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温岭西出现一革命武装大受群众欢迎，800人与其一同破敌电线

温岭解放前夕，温西地区出现了一支人民革命武装——三临大队，该队伍的筹备组织工作开始于1948年年底。

1948年夏，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统治区内加紧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活动在乐清一带的永、乐、黄边区委遭到破坏，书记陈能牺牲，建在大荆的永乐黄边区直属第一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支部书记李小旺（公开身份为大荆小学校长）于48年6月避难到温岭温西。

李小旺来到温西后，先在张老桥（现属温峤镇）陈桂莳家住了二十多天。陈桂莳在台州师范比李小旺早一届毕业，两人认识。陈当时在温岭横湖小学教书。李小旺到温西时正值暑假，凭着同学间的交谊，暂住在陈桂莳家。

陈桂莳有一个同学叫程季笙。程季笙比李小旺迟一届在台州师范毕业，当时在温西更楼小学（现温峤镇小学）当校长。快要开学时，陈桂莳就介绍李小旺在更楼小学当教员，因编制所限，只作半个教员，担任地理劳作等课程。

1948年年底，李小旺开始了秘密革命活动。他先物色人员，通过交谈了解，然后自制入党登记表，秘密发展党员。到温岭解放止，秘密发展了党员八十名左右，但由于和上级党组织没有联系，这些党员未被承认。部队整编后，其中许多人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在此同时，李小旺依靠骨干力量，筹备建立周围村庄的农会。他还计划组织一支人民武装队伍，为解决领导骨干，就动员应梅笙出来一起干。

应梅笙是张老桥人，在新四军军官团当过一年学员，皖南事变时被俘，在上饶集中营时被家里人保释出狱（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和国民党政界、军界都有关系）。他懂理论，晓军事，但一直闲居在家。李小旺把应梅笙动员出来后，二人商量筹建一支武装队伍。

他们分析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认为从桐山的鹅鼻山到方山，再向北，地势险要。方山这地方，前有“猪娘背”，岭脊狭窄难行，易于封锁；东有龙寨门，可攻可守。而且方山一带且是温、黄、乐三县边境地区，有回旋余地，既可求得椒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且可以和浙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他们估计解放温岭要在1949年秋，但形势比他们料想的发展更快，49年夏温岭就解放了。

建队伍先要有武器，而用来武装自己的枪支、弹药，只能从反动武装和地主手中缴获。为此，李小旺先做了一个预演。

1949年元宵，岙口农会成立时，李小旺等同志决定组织山下一带群众滚龙灯。这么做就是一是检验群众能否拉得出，二是为了熟悉地形，侦察敌情，为秘密缴枪作好充分准备。接连几夜，龙灯从岙口滚到焦湾，群众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听从指挥，而山下——岙口——焦湾一带地形也摸清了。

秘密缴枪的条件成熟了。应梅笙、李小旺等组织力量向敌乡队部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地主家秘密缴枪，一连一、二十夜，共缴了六七十支枪，还有手榴弹。缴枪地域从温岭街、焦湾一带直到江厦。

缴获的武器好差不等，在江厦缴来的是“度六”、“九响”，而在焦湾乡队部缴来的是“俄国造”，质量比较好。

在向焦湾乡队部缴枪前，应梅笙、李小旺预先做了敌乡队部潘鸣皋的工作，由潘鸣皋做好乡队部炊事员的工作，在某一夜约定时间，由炊事员打开乡队部的门户，十几个人冲进去缴了枪。伪乡长害怕群众的力量，一直不敢向上司报告这件事。

一、二十夜的缴枪，工作很艰苦，有时一夜要走三、四个地方，但大家的情绪很高，斗志一直很旺盛。

有了武器，可以把队伍拉起来了，于是一天夜里，在更楼小学的一个房间里，应梅笙、李小旺等十七八个人讨论了部队的番号、组织领导、筹募粮款等问题。

当提到部队番号问题时，大家认为，群众叫浙南游击队为“三五”支队，我们属台州三门、临海地区，就叫“三临”大队吧！于是这支武装队伍定名为“三临大队”，由应梅笙担任大队长。

三临大队公开亮旗后，部队驻在岙口祗园寺，一方面筹款筹粮，另一方面吸收人员，壮大自己。他们先后去横峰桥地主仓库搞了三、四千斤粮食，去温岭街钱庄搞了部分钱。

去横峰搞粮食是队伍拉到祗园寺的当天夜里，由一队战士开出去搞粮食。一部分同志发动岙口一带群众，带着扁担、竹箩或麻袋，开到上埠头。不一会，八只装着稻谷的船靠岸了，岸上的群众每人担一二百斤，把粮食分散到各家各户，连夜用木砻碾成米。第二天，把一担担大米送到了部队。

三临大队的活动在周围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参加队伍的人越来越多，莞渭、横峰、潘郎、桃夏等地都有人来参加。敌联树乡一个分队长王高生（国民党一个招兵分队）率部起义，共18个人，背着18支快枪开进了祗园寺。

陈桂莳带了县城20多个青年学生参加了这支队伍（内中还有女同志）。岭下周一个姓王的同志（大荆人，在岭下周教书）领导着一支三、四十人的民兵队伍（原是和浙南游击队联系的），也参加了三临大队。这期间，三临大队还打了一股经济土匪，缴了4支枪。

三临大队的成员有农民、青年学生、起义的敌中队队员，还有更楼小学的教师。到温岭县城解放的前夕，三临大队发展到200多人。

枪多了，人也多了，三临大队在大队部下面分编二个中队。应梅笙任大队长，李小旺任教导员。第一中队的中队长是潘鸣皋，指导员是陈桂莳；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是王高生，指导员由李小旺兼任。程季笙负责管理经济。这样，部队的组织领导更健全了。

三临大队还发动和帮助周围村庄的贫苦农民建立农会，委任了温岭街、横峰、大溪等较远地区的指导员，着手开辟这些地区工作。

地方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一旦有所行动，可以动员很多的群众。一次去横峰桥破坏敌人的电线时，参加行动的群众竟有七八百人之多。

三临大队成立前后，一直在寻求党的领导。早在1949年1月份，部队还没有拉起来时，陈桂莳就去海门找椒南党组织。

李小旺回忆：“三临大队亮旗驻扎到祗园寺时，椒南党组织领导成员徐德曾派人来调查。这位同志（即晋承河）手持徐德（指徐德所写，用的名字是陶萍天）的介绍信来联系，自称徐德来找陈桂莳。但陈桂莳不认识这个同志，心中疑惑，有意避开了他。因此，椒南党组织的这次调查结果是‘温西没有搞人民武装这件事情’。

后来三临大队队伍壮大了，和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取得联系后，浙南党的武装部队向浙东党组织了解，浙东党组织还说没有这样的武装。

三临大队虽然发展得比较快，但由于没有取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有一次和“三五”支队的一支部队相遇，互不了解，差点发生了误会。”

（但据陈桂莳回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他与晋承河见了面，而且是三次，所以未能与与组织联系上，是因为缴枪与浙南地方党组织发生误会，因而得不到承认。）

这使队伍里的一些同志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尤其是知识青年，有几个还哭了起来，认为三临大队不是共产党的武装，他们当了假“”三五”，受骗了。

面对这种情况，部队一方面用自己的宗旨和行动说服这些同志，一方面加紧寻找上级党的领导，但李小旺去温岭县城找党组织没有找到。

1949年5月初，应梅笙去找浙南游击纵队。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的领导人周丕振，应梅笙早在新四军时就认识，“皖南事变”中他们一起被捕，后来周丕振被押解到玉山时逃了出来，重新拉起队伍打游击。

恰好周丕振率第三支队解放了温州后向温岭开来，在青屿与江厦之间与应梅笙相遇。应梅笙向周丕振报告了三临大队的情况：部队有200多人，70多支枪，只是没有上级党的领导，队员情绪有波动。

他请求周丕振为这支部队作主。周丕振就命令这支部队原地驻防，等待通知一起去解放温岭县城，待温岭县城解放后再整编。

应梅笙回来后，宣布了这一消息，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情绪更加高涨了。

三临大队秘密缴枪活动已进行将近一个月，敌县长卢伯炎竟没有得到一点情报。三临大队的队伍拉起来了，他还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派人打探消息。

有一个名叫吴益青的人，在反动军队里做事。他凭着和应梅笙父亲的老关系来找应梅笙，想探听情报。应梅笙为了革命的利益，逮捕了吴益青，把他押解到祗园寺，处死了。

卢伯炎还收买了一些人到张老桥探听消息。有一次，他收买了一个卖白糖的人。这人被三临大队查获，考虑他是受利用的群众，教育了一番后放回去了。

卢伯炎妄图剿灭三临大队，但此时岙环、坞根等地已被“三五”支队占领，而他手下只有一个大队的兵力，守卫县城四周几个山头已觉吃力，只能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进剿。

这天中午，三临大队得到了敌人来犯的警报，队伍马上紧急集合。应梅笙先向鹅鼻山东南山岗上派出哨兵，监视江厦至大球沿海大路，自己带主力部队迅速沿山向温岭街跑步前进。到了张老桥山头，得知敌军到了温岭街小菜场就不敢前进了。

应梅笙把部队分或三路。第一中队继续沿山前进，占领街西边山头；第二中队穿过前洋下，抢占下凤山；短枪班沿街前进，等山头打响后，发起冲锋。在田里插秧的农民群众听到迎敌的消息，纷纷丢掉农活，奋起支援，声势很大。

敌人发现山头被占领，且有一支队伍向下凤山运动，害怕截断去路，连忙下令撤退，狼狈而逃。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到温西来了。

1949年5月27日下午，周支队长派通讯员来向三临大队传达命令：夜里解放温岭城，三临大队的任务是控制县城的西北，破坏电讯交通，堵截逃敌。

在晚饭后，各个中队开到张老桥集中，应梅笙按支队部的命令作了具体部署：大队部驻虞岙岭，第一中队到神童门，第二中队到莞渭蔡。各人在左臂上扎白布条作为联络标志，分头出发，夜12时分别进入阵地。

解放温岭城的战斗打响后，县城方向枪炮声激烈。不久，从泽国方向过来一股援敌，守候在莞渭蔡的第二中队指战员抢占山头拦截故人，敌人也忙爬上另一座小山架起机枪。两军对战，相持了一段时间。

天大亮后，县城枪炮声不响了，敌人估计温岭已被打下来，硬冲进去也没用了，加上前面桥梁已断，只好退回去。

5月28日凌晨，温岭解放后，三临大队随第三支队进城，欢庆胜利。不久，黄岩和平解放，三临大队开到黄岩，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应梅笙任中队长。

同年年底，解放松门后，部队开进温州，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