类的话题，弥足珍贵。放到现在，有了AI的介入，以上的“聊天”内容估计得重新定位。

一转眼，《唐山大地震》四十岁了，它来到了AI时代。

对AI如何提升非虚构写作的采访与信息搜集效率，钱钢无疑显现出一种兴奋。他在《唐山大地震》新版序中提出了前文中的设问。

我们不妨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个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是个稀缺品。除了报社提供的一台索尼小录音机（仅有十盘磁带），钱钢的主要采访工具是笔和纸。采访、调查，包括寻找地震目击者，访问地震幸存者，采访赴京报警的矿工、盲人乐师、精神病院医生、看守所警察、孤儿姐弟……整个过程相当“苦哈哈”——费时费力，工作量繁复巨大。

在钱钢看来，非虚构写作首先要有巨量的采访，不然细节抓不到；采访还需要有联想，有纠错，有匡正，把自己带入到别人的情境里，才能让非虚构写作充满神韵。

这是创造性劳作，更不用说大量的人际交流，是心与心的碰撞。

作者进入事件之中，以及被采访者的自然反应，这都是‘非虚构故事’中最有趣和迷人的部分。

用笨方法、慢方法，（才能）把真相从缝隙挤出来。

但今天的AI告诉他，它完全可以“不动声色”地帮助他挖掘线索，从档案、数据中定位关键人物，帮他更快地找到更多幸存者，扩大采访覆盖面，挖掘边缘群体信息。

可以辅助他采访，实时转录口述，自动整理材料，标注情绪与关键细节，提示证词矛盾与遗漏。可以协助处理史料，修复残缺档案，多源交叉比对信息，核实事实，自动生成精准时间线。

还可以梳理海量数据，构建人物与事件关系，还原历史现场……如此，成文之后，它还可以根据作者本人的反馈需求，随时迭代升级。

这像是在说，原先需要耗时几年的活儿，现在一两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完成。原先三十万字的作品体量，现在一百万字分上中下卷都未必能打住。它高效得像一条生产线，分毫不差，精准投放。

听起来像是产品制作，而非作品创作。

钱钢惊诧之下，不由得产生疑问：AI会不会稀释掉《唐山大地震》中最珍贵的东西？

在 《唐山大地震》钱钢式的灾难写作里，

很多关键并不在于一个数字，而在于沉默、恐惧、羞耻、失语和幸存者之间难以言说的缝隙。

其间那一处处省略号、空白点，构成了作品的张力。几十年来我们常读常新，深受震撼，正是作品的框架与叙事结构中欲言又止，又一言难尽的停顿。我们可以想象或理解为原著的精神内核——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解放”：告别假大空，直面苦难与人性复杂（抢劫中的恶、犯人中的善、废墟上的爱）。这是作品长盛不衰的“最宝贵的东西。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试着解读一下，个人纪实类非虚构、回忆录、家族史，这些作品的立足点是作者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如苦难、离别、乡土记忆、时代个人命运。

但AI提供的大模型书写，没有实地采访、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的能力，无法拥有发自生命内部的共情与反思。它只能模仿情绪文字，整合已有的文本，甚至产生事实幻觉，编造引文，篡改数据。它所输出的文本或许看起来中规中矩，零语病，却抹平了个体差异性，失去了辨识度。

钱钢的写作，自有钱钢独特的方式。AI体则千篇一律，面目模糊，最致命的是，没有“人味”。

所幸，在钱钢与AI的对话中，AI迅速领会他的问题，秒回应：

AI擅长处理“普遍性”，而《唐山大地震》的动人之处在于“唯一性”——那是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在毁灭降临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AI能帮他重塑废墟，但无法替代他坐在废墟上流泪。

其实，AI是明白的。

我似乎感觉到钱钢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在文末写道，

我对它狂飙突进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保持警觉。

同为媒体人，坦白讲，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与钱钢老师是“同伙”。书爱纸质，写作爱“笨方法”，看问题爱找角度，听课喜老师“讲古”。在越AI的年代，越珍惜人的思考能力和共情能力。

我乐见AI狂奔（谁也阻止不了它的步伐），或是说，我不担心AI，但担心AI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他们在AI系统中学习和接受教育，视AI辅助为默认状态，对新闻和写作的理解会与我们有截然不同的认识。

举最直观的例子，眼前两本书，一部是钱钢原版的《唐山大地震》，一部是AI 辅助版的《唐山大地震》，我会毫不犹豫地拥抱前者。因为书中作者的一笔一划，含着呼吸，蘸着血泪，浸润着汗水，最真实，最珍贵，也最稀缺，无可替代。但我担心，以后年轻一代读者，也这样认为吗？

《唐山大地震》纪念版

钱钢 著

香港中华书局2026年7月

*题图为唐山市西山路境子建开滦煤矿工人宿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