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李一/一场双向溃败的教育悲剧—— 评席潜中篇小说《钟摆》

席潜的《钟摆》（载《河南文学》2025年第三期）以冷静克制的现实主义笔触，剖开了一场发生在乡村中学的师生对峙与人生溃败。小说跳出了“顽劣学生改过向善”的传统校园叙事，铺展开一出没有任何赢家的教育悲剧：学生张文龙纵身一跃，落得终身瘫痪、人生崩塌；教师刘志坤身败名裂、晚景凄凉，耗尽半生名誉与执念。这场看似由性格冲突引爆的极端纠葛，究其本质，是功利僵化的教育生态持续扭曲、错位失灵的必然结果。

标题“钟摆”是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精准锚定了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周而复始、机械往复、恒定刻板的钟摆运动，正是柿园一中教育生态的真实写照：僵化固化、循规蹈矩，摒弃人文温度，只重功利结果，所有师生都被困在这套冰冷的规则体系中，身不由己地往复消耗。

这所乡村中学的运转逻辑，早已背离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本源，唯升学率的“出口儿”是瞻。为追逐应试成绩，学校粗暴推行分层教学，将学生划分为快班、中班、慢班，以分数为唯一标尺，为学生贴上优劣标签。八八班作为收纳“双差生”的慢班，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学校默许为“无可救药的烂摊子”，成为被体系放弃、被教育漠视的边缘角落。正如青年教师曲高荷一针见血的批判：“你把这些孩子集中到一个教室，起个名字叫慢班，就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这种制度性的偏见与放弃，是校园乱象、学生叛逆、师生对立的深层土壤。当教育体系率先抛弃了后进生的成长可能，便再也无法苛求学生自律自省、向阳生长。

退休返聘的副校长刘志坤，是这套功利教育体制最忠实的践行者、最顽固的捍卫者。他的一切治班理念、管理行为，都紧紧围绕“严苛管控”和“应试成绩”两大核心。他笃信“严管即教育”，秉持“越严越不出事”的极端准则，认为只要将学生的全部精力禁锢在书本与试卷之中，便能杜绝违纪乱象、维系校园秩序。依托封建家长式的强权管理，他将体罚辱骂、公开羞辱、高压管控视作治班良方，完全忽略了青少年的心理诉求与人格尊严。在他的认知里，学生不是独立鲜活的生命个体，而是可供驯服、打磨、量化的应试产品，个人价值高低，全然由分数高低定义。

绰号“刘老邪”的刘志坤，是小说中最复杂、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善恶交织的特质让他摆脱了扁平的反派叙事。他并非天性刻薄、嗜权霸道，反而怀揣着朴素的教育热忱与职业担当：退休后无偿留校履职，日复一日清扫校园、工整撰写板报，数十年深耕乡土教育，勤恳尽责、不辞辛劳。但这份纯粹的教育初心，最终在僵化体制的裹挟、功利风气的浸染下，彻底异化，沦为偏执的权威崇拜与极致的管控执念。

刘志坤的教育权威，从未建立在师德师风与育人智慧之上，而是依托强权与恐惧构筑而成。雪夜围殴叛逆学生、课堂当众掌掴惩戒、深夜入驻女生寝室制造心理威慑，一次次极端的管控手段，都是他对绝对权威的反复宣示。他沉醉于同事的吹捧簇拥，执念于升学率攀升、成绩排名靠前带来的虚幻荣光，在刻板的教育模式与权力快感中愈发偏执，逐渐丧失了教育者的包容与悲悯。

看似牢不可破的强权权威，实则脆弱不堪。当张文龙一次次深夜擦拭黑板、撕碎布告、公然对抗规则时，刘志坤感受到的不仅是颜面尽失的愤怒，更是固有教育信仰的崩塌。他无力以疏导、包容、教化的方式化解少年叛逆，只能不断升级羞辱与惩戒的烈度：从常规警告、劝退处分，到极尽刻薄、诅咒生命的“讣告”公示。这场黑板报前的反复对峙，早已脱离教育管教的范畴，沦为一场师生之间、关乎面子与权力的私人博弈。刘志坤一生的悲剧症结，在于至死未能勘破教育的本质：真正的师者权威，源于学生发自内心的敬重与信服，而非暴力威慑下的恐惧与屈服。他以强权驯服了乱象丛生的八八班，却也以极端之手，亲手将自己与学生一同推入悲剧的深渊。

反观张文龙，他是畸形教育体系下最典型的牺牲品。作为被分层制度筛选、被校园环境边缘化的“差生”，他自始至终被贴上“顽劣、无用、堕落”的标签，得不到认可、看不到希望、受不到尊重。课堂捣乱、聚众打闹、肆意违纪，这些看似乖张叛逆的行为，本质是缺爱少年的自我宣泄，是被否定、被忽视的消极反抗。而刘志坤的高压管控与人格羞辱，彻底掐灭了他最后的改过契机，将他一步步推向绝望的边缘。

张文龙并非全然顽劣、毫无良知的恶童。雪夜围殴事件后，面对刘志坤的宽容谅解，他曾真心忏悔、跪地致歉，生出悔过向善的初心。但冰冷的体制从未给他容错与成长的空间，一次微小的过错，换来的便是无休止的惩戒、羞辱与否定。当极尽恶毒的“死亡讣告”被公示于众，校方与教师联手完成了对他的社会性处决，彻底碾碎了一个少年仅剩的尊严与底气。他深夜擦拭布告、对抗校方的倔强举动，是绝境之人最后的无声抗争，是对不公教育对待最执拗的反击。

四楼教学楼的纵身一跃，是张文龙所有绝望情绪的终极爆发。那一声凄厉的“救命”，不仅是肉体坠落瞬间的本能呼救，更是一个被教育抛弃的少年，对冰冷压抑、毫无人文温度的应试环境最沉痛、最悲壮的血泪控诉。他以自我毁灭的极端方式，完成了对僵化教育体制最惨烈的反抗，也定格了一代人的成长悲剧。

小说结局的双向和解，为冰冷的悲剧增添了一抹人性微光。风波落幕、尘埃落定，褪去副校长与问题学生的身份桎梏，剥离师生对立的尖锐矛盾，刘志坤幡然醒悟，以十余年的悉心陪伴、倾尽所有的照料，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守护瘫痪余生的张文龙。这份跨越恩怨、消解对立的温情，是个体良知的觉醒，是人性本善的回归，让极致的悲剧多了一份温柔的救赎。

但个人层面的救赎与和解，终究无法掩盖既定的创伤，更无法根除悲剧滋生的体制根源。刘志坤晚年闯红灯被年轻交警嘲讽的桥段，极具讽刺意味，成为全文精妙的点睛之笔。昔日在校园至高无上、人人敬畏的师者权威，在新时代的社会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形同虚设。一生固守旧式教育理念、信奉强权管控的刘志坤，直至暮年落魄，依旧未能真正反思自己的教育偏执与认知局限。这一结局隐喻深刻：陈旧、僵化、反人性的教育逻辑，终将被时代淘汰。

《钟摆》最深刻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彻底摒弃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拒绝将悲剧简单归咎于个人善恶。刘志坤是施暴者，以强权制造伤害、扼杀少年天性，却也是僵化体制的受害者，被固化的教育理念、功利的校园风气裹挟一生；张文龙是叛逆的反抗者，以顽劣对抗不公、以极端消解羞辱，最终沦为自我毁灭的牺牲品。二者本无无法调和的恩怨，却如同被锁死在钟摆轨迹上的个体，在应试教育的机械框架中反复拉扯、彼此消耗，最终两败俱伤、无一幸免。席潜以冷峻细腻的写实笔触，将这场校园悲剧淬为一面明镜，照见了乡村教育被忽视的痛点、被牺牲的个体、被扭曲的育人初心。这场往复不休、徒劳无果的钟摆式悲剧，穿透文本壁垒，跨越岁月更迭，为当下的教育生态、师生关系与育人理念，留下恒久且深刻的警示。

李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于豫东淮阳，现居郑州。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历任《粮油市场报》副刊编辑、《读书生活报》编辑、《广西工人报》专刊部主任、《沿海时报》副总编辑（主持工作）、《北海旅游报》总编、新华网北海频道总编、《环球游报》执行主编等职。现任河南文学杂志主编、河南省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作品有《被 “诺贝尔文学奖” 遗漏的文学大家》《颍河魂：孙方友和他的文学丰碑》《田中禾：墨耕大地的灵魂使者》《李佩甫：中原大地的文学祭司》《墨白和他的颍河镇文学王国》，长篇历史小说《朱集194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