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学理与技术相融的人工情绪生成（上）

人工情绪是高阶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人工情绪生成研究极具理论难度。厘清其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价值旨归，论证人工智能需适配人类情绪范式以保障良性人机互动，并剖析现有情绪理论指导工程实践的内在张力，能够为人工情绪生成研究破解理论困境、推进技术落地提供学理参考。

原文 ：《学理与技术相融的人工情绪生成》

作者 |山东女子学院教授 李中良

图片 |网络

明斯基（Marvin Minsky）曾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器是否能够拥有情感，而在于没有情感的机器是否能够真正拥有智能。这一判断提示我们：情绪是智能展现的必要条件，人工情绪是智能系统卓越表现的必备基础。1997年，有“人工情绪之母”美誉的皮卡德（Rosalind Picard）出版《情感计算》一书，系统提出情感计算的研究纲领。她指出，情感计算包括四项目标，即识别情绪、表达情绪、拥有（have）情绪以及拥有情商。自此以后，情绪不再只是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也被纳入计算建模和技术实现的研究范畴，人工情绪由此登上学术舞台。

此后，人工情绪研究大体沿着情绪识别、情绪表达、情绪生成和情绪互动四个维度展开。其中，情绪识别是情感计算领域发展最为成熟、成果最为丰硕的维度。不过，本文只聚焦其中理论难度更高的维度，即人工情绪生成。所谓人工情绪生成，是指人工系统能够模拟人类情绪的产生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备特定表达模式、表达强度以及功能作用的情绪状态。围绕人工情绪生成，存在着“为何、如何和何以”三层逻辑紧密相连的追问。

人工情绪之“为何”

关于人工智能（AI）为何需要拥有情绪，现有研究给出了许多回答。既有研究多从实际效益层面论证人工情绪的合理性，认为其有助于提升人机互动水平、优化面向人类的情感服务质量、增强机器融入人类社会的可能性。此类讨论为人工情绪的合理性提供了初步辩护，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前提：只有认定人工情绪具有存在合理性，从哲学层面进一步追问“人工情绪如何存在”“人工情绪生成何以可能”才有意义。然而，既有研究对“为何应以人类作为衡量人工情绪合理与否的圭臬”这一更深层的规范性问题，尚未作出充分回应。

人类构建AI理论基础、研发AI技术和制造AI产品，是人类彰显、拓展和回馈理性的实践载体。人类研发AI可以沿循两种追求：一种是使AI永远不具有内在目的，另一种是使AI具有内在目的。第二种追求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1）使AI的内在目的与人类价值对齐；（2）使AI的内在目的与人类价值相悖。第（2）种情况容易导致泰格马克所说的“动物园管理员”场景。该场景描述为：“在这种情形中，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把一些人留在世界上，而这些人类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偶尔会哀叹自己的命运。”显然，这一场景意味着人类理性的终结。简言之，第（2）种情况会与人类彰显、拓展和回馈理性的初衷背道而驰，从而形成“理性悖论”。因此，人类研发AI所沿循的追求只能是“赋予AI外在目的”或“使AI拥有与人类价值对齐的内在目的”。无论哪种追求，AI的目标都依附于人类的目标，AI的研发始终置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框架之下。因此，人类研发AI的终极旨归是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判断与皮卡德的观点深度呼应：“驱动这一目标的动机是我希望看到其能够更多被付诸实践的原则：计算机应该适应人类，而不是相反。”最近，素有“AI教母”美誉的李飞飞在爆火推文《从文字到世界：空间智能是AI的下一个前沿》中同样指出：“AI必须增强人类能力，而非取代人类……AI由人创造、为人所用、受人监督，必须尊重人类的能动性与尊严。”

既然AI的根本旨归是增进人类福祉，那么AI以人类为中心，对人工情绪合理与否的判断应以人类为圭臬，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工情绪之“如何”

AI拥有的情绪应该是人类一般的吗？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AI发展史为我们提供的深刻镜鉴。自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以来，AI发展总共涌现出三种范式：符号主义、行为主义和连接主义。前两种范式都试图以“复制粘贴”人类智能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如今已逐渐被边缘化。与之不同，连接主义放弃了这种“复制粘贴”模式，转而开辟了智能发展的新道路，如今已成为AI的主流范式。从内涵来看，作为连接主义载体的人工神经网络是对人类神经网络的模拟。然而，从连接方式、连接规模和连接方向来看，人类神经网络和人工神经网络都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人类和连接主义AI在“思维”上存在根本差异：人类依靠的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论证、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启发式策略、行动与环境直接实时交互的生成机制等；而连接主义AI依靠的则是“吃下”海量数据、构建大模型，从而开展统计预测。此外，机器翻译相关研究也表明，机器翻译的进步可以沿着不同于人类翻译的方向展开。人类翻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译者对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有较深的理解，但普林斯顿智能探索与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沈宏梁等人指出，“现代最先进的机器翻译方法的成功其实是基于人类语言的可组合性”，它并不需要人类那般的理解。

以上内容表明，AI迭代发展并不必然以人类为参照尺度，它完全有可能演化出人类不具备，专属其自身的能力、情绪和意识。正如泰格马克在AI意识研究中所指出的：“与我们人类的体验相比，AI的体验空间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对“AI拥有的情绪应该是人类一般的吗”这一追问，正是对AI发展历史惯性的回应。

社会互动离不开准确读懂他人情绪、妥帖表达自身情绪、合理回应他人情绪以及设身处地共情他人主观情绪体验。正因如此，包括情绪识别、情绪表达和情绪回应在内的整体意义上的情绪，是社会互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带有情绪附着的社会互动，宛若年久失修的机器部件获得了润滑，也宛若无生命的机器被赋予了充满激情的灵魂。在社会互动中，展现喜悦可以传递支持，流露内疚能够促成谅解，表达怜悯可以获得社会支持。总之，情绪凭借其强大的信号传递功能，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倘若AI的情绪脱离人类常态、超出人类经验范围，那么人类将无法读懂其情绪，也不知如何回应，更不可能对其产生共情从而感知其主观情绪体验，由此形成的人机互动在人类视角下必然是一种“差体验”。既然AI的根本旨归是增进人类福祉，那么这种人机互动中的“差体验”就必须予以规避。因此，AI拥有的情绪应该是人类一般的情绪。进一步而言，其情绪的表达模式、表达强度和功能作用也应当与人类保持一致。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7月26日二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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