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翔安刘五店：民国同安“溜江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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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溜江之水陆警察

溜江埠自设警察后，盗匪颇敛，地方稍安。惟距该址十余里之澳头乡，居民多侨商外洋，素称富区。当溜江未设警察之先，劫掠之事日有所闻，居民不胜其苦。现公举蒋玉田、苏清内、洪宇宙为代表，月筹经费二十余元，由县禀请创设警察，名曰“溜江警察分驻澳头第一区”，并请饬令溜江杨警察所长支方兼任等语。未审果能保护地方否。

水上警察原驻宫口，所长徐君因宫口奉裁，承派移驻溜江，突于前月廿二日携眷至溜，并带书记、巡长、警长共二十余名，溜人为之惊慌失措。现时暂假育婴堂为办公处，闻其经费尚未筹有的矣。查溜江一区地瘠民贫，设地方警察所每月仅筹三十余元尚在非常艰难，焉有每月筹出三百金以供水警之经费耶？近日道路纷传，佥曰溜江地皮将来必被刮削殆尽。有闻如是，姑志之以观其后。

又育婴堂原设书塾一所，此次水警突然至溜，谓该堂为办公处，当时学生或扛桌或搬椅，纷纭扰攘如避兵燹。塾师叶某系前清武秀才，饭碗被其打破，敢怒而不敢言云。

——《振南日报》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民国同安“溜江埠”考

文 /林鸿东

刘五店高勇志兄发来一张照片，翻拍自1917年民国南洋侨报《振南日报》上关于刘五店的一则新闻。照片源出刘瑞光兄。新闻内容今日姑且不谈，我所注意到的，是报道中“溜江埠”这一称呼。

一、关于埠

据一些文献资料得悉：埠，也有写作埗，本字作"步"。水边停船上下货物、供人上下的地方，古称"步"——南朝任昉《述异记》已有"水际谓之步"的说法，唐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也专门考过"步"名。粤、闽方言区至今保留着这个古义，如广东的"盐步""炭步"，黄埔古港一带的"古港步"。宋以后在"步"旁加"土"，造出"埠"字，强调它是水滨的土岸、码头设施。所以"埠"的第一义是：泊船的码头。

一个泊船之处，如果人流物流足够大，就会从单纯的码头生长出店铺、街市、税卡、行会，于是"埠"的第二义出现了：因水运而兴的商业市镇。这就是"商埠""埠头"一词的由来。用这个标准回看刘五店，"溜江埠"的"埠"字用得极为准确——它不是自然村（澳头称"乡"），而是一个以渡口为核心生长出来的商业聚落：有千余米老街、两百余家店铺、海关钱粮口岸、驿铺、水师汛防。1917年新闻里"溜江埠"与"澳头乡"对举，一"埠"一"乡"，正是商业市镇与农业村落两种聚落形态的区分。

到了近代，"埠"又获得第三层含义：口岸。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所开者即称"五埠"，"开埠""通商口岸"成为条约体系的标准词汇。厦门1843年"开埠"，用的正是这个字。由此形成一个微妙的对照：厦门是条约体制下被迫开放的"洋埠"，而溜江埠是中国传统水运体系里自然生长的"土埠"。1917年溜江"地瘠民贫"，本质上就是"土埠"在"洋埠"阴影下的失血：贸易和税源被开埠的厦门吸走了，但"埠"的全部公共职能——治安、育婴、渡务——还压在这个老码头身上。

我们常称刘五店为“村庄”，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误会。十年前，我走村踏勘，发现此地竟将渡口、码头、渔村、船坞、店街、驿铺、墟集、海关、汛口、水师军营荟萃于一隅，不禁生出“卓尔不群”之叹。它实乃古同安的门户所在——在许多旧舆图上，刘五店之名赫然在列，不容忽略。

二、溜江埠就是镏江埠

刘五店在历史文献中的写法极为多样，已知异写包括：溜江、镏江、浏江、镏五店、浏五店、刘武店、刘五等。这些应视为”刘五店”的雅称、简称或误写 。其中”镏江”“浏江”两种带”江”的雅称用例最为重要，现将文献中的具体用例按时代梳理如下：

1. 左宗棠《请移驻水师提标后营游击折》（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

这是”镏江”见于文献的最高等级用例。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将原驻厦门西门外仁和宫的水师提标后营游击衙署迁建刘五店，奏文写道：

“镏五店地方背山环海，西、南、东三路直达金、厦两岛，各计水洋60里；北距马巷厅城27里，距同安县城57里，均属陆路，旁通漳泉孔道，客旅往来，络绎不绝。商渔船只进出口岸，均须停泊挂验，实为水陆要冲。”

并明言拟仿照左营游击改驻石码之例，“铸给关防，添铸‘驻防镏江’字样” 。——也就是说，清廷为这位游击铸造的官印上，刻的就是”镏江”二字。“镏江”由此从一个地方雅称升格为法定的官方地名。奏文还透露了当时的治安背景：咸丰三年小刀会之变后，潘涂、官浔、杨头等乡”民风嚣悍”，匪党”动辄整驾多桨快船出洋行劫”，与五十一年后（1917年）溜江埠”盗匪颇敛”之前的局面一脉相承。

2. 咸丰三年（1853年）剿小刀会战事记载

小刀会占据厦门期间，清军水师提督李廷钰在马巷招募乡勇，七月二十三日，六千人军队由镏江（刘五店）渡海，登陆五通，设行营于龙湫亭，随后收复厦门 。这是”镏江”作为军事行动出发地见于战事记载的用例。

3.镏江协戎曾公去思碑（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

此碑立于”镏江渡口”，纪念同治年间驻防刘五店的福建水师后营副将曾文章（号焕堂）。碑文由”镏江绅衿耆老暨标下弁兵同勒石” 。碑文称刘五店一带背山面海、“地瘠民顽”，曾焕堂到任后”抑强扶弱，晨昏巡缉”，使地方治安好转至”夜门不闭”——这八个字与1917年《振南日报》报道溜江”地瘠民贫”、设警后”盗匪颇敛”，恰好构成跨越半个世纪的前后呼应。碑主官署即当地至今犹存的”后营”地名之源。此碑证明：“镏江”不仅用于官印，也是当地绅衿自我称呼的雅名。

4. 清李廷钰诗作《鹭江即事》

“鹭岛重登日，镏江再渡时。不知身是寄，长与世相违。野菊经霜瘦，江梅带雨肥。谁怜沧海上，独鸟倦还飞。”

李廷钰即咸丰年间由镏江渡海收复厦门的水师提督，诗中”镏江”即刘五店渡口，是其个人行旅与战事的亲历记录。

5. 龚显曾《夜泊刘五店汛》《五通江舟行》（光绪年间）

泉郡名士龚显曾赴厦途中作《夜泊刘五店汛》：“近江千万点，点点是扁舟……村墟沈暮色，灯火话孤邮”；《五通江舟行》：“百里乘春赋近游……蹋波横渡荻花洲” 。诗中”荻花洲”指刘五店渡口一带长满芦苇的沙洲，成为今天”浏江东岸 · 荻花洲”文旅命名所本的两首关键文献。

6. 斯资深《夜泊刘五店》（《同声集》，1918—1919年）

厦门同安驻军同声诗社诗集《同声集》中收《夜泊刘五店》：“日落荒村夜色凉……飕飕芦叶风疑雨，皎皎沙堤月似霜”，证明直至民国初年，刘五店一带仍有成片芦苇沙滩 。

7. 志书地名系统中的”浏五店”“镏五店”

地志记载刘五店”之名见之书册的，有’浏五店’、‘刘武店’、’镏五店’和’镏江’的写法” 。志书并载”镏江渡口”这一官方地名条目；与之配套的行政记录还有”刘五店渡”“刘五店铺”（乾隆二十六年设驿铺，上接圣林铺、下接五通铺）、“刘五店汛”“刘五店墟”（嘉庆县志）等 。

8. 民国报刊用”溜江”

1917年6月21日新加坡《振南日报》报道”溜江埠”水陆警察事，用”溜江”——这是民国新闻文体中的写法，与”镏江”“浏江”同属一音多写。三种写法的时代分布大致可辨：“镏江”盛行于清代官方文书与碑刻（同治、光绪朝），“溜江”见于民国报刊，“浏江”则是当代复兴的写法。

三、关于镏江埠

溜江埠历史悠久。

据载，五代时此地已有海船往来，为泉漳之间要隘。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刘五店与厦门岛五通对渡通航。宋元时期，同安生铁与汀溪窑珠光青瓷由此出港，经泉州远销东南亚及日本。明隆庆年间，刑部左侍郎洪朝选在此筑海围堤、建大厝、修老街，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商贸格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福建开设海关，刘五店成为厦门正口所辖的钱粮口岸，稽查金门、大嶝、同安、澳头各渡船只货物。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被定为军需专运码头，专为台湾、澎湖转运军需物资。

溜江埠在厦门海洋史上的地位，可用一句话概括：它是厦门岛兴起之前，同安东部滨海真正的海上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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