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读同治《彭泽县志》有感

作者：华安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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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县志里的彭泽文脉

——读同治《彭泽县志》有感

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同治十二年（1873），时隔54年，彭泽县志方得重新修纂。其间最大的原因，便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长期战乱不仅延误了修志进程，也造成大量地方资料散失。

同治《彭泽县志》卷首《凡例总要》对此有所记载：“自遭兵燹，科房无卷可稽，诸贡等条广费搜罗，凡四易稿，如尚有残误，祈来局指明，以便呈县存案，待下届更正。”

在战乱之后，地方文献几近散佚的情况下，修志者仍多方搜集资料，反复校订，体现了传统地方史志工作者保存历史、传承文脉的责任意识。正因为编修者如此严谨，后来的《彭泽县志点校本》整理者艾增辛先生称：“该志是整个封建时期保存至今最为全面的彭泽地方志。”

一部县志，就是一段地方历史。它不仅记录山川地理、政区沿革、人物事迹，更保存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

《重修彭泽县志序》中说：“无事之秋，司牧者，观天时，察地理，考民风，兴利除弊，治道存焉。有事之秋，览其舆图，审其要隘，足以定攻守策。”

明成化二十一年《彭泽县志序》又言：“土君子立身天地间，必有大本蕴于中，然后有大用见诸行事，可以建诸天地，质诸鬼神，载之简册，而垂示无穷也。”

这些文字，说明古人修志并非简单记录往事，而是希望通过保存历史，为治理地方、教化民众提供借鉴。

同治《彭泽县志》还收录了自明成化二十一年首次修志以来历代县志的序、跋，使这部县志不仅成为同治时期彭泽历史的记录，也成为历代修志传统的延续。

以下，仅从几个方面谈谈阅读此志的体会。

一、恤老敬亲：县志中的孝慈传统

同治《彭泽县志》在卷首之后，首先设置《恤典》一篇，记录自康熙九年以来，朝廷对于七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上老人的优待和赈恤。将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朝廷的优恤政策记入县志，反映了传统社会对于养老、敬老的重视，也体现了“以孝治国”的治理理念。

这种对于孝慈的强调，在县志其他部分也有体现。卷十《选举》中记录耆寿、五代同堂等情况；卷十一《人物》中设《孝友》篇，记载地方人物孝亲友爱的事迹；卷十二《烈女》中，也记录了一些以孝行闻名的女性。

这些记载共同构成了传统地方社会对于伦理秩序的理解。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不仅是家庭伦理，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地方志通过记录这些人物和事例，将一种价值观传递给后人。

在《彭泽县志》卷六《学校》中，还记载：“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这段文字体现了传统教育对于家庭伦理的理解：子女不仅要赡养老人，更应以自身修养影响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志中的“孝慈”，记录的不只是个人品德，也是地方社会维系的重要方式。

二、山川星野：传统地理观中的天地意识

同治《彭泽县志》卷首之后，即为《地理》篇。其中首篇为《星野》。

《星野》篇篇幅不长，主要辑录历代文献中关于九江、彭泽天文分野的记载。到了清代，同类基层地方志中的星野内容，更多已经成为传统沿袭，而非地方官员和学者实际观测研究的成果。

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天文地理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王勃《滕王阁序》开篇即言：“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其中“翼轸”，即指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翼宿、轸宿。文天祥《正气歌》中也有：“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这些文字，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关系的理解。传统地方志中的“星野”，虽然带有古代天文分野思想，但其背后体现的是古人试图认识天地、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

彭泽地处吴头楚尾，山川形胜独具特色。按照传统分野理论，彭泽属于斗牛之间；按照四象分野，则属于南方朱雀体系。《彭泽县志》中记载：“彭蠡入翼十五度。”

这一记载反映了古人对于地方与天地对应关系的认识。除星野之外，《彭泽县志》对于山川地理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卷二《山川篇》记：“浩山，是山脉自池之九华山，层峦叠嶂，秀拔云间。”

这些记载虽然受到传统地理观念影响，但同样保存了大量地方山川信息，对于今天研究区域地理环境仍具有参考价值。现代科学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更加准确的方法重新认识地方山川、水系和自然环境。而地方志中保存的这些传统记载，正是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料。

三、陶狄遗风：彭泽文脉中的精神传承

研究地方历史，最终还是要回到人。彭泽历史上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两位人物，便是陶渊明与狄仁杰。

明成化二十一年《彭泽县志序》中说：“昔靖、忠二公，尝先后治斯邑，一以名节著，一以功勋显，其大本大用，虽已播诸声诗，勒诸金石，吾恐画马之笔，不能画其毛也。”这里所说的“靖、忠二公”，即陶渊明与狄仁杰。

陶渊明像

陶渊明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出任彭泽县令，任职时间虽不长，却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句。关于陶渊明辞官原因，历代学者多有研究。有人认为，他任职时间可能并非传统所说的八十余日；也有人认为，他在彭泽任职期间因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地方势力产生矛盾，最终选择归隐。这些说法虽各有依据，但无论具体过程如何，陶渊明“不以身事权贵”的人格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士人典范。

从其诗文来看，陶渊明不仅具有高洁品格，也关心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劝农》等作品，反映出他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因此，陶渊明留给彭泽的，不仅是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更是一种面对现实压力仍坚持人格独立的精神。

狄仁杰于武周时期任彭泽县令。据记载，狄仁杰于公元692年因受来俊臣诬陷，被贬为彭泽县令。当时他已经六十二岁，由朝廷重臣降为地方小吏，人生处境可谓巨大转折。

然而，面对个人遭遇，狄仁杰并未消沉。到任彭泽后，正值春夏大旱，“里里乡乡，班班户绝”。面对灾荒，他上奏《奏免民租疏》，请求减免百姓赋税。

对于狄仁杰而言，彭泽只是仕途中短暂的一站；但对于彭泽而言，这位曾任宰相的地方官留下了清正爱民的历史印记。据相关记载，狄仁杰治理彭泽期间，政风清明，民风淳厚，并留下“纵囚墩”等相关传说。

狄仁杰像

此后，彭泽历史上又出现赵昴发、丁湛、欧阳一敬等人物，他们或抗元殉国，或直言敢谏，延续了地方士人的担当精神。

四、读志见人：地方文脉的延续

《同治彭泽县志》距离今天已经一百五十余年。翻阅这部县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地名、山川、人物和制度，更是一代代彭泽人对于家园的认识与记录。县志保存了地方历史，也保存了一种精神传统。其中有对老人孝亲敬老的重视，有对山川天地的观察，也有陶渊明、狄仁杰等人物留下的人格力量。

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地方志，并非只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地方文化的根脉。“见贤思齐。”学习同治十二年的《彭泽县志》，如同与一百多年前的修志者、先贤人物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这部县志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编后记】

原文为作者阅读同治《彭泽县志》后的心得体会，兼具史料梳理与个人思考。此次整理发表时，适当删减了部分延伸性的哲学议论，重点保留县志编修背景、地方人物、社会风俗及文化传承等内容，以突出地方文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