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中国法律人如何走出“法解释学泥潭”

中国法律人如何走出“法解释学泥潭” ——从法条解释走向世界法学的理论对话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经历了快速发展。法律制度日益完备，法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部门法研究日趋精细，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中国法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知识生产体系。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仍然存在：与中国法律实践的规模、法学研究的数量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的速度相比，中国法学在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原创性影响仍然有限。中国法学拥有大量论文、专著和学术成果，却较少产生能够被世界法学共同体广泛讨论、持续引用并进入法学理论史的原创理论。

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未必是中国法学缺乏“自主性”，恰恰可能是中国法学尚未充分完成与世界法学的深度接轨。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法律移植、制度借鉴和理论输入特征，这一过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然而，制度输入并不自动等于理论融入，理论翻译也不等于理论理解，外国法律制度的本土适用更不等于进入世界法学的理论对话。相当一部分中国法学研究仍然主要围绕现行法展开，以法条解释、司法规则分析、制度比较和立法完善为主要路径，由此形成一种“实在法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

本文所谓“法解释学泥潭”，并非否定法解释学、法教义学或规范分析。恰恰相反，现代法治国家不可能没有严谨的法解释学与法教义学。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如果法学研究长期封闭于现行法内部，法学就容易从“解释法律”退化为“注释法律”，从而失去进一步追问法律何以成立、法律为何有效、法律与道德如何关联、国家权力如何受到法律约束等根本问题的能力。

因此，中国法学走出“法解释学泥潭”的关键，不是脱离世界法学，更不是以封闭的“自主知识体系”替代世界法学，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法学。中国法学需要完成一次知识结构上的转换：从学习外国法律制度走向理解世界法学理论，从比较外国法条走向参与世界理论争论，从法律移植走向理论吸收，从理论输入走向理论对话，最终在世界法学共同体内部形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理论。

本文认为，中国法学的真正理论自主，不是拒绝世界，而是充分理解世界之后的主体性；不是减少理论输入，而是把理论输入转化为理论生产；不是建立与世界法学相隔离的知识体系，而是在世界法学内部提出中国问题、贡献中国经验、创造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中国法律人真正需要走过的道路，是“法条—规范—制度—理论—世界”的道路，最终实现从法律解释者到法律理论对话者的身份转变。

关键词：法解释学；法教义学；世界法学；比较法；法律移植；理论原创；学术共同体；理论自主

一、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法学为什么“研究很多”，却“理论不够”

如果仅仅从学术数量来看，中国法学无疑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法学院、法学研究机构和法律职业者，每年产生大量法学论文、专著、教材和案例研究。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商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研究不断细化，法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科。

然而，数量并不等于理论。

论文数量不等于理论原创。

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等于法学理论的成熟。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大量研究法律条文的学者，却未必拥有能够重新定义法律的理论家。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非常复杂的法律体系，却未必能够解释法律为什么具有规范性。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大量关于司法裁判的研究，却未必能够回答司法权的正当性来自哪里。

因此，中国法学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

“我们有没有法学？”

而是：

“我们有没有真正进入世界法学的理论对话？”

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所谓进入世界法学，并不是简单地在国际期刊发表几篇论文，也不是把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

真正的理论接轨意味着：

我们理解凯尔森的问题。

我们理解哈特的问题。

我们理解德沃金的问题。

我们理解萨维尼的问题。

我们理解法律现实主义的问题。

我们理解法律与经济学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解：

这些理论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产生？

它们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它们彼此之间为什么发生争论？

它们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它们又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只有到了这一层，中国法学才真正开始进入世界法学。

否则，我们可能只是：

知道世界法学有什么，而没有真正成为世界法学的一部分。

二、“法解释学泥潭”究竟是什么：不是解释法律，而是把解释法律当成法学的全部

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概念。

法解释学本身不是问题。

现代法律不可能离开解释。

法律文本具有抽象性。

案件事实具有复杂性。

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不同法律条文之间需要体系协调。

司法裁判需要把抽象规范适用于具体事实。

因此，法解释学是法律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同样，法教义学也并非落后于法哲学的“低级法学”。

德国法学传统中的Rechtsdogmatik，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规范科学。它通过概念、体系和规范结构对现行法进行系统化处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法解释学成为法学的边界，而不是法学的起点时，问题就出现了。

法条解释可以回答：

“法律规定了什么？”

法教义学可以进一步回答：

“这一规范在体系中具有什么意义？”

但是法学理论还必须继续追问：

“为什么法律要如此规定？”

“为什么法律能够约束人？”

“法律与道德是什么关系？”

“国家为什么有权制定法律？”

“如果法律极端不正义，它仍然是法律吗？”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法解释学。

因此，所谓“法解释学泥潭”，真正指的是一种知识封闭：

从法条出发，

以法条为中心，

最终又回到法条。

研究者不断提高解释精度，却不再提出新的理论问题。

法律研究越来越细。

理论视野却越来越窄。

这才是中国法学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

三、中国法学最需要突破的，不是“自主性不足”，而是“世界法学接轨不足”

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

近年来，关于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不断增加。

这种讨论有其合理性。

任何成熟的学术共同体都不可能永远依赖外国理论。

但是，如果讨论中国法学当前的现实处境，就必须区分两个问题：

理论自主。

与：

理论孤立。

二者完全不同。

理论自主意味着：

我理解世界理论。

我参与世界理论。

我能够批判世界理论。

我最终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

理论孤立则意味着：

我没有真正理解世界理论。

但我认为世界理论不适合中国。

于是，我建立一套自己的概念。

这种“自主”很可能只是：

尚未接轨之前的自我封闭。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法学而言，更迫切的任务可能不是：

“如何摆脱世界法学？”

而是：

“如何真正进入世界法学？”

中国法学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

现代世界法学的理论传统，是中国法学无法绕开的知识基础。

自然法。

法律实证主义。

分析法学。

历史法学。

社会学法学。

法律现实主义。

解释学。

法律与经济学。

批判法学。

当代规范理论。

这些理论传统构成了现代法学共同体的基本语汇。

如果一个中国法律人不了解这些传统，那么他很难真正参与世界法学的理论讨论。

这并不是因为外国理论天然优越。

而是因为：

你必须先进入一个理论共同体，才能真正改变它。

四、凯尔森、哈特与德沃金告诉我们的，不是“外国理论”，而是如何提出法学的根本问题

中国法学需要改变的一个重要地方，是不要把外国法学家仅仅当作“理论知识点”。

例如：

凯尔森不是一个“规范理论知识点”。

哈特不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知识点”。

德沃金也不是一个“原则理论知识点”。

他们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

他们重新定义了法学问题。

凯尔森试图建立一般性的“纯粹法理论”，通过方法论上的纯化来研究法律规范及其效力结构。他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国家具体法条应该如何解释，而是法律作为规范秩序究竟如何可能。凯尔森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律理论家和法哲学家之一。(academic.oup.com)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通过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以及承认规则等理论工具，试图回答现代法律体系究竟是什么。

德沃金则从规则与原则、权利以及法律解释等角度，对法律实证主义提出系统挑战。

他们之间的争论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

“谁的观点正确？”

而是：

他们把法学从‘法律规定什么’提升到了‘法律究竟是什么’。

这正是中国法学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真正的理论原创，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法条解释。

而是：

重新定义问题。

五、中国法学最大的危险之一，是把“外国理论的中国化”误认为“理论原创”

中国法学长期存在一种知识生产模式：

先介绍德国理论。

再介绍美国理论。

然后进行比较。

最后提出：

“对我国的启示。”

这种模式在中国法学发展初期具有重要价值。

因为我们需要学习。

需要补课。

需要吸收。

但如果长期停留于此，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中国法学永远处于“应用外国理论”的位置。

德国理论被拿来解释中国刑法。

美国理论被拿来解释中国宪法。

日本理论被拿来解释中国民法。

结果是：

中国成为“案例”。

外国成为“理论”。

中国成为“经验”。

外国成为“概念”。

这种知识结构是不平衡的。

真正的理论发展必须完成一个转变：

外国理论 → 中国问题 → 理论检验 → 理论修正 → 新理论。

而不是：

外国理论 → 中国适用 → 中国结论。

前者可能产生理论。

后者主要产生应用。

六、法律移植没有错，真正的问题是“浅层法律移植”

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离不开法律移植。

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现代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跨国交流、借鉴与重构的过程。

因此，批评法律移植本身没有意义。

真正的问题是：

移植是否深入。

如果只移植法条，就容易出现制度水土不服。

如果只移植制度，就可能出现功能错位。

如果只移植概念，就可能出现概念空转。

真正有效的法律移植必须理解：

制度背后的理论。

理论背后的历史。

历史背后的社会结构。

这正是比较法研究所强调的问题。

芬兰学者Jaakko Husa关于法律移植与“路径依赖”的研究指出，外国法律制度的借鉴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法律文化真空”中，法律的历史、制度背景和既有路径都会影响移植效果；他的研究以中国和波兰等国家的法治发展作为案例进行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Husa并不是简单否定法律移植，而是强调移植过程中历史与制度背景的重要性。(academic.oup.com)

因此，中国法学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

从法律移植走向法律拒绝。

而是：

从浅层法律移植走向深层理论吸收。

例如，研究德国刑法不能停留在：

“德国刑法采用三阶层体系。”

而应该继续追问：

为什么德国刑法形成这种结构？

构成要件、违法性和责任为什么需要区分？

这种体系如何回应罪刑法定原则？

如何回应责任主义？

如何限制国家刑罚权？

只有这样，中国法学才能真正从外国制度中学习理论。

七、中国法学必须完成一次“理论补课”

如果中国法学希望产生世界性理论，那么第一步不是“创造”。

而是：

补课。

真正的理论原创必须建立在充分知识积累之上。

中国法律人需要系统进入世界法学的经典谱系。

研究刑法，需要理解：

贝卡里亚。

康德。

黑格尔。

费尔巴哈。

李斯特。

拉德布鲁赫。

韦尔策尔。

罗克辛。

雅科布斯。

研究民法，需要理解：

罗马法传统。

萨维尼。

耶林。

法律行为理论。

私法自治。

社会化私法。

现代经济分析。

研究宪法，需要理解：

洛克。

孟德斯鸠。

麦迪逊。

凯尔森。

施米特。

哈贝马斯。

德沃金。

阿克曼。

研究一般法理论，需要理解：

奥斯丁。

凯尔森。

哈特。

德沃金。

富勒。

拉德布鲁赫。

这些名字不是为了在论文中增加引用。

而是为了进入他们的问题。

真正需要学习的是：

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

他们反对谁。

他们解决了什么。

他们没有解决什么。

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法学。

八、外语不是工具问题，而是理论问题

中国法学与世界法学接轨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语言。

很多人认为：

“只要有好的翻译就可以。”

这是不够的。

翻译当然重要。

但理论最终需要回到原文。

因为法律理论中的很多概念具有高度语境性。

例如：

Rechtsstaat。

Rechtsdogmatik。

Rechtswissenschaft。

Rule of Law。

Due Process。

Judicial Review。

Legal Positivism。

Natural Law。

这些概念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

如果只依赖中文翻译，就容易把复杂理论压缩成几个中文标签。

于是：

理论变成名词。

思想变成标签。

争论变成结论。

因此，中国法律人的国际化能力，最终必须包括：

直接阅读世界法学原典的能力。

至少需要能够熟练阅读英文法律文献。

对于研究德国法学、法国法学等领域，则需要进一步掌握相应语言。

语言能力的真正价值不是“发表英文论文”。

而是：

进入另一种思想世界。

九、真正的比较法，不是寻找“外国答案”，而是重新发现问题

中国法学中的比较法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升级。

比较法最浅层的形式是：

德国怎么规定？

美国怎么规定？

日本怎么规定？

然后：

中国应该借鉴谁？

这种比较法的功能是制度选择。

但比较法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

发现为什么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法律。

为什么德国形成这样的制度？

为什么美国形成另一种制度？

为什么日本又不同？

差异背后是什么？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结构。

法律文化。

国家形态。

只有到了这里，比较法才真正进入理论层面。

因此：

比较法不是外国法的仓库。

它是一个理论实验室。

它让我们发现：

一个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答案。

而不同答案又可能揭示：

法律制度背后的不同理论结构。

这对于中国法学尤其重要。

因为中国法律人需要从：

“外国有什么？”

转向：

“为什么外国不同？”

再转向：

“这些不同意味着什么？”

最后：

“我们能否提出一个比既有理论更好的解释？”

十、中国法学真正需要的是“世界化”，而不是简单的“西方化”

强调融入世界法学，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学必须复制西方。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世界化不是西方化。

恰恰相反：

世界法学本身就是多元的。

现代法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不同传统之间相互交流、竞争和修正的结果。

中国法学真正需要做的是：

进入世界。

理解世界。

参与世界。

最后：

改变世界。

中国经验当然具有理论价值。

但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不能通过自我宣布获得。

必须通过：

比较。

批判。

验证。

国际讨论。

最终进入世界学术共同体。

因此：

中国法学真正的世界化，不是让世界理解中国，而是让中国能够用世界共同体能够理解的理论语言提出中国问题。

十一、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原创”

中国法学真正的理论原创，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它必须回应中国真实的问题。

不能只是重新包装外国理论。

第二：

它必须进入世界理论对话。

必须说明：

已有理论是什么。

自己的理论与它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现有理论不足。

第三：

它必须具有超越中国的解释力。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中国，而不能解释其他社会，那么它可能只是中国问题研究。

如果一个理论能够从中国经验出发，解释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那么它才真正具有世界理论意义。

例如：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责任。

平台企业的准公共权力。

算法治理。

数据权利。

数字社会的刑事责任。

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中国法学参与世界理论竞争的入口。

关键不在于：

“中国发生了什么？”

而在于：

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否揭示了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才是理论原创的可能。

十二、中国法律人需要完成三次身份转换

中国法律人的成长，可以概括为三次转换。

第一次：

从法律条文的阅读者，成为法律规范的解释者。

这是法学院训练。

第二次：

从法律规范的解释者，成为法律理论的理解者。

这是法学研究。

第三次：

从法律理论的理解者，成为世界理论的对话者。

这是理论原创。

很多中国法律人已经完成第一阶段。

部分人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真正进入第三阶段的人仍然相对有限。

而第三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法学。

十三、从“解释中国法律”到“用中国经验参与世界理论”

中国法学未来最值得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循环：

世界理论

中国问题

中国实践

理论检验

理论修正

新概念

新理论

世界对话

这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理论生产机制。

它与封闭的“自主知识体系”不同。

它也不同于简单的“西方理论中国化”。

它是一种：

开放的理论主体性。

中国法学不应该停留在：

“外国理论如何解释中国？”

而应该进一步提出：

“为什么外国理论解释不了中国？”

再进一步：

“我们能否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

最终：

“这个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世界？”

这才是真正的理论成长。

十四、真正的学术自主，是“能够批判”，而不是“可以拒绝”

这是理解“自主”的关键。

真正的自主，不是：

“我不接受外国理论。”

真正的自主是：

我理解它，所以我能够批判它。

一个没有充分学习世界的人，实际上很难真正批判世界。

因为他不知道：

别人已经讨论到了哪里。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观点是否早已被提出。

更不知道：

自己的创新到底在哪里。

因此：

理论自主的前提不是减少学习，而是增加学习。

不是减少开放，而是增加开放。

不是拒绝比较，而是更加深入比较。

不是拒绝世界，而是进入世界。

只有这样，中国法学才能拥有真正的主体性。

十五、走出“法解释学泥潭”的最终路径：法条—理论—世界—中国—世界

因此，中国法律人真正需要走出的道路，可以概括为：

第一步：从法条出发。

精通实在法。

第二步：进入法教义学。

建立规范体系。

第三步：进入法哲学与一般法理论。

追问法律本身。

第四步：进入比较法。

理解不同法律传统。

第五步：进入世界法学。

参与理论争论。

第六步：重新审视中国。

发现中国经验中的理论问题。

第七步：形成理论。

将中国问题上升为一般理论。

第八步：再次进入世界。

接受世界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这是一条：

从中国出发，经过世界，再回到中国，最后再次走向世界的道路。

十六、结语：先走进世界，再走出自己

中国法学真正需要走出的，不是法解释学。

而是：

法解释学的封闭性。

我们不需要放弃法条。

恰恰相反：

只有把法条读得足够深，才能发现法条背后的理论问题。

我们也不需要拒绝外国理论。

恰恰相反：

只有真正理解外国理论，才有可能发现它的局限。

我们更不需要拒绝世界法学。

恰恰相反：

只有真正进入世界法学，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法学的理论主体性。

因此，中国法律人未来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从“世界法学”走向“封闭的自主体系”，而是：

从法条解释走向理论理解；

从理论理解走向世界对话；

从世界对话回到中国问题；

从中国问题形成理论；

再把中国理论带回世界。

这才是一条真正成熟的法学道路。

中国法学必须首先承认：

我们仍然需要学习世界。

需要重新阅读自然法。

需要重新阅读法律实证主义。

需要重新阅读分析法学。

需要重新阅读历史法学。

需要重新阅读社会学法学。

需要重新阅读法律现实主义。

需要重新理解普通法。

需要重新理解大陆法系。

需要重新理解法律与经济学。

需要重新理解现代法哲学。

因为：

没有世界法学的基础，中国法学就很难真正形成世界性的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永远学习。

恰恰相反。

真正的学习最终必须走向对话。

真正的对话最终必须走向批判。

真正的批判最终必须走向创新。

真正的创新最终必须接受世界检验。

因此，中国法学真正的理论自主，不是：

“我们不需要世界。”

而是：

“我们充分理解世界，因此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

不是：

“我们有自己的体系，所以拒绝外国理论。”

而是：

“我们熟悉世界理论，因此能够知道自己的理论究竟创新在哪里。”

不是：

“中国经验天然就是世界理论。”

而是：

“中国经验经过理论抽象、比较检验和国际对话之后，才可能成为世界理论。”

这才是真正的理论主体性。

也是中国法学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律人走出“法解释学泥潭”的道路，可以最终浓缩成一句话：

先走进世界，再走出自己。

因为：

没有进入世界，就没有真正的比较；

没有真正的比较，就没有真正的批判；

没有真正的批判，就没有真正的原创；

没有真正的原创，就没有真正的理论自主。

中国法学未来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一个与世界法学相隔离的“中国法学体系”，而是一个能够站在世界法学共同体内部、以中国经验提出新问题、以中国实践检验旧理论、以中国智慧创造新概念，并最终让世界法学不得不认真回应的中国法学。

那一天，中国法律人的身份也将发生真正的改变：

从法条的解释者，

成为法律理论的理解者；

从外国理论的学习者，

成为世界理论的参与者；

从世界法学的旁观者，

成为世界法学的对话者；

最终，

成为世界法学的理论贡献者。

这才是中国法学真正的“自主”。

也才是中国法律人真正走出“法解释学泥潭”的意义。

不是离开世界，而是进入世界；

不是拒绝理论，而是理解理论；

不是停止学习，而是从学习走向对话；

不是以封闭获得自主，而是在开放中形成主体性。

先走进世界，再走出自己。

这或许才是中国法学未来最值得走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