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真冤的国军中将，全军覆没牺牲被诬为汉奸，近50年后终昭雪

撰写本篇文章之前，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几张从江西南昌抗战胜利纪念馆里面找出来的老照片。图一、二的拍摄地点是南昌顺化门外老营房机场；拍摄时间是1939年3月28日下午4点50分左右，一群日本侵略者在攻占南昌这座机场后手舞足蹈、群魔乱舞的情形。

图三、四拍摄的时间同上，地点是位于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畔委员长南昌行营大门前，一大日本人举着旭日旗、膏药旗在这里庆祝，还举行仪式颁发奖章、勋章，认为是占领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并举行嚣张的欢呼仪式，日本军队的乐队，敲着锣打着鼓，热热闹闹地进了城。这支前不久在“万家岭战役”里被打得狼狈不堪，差点全军覆了顶的第106师团竟又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南昌城，头儿松浦淳六郎，站在南昌行营大门口，给一帮日本兵颁发勋章。

图五、六拍摄的时间同上，地点是南昌城区，日军占领南昌之后启动所谓的宣传攻势，一名日军侵略者站在一辆车旁边，他把“南昌0.0公里”的路牌拆下来，挂在自己的卡车上，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姿势，对着镜头留影，脸上带着那种调笑甚至炫耀的神情，路牌原本是给旅人指路的，象征着“到此为止，前面就是城市的起点”。在他眼里，这块牌子已经不是公共设施，而是战利品，“纪念照”是一种“我征服了这座城”的符号。同时，这些人在一些公共设施上写标语，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抗战标语“争取最后胜利”的旁边写上媚日的标语，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见是“拥挤新政权，打倒蒋介石”。

图七、八拍摄的时间同上，地点是南昌机场附近，前排站着几排穿着杂乱的中国人，脸上带着困惑甚至有一点麻木，后排则是整齐排队的日军士兵。前排这些人是谁？是一群可耻的背叛者，他们被称为“带路党”。这些人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更成为了日军侵略的得力助手，给抗日战争带来了沉重的损失。他们不仅向日军提供情报，还明目张胆地展示自己与敌人的勾结，身上扛着的武器打自己的同胞，这些“带路党”熟悉地形，了解民情，为日军提供了最精准的引路，使得敌人的行动更加顺利，进军南昌更为迅速。同时还有一群同样的人打着欢迎侵略者的牌子游行，他们的行为令人愤怒，更让无数同胞为之痛心。看完这些日军用于宣传的炫耀所谓“战果”照片，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心里发冷。

南昌沦陷，上海、香港的报纸隔日便刊出通栏标题，中外记者形容：“像拔一根未系牢的木桩。”批评“江西门户拱手相让”。重庆山城亦震动，据记载，蒋介石“大肆咆哮”， 特别是南昌行营被日军占领的一组照片更是刺激他，当晚连开三次会议，第一件事就是撤罗卓英职，第二件事便是给薛岳通电：“限期收复南昌，此战无退路！” 甚至悬下重赏：“如攻克南昌，奖洋五十万元，官兵晋级。”第三件事情是彻查南昌城失陷的原因。后人评价，当年蒋介石做的这三件事情，都被后人评价为异常急躁，对反攻又操之过急，导致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尤其是第三件，更是虚无子有的无稽之谈，使一位国军中将蒙受冤屈长达半个世纪。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头进行梳理。

抗战初期，在当时的日本军方眼里，南昌有几个关键意义。第一，它是赣江沿岸的大城市，是华中和华南之间的交通枢纽，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在这里交汇，从地理位置看，南昌坐落在南浔铁路与浙赣铁路的交会点；第二，它是通往湖南、广东、广西的重要门户；第三，南昌周边当时还有中国空军的重要机场和后勤设施，拥有建于1933年的顺化门外老营房机场和建于1934年的三家店机场。全国仅有的300架战机，就有250架部署在这两个军用机场内，其中三家店机场曾被称为“远东第一机场”。上海沦陷后，中国空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昌，中国飞机经常从南昌机场起飞，袭击九江附近长江江面上的日军舰船，威胁其后方补给线的作战前沿。

日军在南昌渡河，远处的是中正大桥（现八一大桥）

更这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委员长南昌行营”所在地，也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后方联络线以及补给线枢纽，不仅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曾经的北伐军总部驻地，南昌行营一度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枢，也是他所谓“发迹”的地方，在蒋介石的眼里，甚至一度比南京失守更觉得奇耻大辱，丢掉南昌就是战略枢纽沦丧、空军基地失守，切断大量物资、人力的调动，掐住中国军队的咽喉，甚至对他威信与持久抗战战略的双重打击 。

结果蒋介石罔顾当时的不利局面，顽固地要求部队去限期夺回已经失陷的南昌城，把自己不久前所说的不以南昌得失为要，可以不重得失的话，完全抛弃。仓促之间作出了即刻反攻南昌的决策，此役堪称悲壮，中国军队约十个师的部队，向日军占领的南昌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惨烈，一度攻入南昌市区，与日军展开巷战， 然而，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和火力优势顽强抵抗，并不断增援。最令人痛惜的是，第29军军长陈安宝将军在冲锋督战时，身中炮弹，壮烈殉国。《赣北兵燹：南昌会战》一书记载，是役中国军队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战损比例是19比1，的确令人痛心疾首。

南昌会战日军先空袭，炸机场、炸铁路、炸桥梁；地面上用坦克和炮兵开路；江河上用海军船只沿长江西进，利用水路绕防线。当时日军手里有大批九四式轻型坦克，动作快、数量多，对只有步兵和少量火炮的中国部队来说，就是一股钢铁洪流。而我们的守军人有，勇气有，地形有，但对空防御几乎是零，重武器差得远。在南昌上空，当时几乎看不到成体系的防空火力。日军侦察机飞到城上空，把整座城市拍得清清楚楚，屋顶、街道、河道、桥梁，连百花洲边上的花丛都能看得出来。这种程度的侦察，说明一个残酷事实：我们的城市，在敌人眼里几乎是没有牙的。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一批批日军端着枪往堤岸上跳，守军靠地形固守，在村口、桥头布下火力点；利用夜色，摸到日军前进道路上布雷甚至破坏道路；最激烈的时候，是和坦克近距离对抗，端着炸药包往车底钻，但日军手里的“三八大盖”步枪，能精准打到460米外，最远能打到2400米，要是子弹飞得直，一枪能撂倒两个！三八大盖枪装上刺刀，整个长度达到了1.65米，比咱们的中式大刀还要长出30厘米，而且枪身两边还有放血的槽，近身搏斗时特别厉害。这枪穿透力太猛，近身肉搏时，有五成概率会误伤自己人！日军搞的什么“退弹冲锋”，其实就是怕打中自己队友。

南昌失陷的原因有中国军队战略部署上的重大失误，武器装备上有差距，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在1939年4月6日的江西《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明确指出南昌城丢得如此之快，“是流氓汉奸到处捣乱，民众工作做得不够”，“当修河战事紧张时刻，南昌市依然灯红酒绿，竟毫无战时景象”。甚至有叛逆之军人为日军带路打前锋，事例是日军第101师团展开强渡修水河时，国军集结了多门山炮组织密集火力，以阻挡日军的舟艇靠岸，先后击沉7艘汽艇。同时还发射漂雷，成功阻止日军舟艇靠岸，然而，狡猾的日军后来从农民家里抢了几十头水牛，赶往水中心引爆了水上漂雷，第二天，日军全军顺利渡江。突破修水防线后，日军兵分两路，直逼奉新、安义。而蒋介石认定这名打前锋的便是东北军67军军长吴克仁。

因此，国民党军委会在发给各大战区的《敌情通报》中明确写道：“确讯原东北部队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在我大军撤离上海后，已率部叛变投降日军，此次侵占南昌，即是吴克仁亲自指挥所部，为日寇前导。”这位国军中将吴克仁就这样背负着“逃兵、叛变”等罪名，忠魂不得安息！那么，他们是如何认定吴克仁的呢？

这其中包含多个因素，一是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需寻找外部借口，“汉奸助力”成为转移军事问责的便利口实；二是日军这次攻占南昌的作战代号“仁字作战计划”，实际上这本身并无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沿用旧日本陆军以单字汉字序列代号命名战役的惯例（如天干、五常等）依次选取，“仁”取自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仅作为顺序代号使用，与作战性质无关 ，属内部保密编号，旨在隐匿作战意图，无任何道德或战略寓意，但偏偏有些特务牵强附会地认为“仁”取自吴克仁名字的后一个字。不过事实上日本有些计划的确也取自当事人姓名的，比如二战期间日本科学家仁科芳雄进行原子弹的研制，这个计划以仁科芳雄名字的第一个字命名，称为“仁计划”。

三是松江战役之后，由于吴克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失踪人员。在那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年代，失去联络、就等于失去忠诚。你联系不上我，我就当你叛变了这种荒唐的逻辑，在当时居然是高层的共识。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吴克仁殉国的当天，日军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了一个声音“哦”。那声音自称是67军高级军官，在广播里宣称：东北军已经厌倦了为蒋介石卖命，全体起义。

日军的宣传人员

这是日军最擅长的心理战博弈，成本极低，杀伤力极大。只要一分钟的假广播，就能毁掉一个军人一辈子的清白。而一些负责侦查这事的特务，根本就没有去核实这个广播的真伪。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核实。因为在那一刻，认定吴克仁叛逃，比认定他殉国更有利于掩盖战术上的全面崩溃，战术上的胜利，弥补不了战略上的失误，但政治上的栽赃，可以转嫁战略上的无能。

四是在67军在松江全军覆没之后，部队中有溃逃出去的个别野心分子打着吴克仁的旗号收容余部，壮大声势，企图投降当汉奸，意欲谋求荣华富贵，不过，当时虚虚实实的汪伪也确曾以吴克仁的名字命名伪军部队的番号，企图诱骗抗战不力的将领向其投降。于是一时间谣言四起，舆论纷纷指责吴克仁投敌当了汉奸。特别是在军队的情报系统里，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到消息，也认定吴克仁投敌。在国民政府已经公开的档案中可以查到，汤恩伯和白崇禧专门就此向老蒋进行过汇报，似乎是言之凿凿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吴克仁甚至遭到通缉，明确指责为汉奸，甚至把南昌会战的失败归咎于吴克仁率部打前站，才导致南昌失守，南昌反攻失败。此后，67军番号撤销，各级战死官佐没有抚恤，余部缩编成108师，由张文清任师长，隶属于中央军王敬久部25军。

吴克仁手下幸存的67军自然是不服，四处申诉，但不是由于级别入低，就是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凭空的捏造掩不住血染的事实，直到47年之后，当年与吴克仁共同作战的前松江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公玙，多年来仗义执言，出面证实吴克仁战死的详情，并经旅美报人田雨时先生于1981年撰文报刊，大声疾呼，真相乃大白于天下。为了褒奖吴克仁将军的壮烈殉国，新中国于1987年2月，追认吴克仁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时隔半个世纪后，烈士的英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吴克仁，字静山，出生于吉林宁安三道湾卧龙村三姓沟北一个的农民家庭，幼时入家乡私塾就读，后在亲属帮助下入县小学和中学读书，当年，他的老家宁安是吉林省古城之一，具有悠久的爱国反帝传统，义和团兴起之时，这里曾爆发过宁古塔保卫战。在校期间，吴克仁亲历辛亥革命浪潮，目睹日俄两国在东北的争夺。受此影响，他心怀救国卫民宏愿，立志报效国家。后因家境贫寒辍学，遂弃文从武，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分配到陆军部供职。直皖战争后进入奉军，积战功由排长擢升至连长。1923年，他被张学良选中，担任东北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特科连长，由此结识王以哲等志同道合的将领，奠定东北军人脉基础。随后晋升炮兵营营长，参与平定郭松龄反奉事件，因功获张学良重用，成为重点培养的炮兵骨干。

此时，吴克仁以优异的成绩保荐入选留日学员，东渡日本先入成城学校专修日语，后入日本炮兵学校学习， 留学期间他勤学日语，借此与日本教官深入沟通，以优异成绩赢得了教官和同学的赞许，回国后，张学良创办高等军事研究班和各种兵种研究班，吴克仁受任炮兵研究班少将教育长，仿照日本军校模式制定教学计划，不仅亲自授课，还潜心研究炮兵理论，注重实践教学，培养了三期一百多名学员。 “中东路事件”期间，东北军在边境与苏联军队激战受挫，吴克仁总结这次战事的教训，并对照苏军炮兵的战术，写出一份《东北炮兵改造之意见具申》，上报给张学良，受到张学良的赏识。1931年春，张学良派吴克仁赴法国考察，了解法国火炮的制造和性能，及法国炮兵的战术等，并经张学良批准，为东北军购回一批法国高射炮装备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吴克仁率炮兵研究班辗转进关，任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长城抗战期间，任第副师长、师长，率部在滦河右岸、抚宁一线与日军激战，曾大破敌军战车二十三辆，第649团一个排为掩护大部队全部壮烈牺牲，在装备低劣、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不负重托，打出了国威、军威，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之后，67军开赴鄂豫皖的潢川、商城等地与红军作对，结果一败涂地，特别是在进攻陕北后榆林桥、直罗镇两次战斗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所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争取下，认识逐步转变，与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此时吴克仁已升任67军副军长，随王以哲进驻延安，与参谋长赵镇藩共同协助王以哲执行张学良与红军达成的协定，负责对陕北红军输送弹药物资，保护红军人员来往的安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被扣留，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混乱，王以哲竟被孙铭久等少壮派所杀。67军官兵闻耗，极为愤激，纷纷要求进兵西安为王以哲报仇。吴克仁与王以哲友谊素笃，虽亦极悲痛，但为顾全大局，力予劝阻，使东北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的灾难。 王以哲遇害后吴克仁经西安抗日联军总部委为67军军长。所部调离陕甘，东移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67军军部移驻界首，各部分驻阜阳、涡阳、沈丘等地。所辖五个师经过整编，合并为107、108两个乙种师。

此时，淞沪会战爆发，吴克仁所部67军开至战场驻军青浦，当时，日军第6、18、114等三个师团及第5师团之国崎登旅团在金山卫登陆，获得滩头阵地后即直扑松江。面对淞沪会战出现的不利战况，老蒋在松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对第三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训话，参加会议的将领认为上海守不住，但有序安全撤退必须有时间。当时会议决定：67军军长吴克仁务必＂死守松江三日＂。为什么是三日？因为松江所处的交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扼苏浙交通之要道，握沪杭铁路和黄浦江两大水陆交通枢纽，县境之东和西南方向距海不足百里，境内又有佘山等战略制高点可控一马平川。松江清末已通火车。

这一点，日军也想到了，他们从金山卫等处登陆，就是要在背后插上一刀，意在截断中国军队撤退后路，同时与上海日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妄图一举歼灭参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可见能否死守松江三日事关重大。受命迎敌的吴克仁先后赶到松江城紧急布防，阻击即将兵临城下的日军，当时，所部二万多人，战斗在松江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外等地打得相当激烈，日军一次次疯狂冲击，我军一次次英勇反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声威。时任松江保安司令的王公玙在《吴克仁军长守卫松江壮烈成仁》一文中回忆：吴克仁手里擎着一把手枪，从小南门进来，满身污泥，满头大汗，一见由城墙下来的我，一把抱住说：＂老弟，你可以作证，你见过一位将官在第一线打冲锋的么？不这样怎么办！好在我活着回来，敌人也被我赶退了一大段路！＂

要知道，当地67军将士们所面对的强敌是整个日军第六师团，外加第五师团一个国崎旅团，这些日军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悍呢？在武汉会战中，仅仅一个第六师团就一力击溃了国军七个军，其中包括地摊神文中天下无敌的桂系“狼兵”三个军！尤其是太湖阻击战，黄梅、广济战役，正面阻击日军第六师团对田家镇要塞的攻击，桂军三个军本该善用地形进行层层抗击，其结果却是节节败退，最后日军方面仅仅用一个第六师团和台湾波田支队就先后击溃了桂军三个军，以及川军29集团军，刘汝明的西北军，外加田家镇的中央军总计7个军的重兵防御，使得武汉外围这个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堡垒被攻破，而日军的伤亡仅仅一万多人。桂军部队中还出现了刘仁师长的临阵脱逃，团长被枪毙的丑态。足见该日军部队战力之强悍。

面对这些强敌，吴克仁率67军顽强抗敌，108师师长张文清率部防堵城西之敌，107师师长金奎壁出新东门迎击北犯之敌。与日军谷寿夫师团先头部队遭遇，杀敌人五六百人，敌被迫后撤。该师321旅旅长吴骞负重伤，319旅旅长朱芝荣光荣牺牲，团、营长亦伤亡多人。敌谷寿夫师团大队开到，将107师击溃直趋苏州河左岸。张文清率108师开出城外，敌人崎登旅团即已接近松江城垣，遂令322旅旅长刘启文率部占领松江城至石湖荡之线。7日中午，322旅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力战阵亡。敌军突进到松江城西关大桥附近，与夏树勋324旅展开激战。至8日下午，战况愈趋激烈，324旅伤亡惨重。

此役《申报》记者写道 “松江全镇，已成死市。松江城本系浦南繁盛之区，迄今被敌蹂躏，致三月以来，居民均逃避一空，人烟稠密之镇市，今则已成死市，空无一人，敌屡屡在城厢投掷炸弹，松江城已无完整之城垣。”可见战况之烈。

吴克仁以战况紧急，亲自出城督战。坚持到8日半夜，吴克仁以守城任务已经达成，遂与郭汝栋、王公玙商定突围，令67军向昆山撤退。谁知部队行进至离松江县城约三十华里的佘山山坡之上，突遇到敌人的埋伏，又损失惨重，再往前进， 至黎明进入青浦县境，因苏州河的南北都有敌踪，只有沿着苏州河的南岸袋形阵地内西行，打算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路上被敌机轰炸行进迟滞，抵达青浦和昆山交界处之白鹤港时，因该处有渡苏州河的公路桥，要想西去昆山，必须由此处过桥，这段的苏州河，宽度不到一百公尺，那时跨河大桥系木造，当抵达该桥之前，这座桥恰被敌机炸断，不能通行。 而敌机复在桥上盘旋， 时向该桥南端等待过桥的官兵轰炸和扫射，只能在晚上行动。

此时，保安司令有王公玙找到两块门板，重叠起来做渡河工具，门板游到离岸三两丈处时，他猛然发现在岸上的军长吴克仁正忙着指挥残部渡河，王公玙不禁狂喜，当即向他舞动双臂， 并准备将木板划回，谁知竟在这时，南来的敌之便衣队赶到，一阵枪声， 把待渡的官兵打得七零八落，转眼间局面大变，再也看不见吴军长的踪影了。我不得已将门板划到北岸以后，守在堤旁，总希望他会泅水，我们再挽臂走上一程。 最后，一个泅水逃过河来的残部告诉他，说他过佘山后，始终是追随吴军长行动的，头一阵的枪声中，吴军长便倒下去，即使他会水，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位士兵并证明， 那位高个子政治部主任的吴先生也同时殉难，在苏州河岸的夜色朦胧中，确知已和吴军长人天永诀了。他完成“死守三日”的任务，掩护我们大军转进不幸牺牲。王公玙感叹，如果吴军长早撤退半小时，就不会遭此厄运。

据何铭生《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一文载：＂在一个特殊的地点，双方以惊人的方式，发生了对抗，导致了淞沪会战最惨烈的一次战役，这个地方就是佘山。＂这是一支正在沿公路撤退的中国军队与日军第6师团先遣部队发生的遭遇战，吴克仁将军以身殉国。

本来，在抗战中牺牲的吴克仁将军要追授上将军衔，全军覆没壮烈牺牲沉到江底尸骨无存却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直到八十年代赴台后的王公玙发表《八一三之役——吴克仁将军殉国纪实》一文，以当事人身份回忆当年与吴克仁合作抗战的情景。后经著名报人田雨时在《传记文学》上著文《忠烈泯没烟岫无闻的吴克仁将军》，再次介绍吴克仁抗战事迹，申诉将军的不白之冤 。相关谣言才全部被澄清，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台湾国民党当局终于追认吴克仁为抗日烈士，将其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新中国正式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 吴克仁的墓位于北京十三陵长陵后面的天寿山山坡上，墓基座以石头砌成，大理石铺就，墓碑为洁白的汉白玉碑石，碑上镌刻着张学良亲笔书写的“抗日殉国将领吴克仁将军之墓”，此时距离英雄牺牲整整48年，至此，烈士英灵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