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我们这代人的养老：从更新养老地图开始

学人简介：彭小华，独立学人，关系-交流研究者。长期关注死亡、临终医疗等相关内容。著有《学会告别》，曾翻译《最好的告别》《善终的艺术》等书。

在我主讲的“为父母养老”系列课上，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姐妹说，她来参加课程，不只是考虑怎样为父母养老，也是想提前学习如何为自己的老年做准备。她希望将来不给独生女儿造成过重负担，让女儿承受太大压力。她的这份思考令我感动，也令我心生敬意。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在生命后半程的延续，也是为自己未来的自主和尊严预作准备。作为母亲、养老问题研究者和咨询师，我的回答是：减少对子女的依赖是一个目标，但目标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更新观念，也需要尽早开始，做漫长而具体的准备。

孩子走远与留在身边

60后、70后，甚至更早的50后父母，许多人年轻时都曾尽己所能地托举孩子。这些年，网络上不时出现一类文章：父母倾尽全力，把孩子送进名校、送到国外；孩子终于学有所成，也在远方安家。等到父母年老、生病，孩子却无法及时赶回来。文章由此感叹：孩子培养得太优秀、走得太远，仿佛等于“没有养”；反而是没有远走、成就普通的孩子，晚年更靠得住。

有报道也提醒父母这类文章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真实的失落。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父母突发疾病或者需要日常照护时，远方的爱确实不能立即变成床边的照料。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也理解其中父母的心情。一个人把一生中大量的爱、精力和资源给了孩子，年老、脆弱时却发现孩子无法陪在身边，其中的困难是现实的，难过是真实的，值得被看见。

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许多为父母养老的中青年子女。在养老课上，一半以上的学员生活在海外。他们对父母的爱和牵挂同样令我感动。在我接触到的游子中，几乎每个人都在认真思考：怎样照顾远方正在老去的父母？怎样在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父母的需要之间作出安排？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常常受限于距离和现实条件，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反复讨论的问题之一。

子女留在身边，也不意味着养老问题便自然解决。地理上的接近不等于照护能力充足，也不等于家庭关系必然和谐。子女远在异地，常常承受不能及时陪伴、照料父母的焦虑与内疚；子女留在身边，也可能在长期照护中经历疲惫、倦怠和家庭压力。需要照顾的父母看见孩子辛苦，也可能感到心疼和内疚。彼此相爱，却仍可能在压力中发生冲突。两种处境不同，都有各自的难处。

古人早已看见长寿与长期照护的复杂。《庄子·天地》中有“寿则多辱”的感叹；民间也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悲凉，却触及了长期衰老和照护中真实存在的困境。

“寿则多辱”，不是说长寿本身不值得，也不是说人老了必然失去尊严，而是提醒我们：当生命延长，疾病、失能和对他人的依赖也可能随之延长。如果缺少充分准备和良好照护，一个人在生命后期确实更容易失去自主，感到无力，甚至尊严受损。

“久病床前无孝子”也不应被理解为对子女品德的判决。它更像是前人对照护极限的经验性概括：再孝顺的子女，也有体力、情绪、时间和生活的边界。长期照护如果缺少经济资源、专业服务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分担，爱也可能在疲惫中变形，照护者与被照护者都可能受伤。

今天，这两句古语揭示的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需要正视。不是今天的子女更不孝，而是仅靠亲情和道德，越来越难以支撑漫长而复杂的老年照护。无论子女是否在身边，父母都需要为自己的老年承担主体责任，提前建立不只依靠子女的养老安排。

从咨询和研究的角度看，父母的失落不仅来自子女不在身边，也来自原有的养老想象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脱节；远方子女的焦虑，也不仅来自责任感，还来自有心而力有不逮的无奈。

旧的养老地图与新的现实

在传统家庭中，养育与养老构成一种代际循环：父母抚养孩子长大，孩子在父母年老以后承担照顾责任。“养儿防老”曾经是我们文化中天经地义的生活安排。父母未必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把它理解为交易，而是认为这本来就是一家人应有的秩序。

这种观念形成于人口流动较少、家庭成员居住较近、子女较多的社会。它不应被简单贬低为落后，而是传统社会在缺少公共养老和专业照护条件下形成的现实、务实的制度安排，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支持了家庭与社会的延续。

只是，今天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孩子可能在外地或者海外生活；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子女可能同时面对工作、育儿、伴侣关系和双方父母的养老；人的寿命延长，失能照护可能持续多年。即使子女有心，也未必有时间、能力和条件独自承担。

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的23%。把养老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对许多家庭而言，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因此，客观上，当代父母需要为自己的养老承担主体责任。这不只是一种“应然”——不是说这样更高尚、更进步、更文明，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对、不得不承认的“实然”。如果内心仍然沿用旧的养老地图，现实却已经进入新的家庭结构，父母便容易在晚年感到意外、失望，甚至觉得被辜负；子女也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唯一照护者的位置。彼此有爱，却都被一份没有充分讨论过的责任压住。

早点认清现实，不是对亲情失去信心，而是为了少一些想当然，早点为自己作准备。

不依赖，不是不需要

减少对子女的依赖，首先需要重新理解养育。在当代，越来越多父母对养育目标有了新的理解：生育、养育的出发点不再只是“养儿防老”，而是帮助孩子逐渐成为独立、自主、能够为自己人生负责的人，而不是为父母的晚年培养一个照护者。父母曾经为孩子付出，并不自动构成一份等待未来兑现的合同；子女愿意照顾父母，是亲情和责任的表达，却不能因此被预设为无限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父母老了以后不能向孩子求助，也不意味着子女不愿意帮助和支持父母。正如前文所说，在我接触到的中青年子女中，许多人都把为父母养老放在心上，视为自己的人生功课和重要责任。只不过，为父母养老通常只是成年子女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他们还要工作、养育孩子、经营自己的家庭，也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和人生。看见这些现实，不是为子女推卸责任，而是承认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有边界。

人终究会衰老、会生病，也可能失去一部分独立生活能力。需要帮助不是失败，向孩子求助也不损害尊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求助，而在于是否把全部责任交给孩子，把孩子的照顾视为理所当然。父母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需要，也需要理解和尊重孩子的有限：有限的时间、精力、经济能力，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其他责任。子女能够做的部分，可以由子女参与；超出家庭能力的部分，则需要社会和专业服务共同承担。

不依赖子女，不是说“我谁也不需要”，而是不把任何一个人设定为自己唯一的支柱；不是拒绝亲情，而是不给亲情附上一份未经商量的无限责任。这样，父母可以少一些失望和怨念，子女也可以少一些无论怎样做都不够的愧疚。

准备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开始

观念改变以后，养老才真正从一句愿望变成一项可以落实的生活工程。

养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资源充足，会让许多问题更容易解决，也能为自己和子女减轻压力。为晚年保留经济资源，是为了在需要照护时仍有选择，而不是把费用和压力突然转给家人。

维护身体、管理慢病、保持运动、预防跌倒，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永远不生病，却可以尽可能延长自主生活的时间，推迟失能，缩短高度依赖照护的阶段。

居住也需要提前考虑。现在的房子到了高龄是否依然安全、方便？如果有一天不能继续独居，是接受居家服务、搬到适老社区，还是入住照护机构？这些问题不能只用一句“到时候再说”搁置。

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长期照护，包括医疗、康复、生活协助、社会支持和临终照护等连续服务。真正稳妥的安排，不是把所有照护压在配偶或子女身上，而是逐渐建立由亲友、社区、医疗系统和专业机构共同组成的支持网络。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也正在推进居家、社区与机构服务衔接，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等多元保障。

医疗意愿、财产文件、紧急联系人、失去决策能力以后由谁协助，也应当在头脑清楚、能够作主时慢慢想清楚。提前表达，不只是维护自己的主体性，也能减少家人未来仓促决定的压力。

还有一项不容易被看见的准备，是建设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生活。经济独立并不自动带来情感独立。一个人需要自己的朋友、兴趣、工作、学习和生活意义。如果把全部情感需要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少打一个电话、少回来一次，都可能被体验为冷落和遗弃。

这些准备看起来琐碎，却最终决定一个人在老年生活中拥有多少主动和选择。

把问题重新交还给自己

那些关于“优秀子女等于没有养”的文章，写出了许多父母真实的失落。理解这种失落，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停留在这种叙事和情感处境中。

如果一个人始终追问“孩子将来能不能靠得住”，自己的晚年便仍然寄托在一个无法完全控制的答案上。更有建设性的问题也许是：为了减少未来对子女的依赖，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无法保证自己永远不麻烦任何人，也不必把需要帮助视为羞耻。能够做的，是在尚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可以承担的部分先承担起来；真正需要帮助时，清楚表达，与家人商量，也尊重他们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部分。子女可以参与我们的养老，但不必成为我们养老的全部。

路还很长。观念先走一步，准备便可以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