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新书就退学？教育的门，不该用钱来敲》

2026年8月11日上午，西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一个535人的年级大群里，弹出了一条消息。

“作为医学生，教材书本是你们学业的立业之本。如果连教材都不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退学去工作挣钱吧。”

发布这条消息的是该学院的一名辅导员杜某。大群全员禁言，只有管理员能发言。535个人看着屏幕上的字，没有人能回一句。535个人。如果按一个班四十人算，那是十三个班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但那一刻，他们共同收到了一句话——买不起新书，就不配读书。

截图很快从群里流了出来，像一块石头砸进湖面，波纹一圈一圈往外荡。医学生们炸了，网友们怒了，舆论场上一片哗然。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刺痛人？因为它把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升到了尊严的层面。

医学专业的全套新书，价格动辄上千元。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每一本都是大部头，每一本都是精装彩印，每一本的价格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对于许多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贫困学生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吃饭”和“买书”之间做出选择。而二手教材，恰恰是那条缝隙——它让那些不敢开口说“我买不起”的孩子，能够体面地、安静地、不被任何人注意地，把学习继续下去。

可在这位辅导员看来，选择二手教材就是“计较那一点差价”，就是不重视学业。他甚至为这件事设置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要么买新书，要么退学。

这让人想起一个词：何不食肉糜。当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去衡量别人的选择时，他看不见那个为了省下几百块钱而反复权衡的学生，看不见那个在二手书摊前翻了又翻的年轻人，看不见那些把旧书上的笔记当成宝贝一样抄下来的夜晚。

旧书上的笔记，是另一个人的体温。

一个买了二手教材的医学生后来在网上留言：“学长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重点，用箭头连起来了逻辑关系，在页边写着‘此处常考’——这些东西，新书里没有，课堂上老师未必会讲，但考试一定会考。”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隔着时空在给你讲课。一本旧书，从2019级传到2021级，再传到2023级，扉页上不同的人签下不同的名字，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把知识和体温一代一代往下传。这种传承，新书给不了。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并非辅导员一时的口无遮拦。早在2025年2月，就有学生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提问“为何不能退教材费或买二手书”。当时西南医科大学以四点理由回应：一是容易购买到盗版盗印教材；二是有可能购买到与教学要求、内容差异较大的教材；三是难以购买到某些教育部特定、指定的相关教材；四是有少部分学生不购买教材可能影响学习效果。此外，医学教材知识更新较快，二手教材可能存在未能及时更新知识的情况。

这些理由单独看都有道理，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逻辑：学校替学生做了选择，替学生判断什么对他们“最好”。而“最好”这两个字里，藏着一个被忽略的前提——你买得起。

可问题是，学生是成年人。他们有权选择买新书还是旧书，有权选择在哪个渠道购买，有权在省钱和“最新版本”之间做出自己的权衡。教育的第一课，难道不应该是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吗？

据媒体梳理，多数高校均明确实行教材自愿选购、自主获取的政策，院校仅提供官方采购渠道供学生选择，学生可以自愿选择高年级二手书、线上网购等渠道获取教材。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文件明确规定，教辅材料购买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西南医科大学在通报中也承认，学校“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支持学生通过学校官方渠道网上自主选购教材，也可自行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学校层面的政策是清楚的，可到了辅导员那里，就成了“命令”。这暴露的，是高校管理中的权力边界问题——一个辅导员可以在535人的大群里说出那样的话，说明他不是一时冲动，他是真的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说话。

新京报的评论追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不买书就退学，二手教材、电子书都不行，还必须在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上买——截图内容若属实，不得不说，这位辅导员的权力可真大。”辅导员是什么？是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是帮助学生成长的人。他既没有权力让学生退学，更不应该用“退学”来威胁学生。可当那句“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从辅导员的指尖敲出来、发到535人的大群里时，权力的边界已经模糊了。一个本该引导学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一个本该传递温暖的人，变成了一个制造恐惧的人。他把消费能力和求学资格绑定在了一起——仿佛一个人能不能读书，取决于他舍不舍得花那笔钱。

这种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贫穷变成了一种原罪。

新京报的评论还特别指出：“需明确的是，买不起与不愿买是两个概念。在涉事辅导员给学生发布的‘命令’中，还特意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临时补助的内容，似乎在买教材这个事上，只应有两类学生，买得起和买不起的。问题是，买得起的学生，也有选择不买或在其他渠道购买的权利和自由。”一句话，把问题说得通透——选择二手书，从来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因为“我选择”。这是每一个成年学生对自己生活的正当安排，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

这些年，类似的争议并不少见。2024年底，南宁职业技术大学也曾因“要求学生购买新教材，否则会被处分”的说法引发关注，校方随后回应称存在误解，学校允许学生购买二手教材。更早之前，也有多所高校被曝强制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教材。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同样的问题：本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在某些环节变成了“以管理为中心”，学生变成了被规训的对象，而不是被服务的对象。

事件发酵两天后，8月13日傍晚，西南医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该辅导员系解答学生咨询时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对部分学生及家长造成了伤害，暴露出学校在辅导员教育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深感自责愧疚”。学校已对该辅导员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在年级QQ群公开致歉。通报还提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校方的回应来得及时，态度也算诚恳。通报里“深感自责愧疚”五个字，写得郑重。可对于那个在二手群里翻了整整一晚的学生来说，那五个字改变不了什么——改变不了那天上午他在图书馆里看到的那些字，改变不了他低头翻旧书时心里涌上来的那阵酸涩，改变不了他打开二手群时那种“我在做错事”的恍惚。

正如新京报所指出的，学校层面明确教材自愿选购，到辅导员那里就成了“命令”，这暴露了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高校有必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厘清教材采购的权力边界，将辅导员从利益链条中彻底剥离，同时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教育约束。

这件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惩罚一个说错话的辅导员，而在于让所有教育者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和学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还是引导者和成长者的关系？是用规则去约束的关系，还是用尊重去陪伴的关系？

教材是学生的立业之本，这话没错。但比教材更重要的，是一个学生带着尊严走进教室的权利。那个选择买二手教材的学生，他不是“计较那一点差价”，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认认真真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精打细算的样子，恰恰是对学业最大的尊重。

有人可能会说，辅导员也是为学生好，怕学生买到盗版教材，怕二手教材知识陈旧影响学习。这话有一定道理。医学教材确实更新快，盗版教材也确实存在。但“为学生好”和“替学生做决定”是两回事。真正的好，是告诉学生风险在哪里，然后把选择权交还给他；真正的好，是相信一个成年人有能力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不是用“退学”来恐吓他。

教育的门，不该用钱来敲。买不起新书的孩子，不该被挡在课堂之外；选择旧书的孩子，更不该被贴上“不配读书”的标签。每一本被翻阅过无数次的旧教材里，都藏着一个年轻人省吃俭用也要把书念下去的倔强。那种倔强，值得被看见，值得被尊重，值得被这个社会温柔以待。

愿每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年轻人，都能被温柔以待。不是因为买得起新书，而是因为他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