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严禁刑事法官阅卷，为何？||比较法刑辩

严禁刑事法官阅卷：全球比较

——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理论渊源、制度形态与中国回应

摘要：刑事诉讼中“法官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开庭前阅读卷宗”，是区分控辩对抗型诉讼与职权调查型诉讼的核心分水岭。“严禁法官预先阅卷”（即“起诉状一本主义”）源于英美法系陪审团审判的天然隔离传统，并在二战后经由日本刑事诉讼法改革被确立为大陆法系重塑庭审中心主义的关键法律技术。该原则旨在防止裁判者产生预断与确认偏误，确保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与中立性。然而，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各国因诉讼传统、司法效率及事实发现模式的差异，对起诉状一本主义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制度选择：英美法系保持天然隔绝，日本坚持严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并配套裁判员制度，德国维持“卷宗移送主义”但试图通过中间程序等机制缓解预断，而中国台湾地区则在“国民法官”改革中全面转向一本主义。中国大陆地区在经历1996年“半套式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挫折后，于2012年及2018年修法中重新回归“全案移送”。本文系统梳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演进及全球主要法域的制度实践，剖析其在实践中遭遇的“证据突袭”与“审判效率”困境，并针对中国未来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出阶梯式、渐进性的制度重构路径。

关键词：起诉状一本主义；预断排除原则；卷宗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比较刑事诉讼

引言

刑事审判的灵魂在于“中立”与“亲历”。然而，当一名刑事法官在走进法庭之前，手里已经握着由公诉机关装订整齐、记录着侦查机关全部调查成果、甚至附有被告人有罪供述和证人证言笔录的厚厚卷宗时，庭审是否还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法官在翻阅完卷宗的那一刻，心中是否已经对被告人做出了有罪的倾斜？

这就是刑事诉讼法学史上极为核心的“法官阅卷问题”。

“严禁刑事法官阅卷”，在诉讼法学上最典型的制度载体被称为“起诉状一本主义”（日文：起訴状一本主義，Kiso-jo Ippon-shugi / 德文：Anklageschriftprinzip）。其核心含义是：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提交一份仅记载被告人身份、犯罪事实和罪名的起诉状，严禁将任何证据材料、侦查卷宗、证人笔录或可能使法官产生先入为主偏见的文书一并移送法院。

这一原则看似只是一项关于“文件移送”的技术性规定，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直击刑事诉讼的核心命题：裁判者究竟应当通过“法庭上的直接言词审理”来塑造心证，还是通过“法庭下的案卷审查”来确认结果？本文旨在通过全球比较法视角，深入探讨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变迁、各国实践差异及其困境，并为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提供深度的理论参照。

一、理论溯源与哲学逻辑：为何要严禁法官预先阅卷？

要理解起诉状一本主义，首先必须解答：为何允许法官提前阅卷会破坏刑事正义？这背后涵盖了心理学、哲学以及诉讼结构学的多重理论依据。

【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理论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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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状一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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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心理学 │ │ 诉讼结构学 │ │ 程序正义论 │

│ 预断与确认偏误│ │ 控辩平等对抗 │ │ 实质庭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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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知心理学视角：预断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现代认知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在接收信息时极易受到“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和“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影响。

当法官在开庭前阅读了由控方单方收集、整理和编排的案卷材料（特别是书面证言和侦查机关的推论）时，法官的心智中便建立了一个以“控方逻辑”为主导的“心理锚点”。在随后的庭审中，法官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倾听者，而倾向于主动寻找能够印证预先形成的心证的证据，同时无意识地忽视或排斥辩方提出的反证。

德国法学家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与心理学家薛内曼（Bernd Schünemann）的实证研究：

薛内曼教授曾进行过著名的心理学对照实验。实验表明，提前阅读过检察官案卷的法官，在法庭审理中对辩方有利证据的接受度显著低于未阅读案卷的法官。一旦法官通过阅卷形成了“有罪预断”（Praeiudiz），庭审实际上沦为一种“验证性仪式”。

2.诉讼结构学视角：控辩平等与辩论主义

起诉状一本主义是对抗式诉讼（Adversarial System）的必然产物。

• 职权主义（Inquisitorial System强调国家机关（法官、检察官）主动发现客观真实，法官被赋予职权调查的职责，因此法官阅卷被视为履行职责的前提。
• 对抗主义（Adversarial System将刑事诉讼视为控辩双方在平等地位上的公平博弈，法官仅仅是消极、中立的裁判者（Umpire）。如果法官在开庭前单方接触控方提交的卷宗，实际上就构成了法官与控方的“庭前单方接触”（Ex Parte Communication），严重破坏了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

3.程序正义论：防止“庭审空洞化”与“先定后审”

卷宗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替代性效应”。如果法官可以通过阅读卷宗获得案件事实的全貌，那么法庭调查（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就容易退化为形式化的走过场。

起诉状一本主义通过切断法官获取庭前信息的渠道，强制法官必须将心证的形成完全建立在“直接言词原则”（Directness and Orality）之上——即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以口头形式出示、质证，法官只能根据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做出裁判。

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起源与历史演进

起诉状一本主义并非横空出世，而是英美法系陪审团传统与大陆法系现代刑事诉讼改革碰撞的产物。

【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历史演进路径】

英美法系陪审团隔离传统 (天然不移送卷宗)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 (GHQ主导法律改造)

日本1948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起诉状一本主义”)

东亚及大陆法系法域的辐射与本土化调适 (如台湾地区“国民法官法”改革)

1.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的“天然隔离”

在英美法系（如英国、美国），“起诉状一本主义”甚至不需要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定概念存在，因为它的精神早已融入其诉讼基因中。

英美法系实行陪审团审判（Jury Trial）。陪审员是从普通市民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开庭前对案情一无所知，没有任何卷宗可供阅读。大陪审团或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仅仅是“起诉书”（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上面仅列明被告人姓名、被指控的罪名、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法定构成要件。

事实认定者（陪审团）在开庭前处于完全的“信息空白状态”（Blank Slate），这种天然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杜绝了预断的可能性。

2.大陆法系的传统：卷宗移送主义（Dossier System）

与英美法系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长期实行卷宗移送主义（Aktenversendung）。

在19世纪建立的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中，侦查机关或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制作的卷宗（Dossier）是诉讼的核心。起诉时，检察官会将包含所有证据材料的完整卷宗移交给法院。职业法官在开庭前细致阅读卷宗，制定庭审计划，并在法庭上主导对被告人和证人的询问。

这种模式追求“客观真实”，但代价是法官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预断，法庭审理极易变成对卷宗内容的“口头确认”。

3.日本1948年改革：起诉状一本主义的诞生地

“起诉状一本主义”这一术语和完整法律制度，正式诞生于二战后的日本。

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的法律体系进行了深度改造，试图将英美法系的大抗辩式诉讼引入原本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1948年颁布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做出了重大变革：

• 保留了职业法官制度；
• 引入了英美法系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以期彻底切断法官对侦查卷宗的依赖，实现庭审中心主义。

此后，“起诉状一本主义”成为东亚刑事诉讼法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概念之一。

三、全球主要法域的比较法观察

为了全景式展示“严禁刑事法官阅卷”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地形态，本章将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五大法域（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我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深度剖析。

1.日本：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极致实践与本土化调适

日本是立法上将起诉状一本主义贯彻得最严格的国家。

(1)核心法律规范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56条第6项明确规定：

“提起公诉时，除起诉状外，不得向法院提交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或物件，亦不得在起诉状中记载其内容。”

根据这一规定，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只能记载“被告人、公诉事实及罪名”。如果检察官在起诉状中写入了多余的背景描述（如记载被告人有前科、性格恶劣、或者渲染犯罪手段之残忍），就会构成违反预断排除原则的“诉因记载违规”，法院将依法直接驳回起诉（公诉弃却）。

(2)配套制度：证据开示与公判前整理程序

由于法官在开庭前看不到任何证据，如果控辩双方也在庭上才出示证据，极易导致“突袭裁判”和庭审中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日本建立了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Discovery）与公判前整理程序（Pre-trial Conference）。

【日本刑事诉讼的预断排除与证据流向】

[检察官 (Prosecutor)] ──────所有证据材料──────► [辩护人(Defense Counsel)]

│ │

仅提交《起诉状》 │

(不附带任何证据) │

│ │

▼ ▼

[审判法官 (Judge)] ◄───────────────── 庭审中口头出示/举证

(仅在公判庭上形成心证)

在公判前整理程序中：

• 证据在控辩双方之间开示，而不经过法官；
• 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仅就控辩双方争点进行整理，明确预定出示的证据；
• 法官在此阶段依然不得接触实质证据笔录，确保在进入正式“公判庭”时，法官的心证依然是完全干净的。

(3) 2009年“裁判员制度”与一本主义的强化

2009年日本推行“裁判员制度”（Saiban-in System，即市民参与审判的混合陪审制），起诉状一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为了让非法律专业的国民裁判员能够在几天的庭审中听懂案件，刑事诉讼彻底摆脱了书面卷宗的束缚，全面转向“视觉化”、“口头化”的法庭举证。

2.美国：陪审团隔离与复杂的庭前排除规则

美国法下没有“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概念，但通过起诉书规则（Indictment Rules）、预备审查以及证据排除动议（Motions in Limine），实现了更彻底的预断隔离。

(1)大陪审团与起诉书的极简性

在联邦和绝大多数州，大陪审团（Grand Jury）负责审查控方证据并决定是否起诉。一旦决定起诉，提交给trial judge（审判法庭法官）的起诉书（Indictment）极其简洁，只包含法定的犯罪要素描述。

【美国刑事诉讼法官与陪审团的分工与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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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l Judge 法官 │ (裁决法律问题 / 审查Motion in Li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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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方 (Prosecution)] [辩方 (Defense)]

│ │

└──────────┬───────────────────────┘

│ 庭审口头举证与交叉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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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ry 陪审团 │ (事实认定者：开庭前零信息、零卷宗)

└───────────────────────┘

(2)法官与陪审团的双重隔离机制

• 事实认定者（陪审团）的完全隔离：陪审团是终极的事实裁判者，他们在庭审前绝对接触不到任何案卷或证据。所有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通过证人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呈示。
• 法律裁决者（法官）的审查边界：虽然法官在庭前可能需要处理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可采性动议（如排除非法搜查取得的证据），但在陪审团审判中，法官并不负责认定事实。即使法官看到了某些证据，只要该证据被法官裁定排除，陪审团就永远不会看到它。

(3)证据开示（Discovery）与Brady规则

美国刑事诉讼要求极为严格的庭前开示。根据著名的Brady v. Maryland案判例，控方必须无条件向辩方开示所有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或罪轻证据（Brady Material）。这一过程完全在控辩双方之间完成，法官一般不介入证据的具体内容审查。

3.德国：卷宗移送主义下的“中立调和”与学术批判

作为大陆法系的母国之一，德国至今依然保留着卷宗移送主义（Aktenversendung），但其内部一直充斥着对该制度的激烈批判以及制度性的补救措施。

(1)德国《刑事诉讼法》（StPO）的移送机制

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及第203条，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必须将包含侦查结果的完整案卷（Akten）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

德国诉讼结构包含一个特殊的阶段——中间程序（Zwischenverfahren）：

• 法院在收到起诉书和卷宗后，由审判法官对卷宗进行审查；
• 法官判断被告人是否有“足够的犯罪嫌疑”（hinreichender Tatverdacht）；
• 如果认为嫌疑充足，法官做出“开庭审理裁定”（Eröffnungsbeschluss），案件进入主审程序（Hauptverhandlung）。

【德国刑事诉讼流程：卷宗移送与中间程序】

[检察官提起公诉] ─── 移送完整案卷 ───► [法院/法官]

(进入“中间程序”)

审查案卷，判断是否有足够嫌疑

做出《开庭审理裁定》

(进入“主审程序”)

法官主导庭审与职权调查

(2)卷宗移送主义在德国面临的困境与批判

这种制度构架导致德国法官在开庭前就已经深度阅读了卷宗。

• 预断批判：德国法学家薛内曼（Schünemann）、吕斯曼（Rüssmann）等学者长期批评这一制度。他们指出，法官在中间程序中做出“开庭裁定”，实际上就已经公开宣告“我认为被告人极可能有罪”。带着这种预判进入主审程序，主审法官很容易在庭审中偏向控方。
• 改革争论：德国学术界曾多次提出引入起诉状一本主义，但德国实务界（法官、检察官协会）强烈反对。实务界认为，德国法官承担着“职权调查义务”（Aufklärungspflicht），法官如果不上门前阅卷，就无法在法庭上有针对性地询问证人、查明客观真实，这会导致庭审效率极其低下。

(3)德国的补救与妥协

为了缓解预断风险，德国法实践中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 直接言词原则（Grundsatz der Unmittelbarkeit尽管法官看过卷宗，但卷宗内的笔录原则上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
• 回避制度：如果法官在庭前表现出明确的偏见，辩方可以申请法官回避。

4.法国：预审制度（Instruction）下的卷宗主导

法国刑事诉讼代表了经典的欧陆职权主义模式，卷宗在法国诉讼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

(1)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与卷宗（Dossier）的构建

在法国，对于重罪（Crimes）和部分轻罪，必须经过预审程序。预审法官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官，兼具侦查与司法审查职能。预审法官负责搜集控辩双方的证据，并制作极其详尽的“诉讼卷宗”（Dossier de la procédure）。

预审结束后，预审法官做出移送裁定，整个卷宗随之移送到重罪法庭（Cour d'assises）或轻罪法庭（Tribunal correctionnel）。

【法国刑事诉讼卷宗构建与移送流程】

[警察/检察官] ───► [预审法官 (Juge d'instruction)]

搜集两造证据，制作完整《诉讼卷宗》

做出移送裁定 (Ordonnance de renvoi)

▼ (移送完整卷宗)

[审判法庭 (Assizes / Correctionnel)]

(法官提前阅读卷宗，庭审依据卷宗展开)

(2)法国重罪法庭的庭审特点

在重罪法庭，虽然有陪审员参与，但审判长（职业法官）握有绝对的主导权。审判长在开庭前不仅深入阅读卷宗，还会在庭审中根据卷宗内容直接询问被告人和证人。

尽管法国法强调“言词辩论”（Debats oraux），但由于卷宗具有法律效力，法官和检察官在庭审中频繁引用卷宗笔录，起诉状一本主义在法国完全没有生存的土壤。

5.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制度博弈、反复与突破

海峡两岸在对待“法官阅卷”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制度演进轨迹。

(1)中国台湾地区：从“卷宗移送”到全面“起诉状一本主义”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早期沿袭德国法，实行全案卷宗移送。然而，随着2000年代以来的“当事人主义化”刑事诉讼改革，法官预断问题遭到广泛批评。

• 2003修正当事人主义改革：引入交互诘问（交叉询问）制度，但仍保留了部分卷宗移送。
• 2023年《国民法官法》的重大突破：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民法官法》（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由3名职业法官与6名普通市民国民法官共同审判），正式全面引入了起诉状一本主义
• • 起诉时，检察官仅提交起诉书，不得将卷宗及证物移送法院；
  • 建立起独立的“证据开示”与“预备程序”；
  • 国民法官与职业法官在开庭前均处于“零预断”状态，完全凭庭审举证形成心证。

这一改革标志着台湾地区在特定领域实现了向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彻底转型。

(2)中国大陆：三十年立法修法的“螺旋式回归”

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立法变迁，堪称比较法官学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法官阅卷”制度的演进轨迹】

1979年《刑诉法》: 全案移送主义 (法官庭前实体审查 + “先定后审”)

1996年《刑诉法》: “半套起诉状一本主义” (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 ──► 实践陷入混乱)

2012年/2018年《刑诉法》: 回归“全案移送” + 引入“庭前会议”

•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全案移送主义：

检察官起诉时，必须将包含所有证据的案卷全案移送法院。法官进行庭前审查，不仅阅读卷宗，还要进行实质性的“预审”。这导致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先定后审”（开庭前法官心里已经决定判决，庭审沦为形式）和“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

• 1996年《刑事诉讼法》半套式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尝试与失败：

为了推行庭审中心主义，1996年修法吸收了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修改第150条规定：起诉时，检察院只需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照片清单”及起诉书，不再移送全案卷宗。

• • 失败的原因：这一改革引发了严重的体制不适应。由于当时没有建立配套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辩护人在法院看不到完整卷宗，在检察院也看不到卷宗，导致辩护权被严重削弱（出现了“看卷难”）；同时，控方在法庭上频繁发动“证据突袭”，庭审不断中断。另外，法官为了防止突袭，往往私下向检察院借阅卷宗，起诉状一本主义形同虚设。
• 2012年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回归全案移送庭前会议改造：

鉴于1996年改革的混乱，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并在2018年沿用），立法者决定彻底放弃“起诉状一本主义”，全面回归“全案移送”（第176条：提起公诉时，应当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 补救机制：为了防止全案移送带来的预断问题，2012年正式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第187条），尝试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争点解决在开庭之前，以期实现“案卷虽然移送，但庭审依然保持实质化”的平衡。

四、全球比较法特征深度对比

为了清晰展示全球主要法域在“法官阅卷”问题上的不同路线，以下通过多维度表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全球主要法域“法官阅卷与诉讼模式”对比表

比较维度

日本(Japan)

美国(USA)

德国(Germany)

法国(France)

我国

我国台湾地区(国民法官)

移送原则

起诉状一本主义

极简起诉书原则

卷宗移送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全案移送主义

起诉状一本主义(国民法官案件)

法官庭前阅卷权

严禁阅读任何证据卷宗

严禁阅读实质证据 (仅处理法律动议)

必须阅卷 (中间程序审查)

必须阅卷 (深入阅读预审卷宗)

必须阅卷 (全面审查案卷材料)

严禁阅读任何证据卷宗

预断排除机制

起诉状记载违规即驳回

陪审团与法官分工/动议排除

直接言词原则/回避制度

辩论性庭审 (效力有限)

庭前会议/法官中立承诺

预备程序/预断排除排除

证据开示路径

控辩双方私下开示 (三阶段开示)

控辩双方强制开示 (Brady规则)

辩方查阅法院卷宗

辩方查阅预审卷宗

辩方到法院查阅控方移送卷宗

控辩双方庭前整理与开示

事实认定者

职业法官 + 裁判员

陪审团 (Jury)

职业法官 + 参审员

职业法官 + 陪审员

职业法官 + 人民陪审员

职业法官 + 国民法官

庭审的核心载体

庭审口头举证与交叉询问

证人出庭与口头交叉询问

职权询问 + 证人直接出庭

审判长主导 + 卷宗辅助

案卷笔录与庭审举证结合

庭审口头举证与交叉询问

系统核心痛点

庭前准备繁琐/效率降低

诉讼成本极高/答辩交易普遍

法官心理预断难以消除

卷宗中心主义根深蒂固

“卷宗中心主义”导致庭审过场化

制度衔接磨合/司法资源消耗

五、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实践困境与全球反思

起诉状一本主义虽然在理念上极具魅力，但在近百年的全球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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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三大实践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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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与正义博弈│ │ 证据开示重负 │ │ 审判盲区风险 │

│ 庭审时间冗长 │ │ 控辩成本激增 │ │ 复杂犯罪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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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效率与司法资源的剧烈摩擦

起诉状一本主义排除了法官的庭前阅读，要求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从零开始”展示。

• 在简单的刑事案件中，这种做法显得过于繁琐。
• 庭审时间被大幅拉长。以日本为例，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公判前整理程序后，案件的庭前准备时间和法庭审理周期显著增加，司法资源消耗巨大。

2.证据开示制度（Discovery）的巨大制度负担

起诉状一本主义要有效运转，前提是必须建立极其庞大、精密且高效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如果控方不将证据移送法院，就必须在庭前无条件向辩方开示。然而：

• 控方可能出于保护证人、国家秘密或侦查策略的考虑，隐匿有利辩方的证据；
• 为了监督证据开示，又不得不设立“受命法官”或“预备法官”来裁决开示争议，这实际上导致了“诉讼阶段的层叠增加”，造成了新的司法延误。

3.法官“盲审”下的事实认定风险与“证据剧场化”

起诉状一本主义要求法官在庭前保持完全的“信息空白”（Blind Adjudication）。然而，这引发了另一个极端的担忧：

• 庭审演艺化（Dramatization of Trial当法官对案情一无所知时，庭审结果极易受到律师或检察官“庭辩技巧”、“情感煽动”的影响，而非冷静的事实逻辑。
• 复杂犯罪的审理困境：在金融犯罪、高科技犯罪、大型跨国犯罪等极其复杂的案件中，卷宗往往多达数百卷。如果不允许法官在庭前阅读卷宗、梳理数据，仅凭庭审上的口头出示，法官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理清复杂的账目或技术细节，反而容易导致事实认定的重大失误。

六、中国刑事诉讼的本土困境与未来路径重构

回到中国大陆的司法实践。中国在2012年放弃“半套起诉状一本主义”回归“全案移送”后，虽然解决了1996年时期的“看卷难”和“证据突袭”问题，但“卷宗中心主义”（Dossier-centricism）的幽灵始终挥之不去。

【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卷宗中心主义”运行逻辑】

[侦查机关卷宗] ──► [检察院审查起诉] ──► [法院案卷移送] ──► [法官庭前读卷]

[法官形成预断 (先定)]

[庭审宣读笔录 (后审)]

1.本土困境：为何“卷宗中心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

在我国现行“全案移送”模式下，刑事审判面临以下深层困境：

1. 书面审理替代言词审理证人出庭率极低（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法官在庭审中主要依靠检察官宣读侦查阶段的“证人言词笔录”和“被告人供述笔录”来认定事实。
2. 以侦查为中心的逆向传递：由于卷宗是侦查机关一手制作的，全案移送导致侦查机关的卷宗逻辑直接穿透审判，决定了判决结果。法官的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对侦查卷宗的“二次复核”。
3. 庭前会议的功能变异：现行的庭前会议本应解决程序性争点，但在实践中，部分法官利用庭前会议进行实质性的证据审查，导致“庭前会议实质化”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庭审空洞化”。

2.未来构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分层重构路径

面对“严禁法官阅卷”的全球经验与本土困境，中国不能简单地再次复读1996年“机械引进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教训，也不应固步自封于全案移送的旧框架。应当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责任制改革，采取分层、阶梯式的重构策略：

【中国刑事审判法官阅卷制度的分层改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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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分层审理与移送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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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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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重罪/争议案件 │ │ 轻罪/速裁/认罪认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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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改良型起诉状一本主义” │ │ 维持“全案移送 + 书面审查” │

│ 1. 控方仅移送起诉书与证据清单│ │ 1. 注重诉讼效率 │

│ 2. 建立独立强制证据开示制度 │ │ 2. 简化庭审程序 │

│ 3. 庭前会议由“后勤法官”主持 │ │ 3. 快速当庭宣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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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构建“分层适用”的案卷移送模式

不搞“一刀切”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而是实行案件分流：

• 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继续实行全案移送主义。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效率，被告人已认罪，法官通过阅卷迅速确认指控自愿性与合法性，当庭确认即可。
• 被告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与重大疑难案件：逐步推行“改良型起诉状一本主义”。限制控方移送卷宗的范围，严禁移送可能产生强烈偏见的不实笔录或无关前科材料。

(2)第二阶段：重构“庭前会议与法官隔离”机制（受命法官与主审法官分离）

为了解决预断问题，应当在法院内部建立“职能隔离”：

• 设立准备法官（预审法官）：由准备法官主持庭前会议，专门负责处理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管辖及回避等程序性争议。在此阶段，准备法官可以接触证据材料。
• 设立主审法官（庭审法官）：负责主持正式的法庭审理。主审法官在开庭前不接触实质卷宗，仅接收准备法官整理出的《争点与证据清单》。主审法官的心证完全建立在正式庭审的口头质证之上。

(3)第三阶段：配套建立“强力证据开示”与“证人强制出庭”机制

起诉状一本主义必须以强大的配套制度为支撑：

• 立法确立控方全面开示义务：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在庭前将所有掌握的涉案材料（特别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无条件供辩护律师查阅、复制。如果控方故意隐瞒证据，该证据在庭审中永不得使用，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与关键证人出庭：彻底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举证方式。对于控辩双方存在实质争议的关键证人、鉴定人，必须强制出庭作证。未出庭证人的侦查笔录，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切断法官对书面卷宗的依赖。

结语

“严禁刑事法官阅卷”看似是一个关于案卷如何移送的程序技术问题，但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司法权力控制”与“裁判认知理性”的伟大制度博弈。

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终极哲学价值，在于它对人性弱点（偏见、懒惰、先入为主）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它通过法律制度强制将裁判者“推入”未知与中立的立场，逼迫国家公权力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在辩方的严苛质询下，用看得见的方式去证明有罪，而非在幽暗的卷宗室里悄然完成正义的切割。

从英美法系的天然隔离，到日本的严格一本主义，再到德国、法国在传统卷宗主义下的挣扎与调和，全球比较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完美无瑕的。纯粹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可能面临效率低下与证据开示成本高昂的挑战，而完全的卷宗移送主义则难逃庭审过场化与先定后审的宿命。

对于正在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中国而言，借鉴全球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核质，并非要生搬硬套其具体条文，而是要汲取其核心精神——尊重庭审、排除预断、保障对抗、重塑中立。唯有彻底切断对侦查卷宗的病态依赖，让正义在法庭的辩论中实时生成，刑事诉讼才能真正实现从“卷宗正义”向“看得见的正义”的时代跨越。

（全文完）

作者：

庄玉武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学，在⿊龙江⼴播电视台历任⼤庆、牡丹江、齐齐哈尔记者站站长，前著名调查记者，曾在⼴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龙江省海国龙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微博法律频道嘉宾律师、哈尔滨市南岗区青联法律界别主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法律专家顾问。正在或者曾担任中食农业发展公司、外资韩国丹富仕饲料公司、美国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甘南县国税局、哈尔滨道外区征收服务中心、中国⼤地保险公司等法律顾问；曾为浙商资产公司、工大集团、工大后勤集团、深圳华控赛格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公司、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租车协会、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办等提供法律服务。

庄⽟武律师致力于为私权呐喊，公众号（视频号）“比较法刑辩”“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办理了大量重大热点案件、刑事无罪案件、征收补偿赔偿、撤销行政处罚等案件。

执业领域为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征地拆迁及行政处罚案行政诉讼，重⼤商事诉讼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诈勒索全部无罪案、昆明马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无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无罪案、刘某和季某敲诈勒索罪无罪辩护案、农垦系统维权型敲诈勒索无罪辩护案、哈尔滨杀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轻辩护、农垦系统曲某某涉嫌贷款诈骗罪无罪案、银行信贷经理高某骗取贷款罪共犯的无罪辩护案、“红通人员”孙某骗取贷款罪轻辩护案、小学生被奸杀案被害家属代理、某虚假房产证诈骗罪被害人代理、请托型诈骗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宝安区某厂房征收拆迁案、江西某公路数十家居民征收拆迁案、绥芬河某公司农民工保证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深圳某上市公司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黑龙江某地闲置土地处罚案、黑龙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违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亿元股权纠纷案、贵州某拟上市公司股权协议纠纷案等。除此之外，还代理过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减轻处罚、缓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或减轻处罚等案件。

庄玉武律师获得的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获得中国第一个刑事律师调查令；创立“比较法刑辩”范式，推动中国刑事立法及刑事辩护实践进步（比如律师调查权、被告阅卷权等），并汇通全球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