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村民因西瓜滞销公开求助，村干部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人民日报2026年7月27日的这篇时评，点名批评了河南部分乡镇的这起荒诞案例。事情并不复杂：瓜农的西瓜卖不动，通过本地媒体的助农通道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本是寻常的市场自救，却招来村干部的“约谈”，被要求撤信、闭嘴，理由是“影响不好”。
人民日报说得准确：这是“寒了基层群众的心”。但我更想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寒心？仅仅因为这一次村干部不作为吗？不。是因为这种对待求助的方式，暴露了一个在基层治理中反复出现的深层病灶：一些干部把“捂住”当成治理能力，把“删帖”当成工作成绩，把群众的真实声音视为需要被消除的威胁。
求助，本是公民权利。卖瓜滞销，向媒体喊一声，寻求市场对接，这是农民在用自己的方式突围。真正应该脸红的是：为什么市场渠道不畅？为什么基础设施不够？为什么没有人提前预警？这些本该是基层干部日夜惦记的课题。可现实是，有人不仅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问题被喊出来之后，第一反应是“把喊声灭掉”。
将群众求助定性为“负面舆情”，并非出现在河南一地。近几年，这类现象在全国多地以不同面目出现：
——某地农产品滞销，农民拍摄短视频求助，基层干部连夜“灭火”，不是帮助找销路，而是想办法让视频下架；
——某县发生工伤事故，家属通过正规渠道投诉，得到的回应是“你们这样搞会形成负面舆情”，然后是层层施压、息事宁人；
——某地环保问题被居民反映到上级部门，属地政府不是核查整改，而是派人对接“删帖”，将反映问题本身定性为“恶意炒作”。
这些案例拼在一起，勾勒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基层治理逻辑：谁的嘴闭上了，谁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问题本身——农产品卖不出去、工人受了伤、环境被污染、群众有病看不上——那些反而成了次要的事。
这种逻辑的根源，在于扭曲的政绩观和落后的治理思维。
其一，“稳定”被窄化为“舆论不出事”。部分基层干部对“稳定”的理解还停留在“民不告官”的水平线上。他们认为，只要没有人“闹”，只要网上没有“负面”，日子就太平了。于是大量精力不是用在解决问题上，而是用在拦截信息上。
其二，考核机制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形象声誉比百姓的吃饭问题更“重要”，如果干部的升迁只看上级满意度而不看群众获得感，那么选择捂住问题、压制声音，就成了一种“理性行为”。
其三，对群众权利的认知依然停留在“管理对象”而非“服务对象”的层面。“人民公仆”喊了很多年，但真到了群众开口求助的时候，有些干部的反应不是“我来帮你”，而是“你不该说”——前者是服务逻辑，后者是管控逻辑。
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写道：“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民声民情，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这句话点到穴位。但仅仅靠一篇评论文章，显然无法根治这一顽疾。
要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需要三方面的改变：一是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干部考核的硬指标，让解决问题的干部有奔头，让捂盖子的干部付出代价；二是畅通真实的民意表达渠道，让群众的求助能够被听见、被响应，而不是只有上网发帖这一条路；三是建立透明的问题解决机制——什么时候、谁、解决了什么问题，要有记录、可追溯、可评价。
河南这位瓜农的求助信，最终有没有被撤回，外界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他种西瓜的时候想着的是丰收，不是上访。他的求助对象是媒体，不是政府——这本身已经说明，在基层治理的末梢，在政府和群众之间那条最该畅通的管道，可能在某处堵住了。
让群众能说话、说了话有人听、听了之后问题能解决——这才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反过来，把群众求助当负面舆情的做法，无论发生在哪个乡镇，都是治理失范的标志，值得警醒。
作者：朱向锋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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