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大信号，暗藏助贷新拐点

新规落地后，金融机构“断助贷”之势愈演愈烈。

一方面，中小银行尤其是民营银行，接连更新白名单，砍减助贷合作方；另一方面，部分地区下发窗口指导，要求存量助贷业务余额环比压降。

然而，表象之下，暗藏深层转向：本轮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分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后者的境遇，与其说是被动撤退，不如视作一场战略性转移。

在这背后，是助贷平台整体的风险指标、盈利能力的逐渐企稳。而信贷市场的最新变化，也再次从侧面印证了助贷服务有现实需求，仍然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一环。

01 “断舍离”背后

从合作对象来看，针对民营银行“断助贷”动作最为密集。

截至7月中旬，在已公布助贷白名单的民营银行中，上海华瑞银行合作机构已缩减至65家，较去年10月底减少20家；重庆富民银行助贷平台及增信机构，双双降至7家和6家，对比去年9月分别为12家、18家，裁减幅度过半。

部分城商行的“断连”态度，更显决绝。比如，在兰州银行7月份公布的合作白名单中，12家获客平台、13家融资担保公司，已经全部处于停止合作状态。

消金公司的“助贷朋友圈”，也在加速换血。6月份，宁银消金、金美信消金、小米消金接连更新白名单，助贷合作机构分别裁减17、13、10家。

与此同时，针对尚未“断舍离”助贷的金融机构，助贷业务“紧箍咒”也越念越紧。

5月以来，陆续有消息传出，多地金融监管部门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要求部分中小银行、消金公司压降助贷业务，具体的量化指标，包括“助贷渠道贷款规模增速不得高于自营渠道增速”、“融担类业务占比不得超过25%”、“存量助贷业务贷款余额应环比压降”等。

一边删减助贷“好友”，一边压降合作业务，似乎金融机构割舍助贷已经是大势所趋。

但事实上，金融机构与助贷的关系变化，更为复杂多样。

首先，压降助贷业务仅为部分地区监管窗口指导，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落地。据财联社报道，多家股份行、城商行及消金公司均表示，并未收到相关助贷转向管控窗口指导，其助贷投放、融担合作均维持原有常态化合规节奏，暂无新的调整动作。

其次，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停止合作，其中的真实情形并非全如外界所想。表面看来，由于合作名单由金融机构负责对外公示，似乎是机构掌握着最终的“生杀大权”，决定哪些被继续保留，哪些被一笔划掉。

但根据最近一轮金融机构断助贷，不一定是机构清退助贷平台，也可能是平台主动放弃了机构。

2025年10月助贷新规正式落地以来，金融机构清退合作助贷平台，无外乎两个理由，其一是变相突破年化24%利率红线，此类平台盈利模式高度依赖拆分息费、捆绑增值服务或会员费。

其二是业务流程不规范、投诉频发、司法纠纷较多，且本身资本实力偏弱，一旦负面事件爆发，难免殃及金融机构。而兼具这两大特征的，往往是中小平台，因此在清退大潮中，他们首当其冲、无奈出局。

但最近一轮断助贷，清退对象已经超出中小平台。

据柒财经观察，部分头部助贷平台被终止合作，且同一家平台，一边被部分金融机构踢出名单，一边却又被另外一些机构纳入名单。

助贷平台被区别对待，主因已不只是本身的业务合规性、经营可持续性。

进一步，这很可能也意味着，决定是否继续合作的主导权，已经不完全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不排除部分助贷平台为了降低成本，主动放弃资金成本较高的资方，从而实现24%红线之下利润模型的重构。

一笔始于助贷平台的贷款，从产生到结清，至少要覆盖获客、风控、资金、运营、贷后催收以及坏账损失等一系列的固定成本，只有收入能够覆盖成本且另有结余，商业模式本身才能成立。

换言之，助贷平台在36%利率时代跑通的利润模型，需要在24%红线的约束下彻底重塑。

按照目前业内通行的助贷分润模型，24%定价上限下：平台运营及利润占5个百分点，风险拨备占5个百分点，担保方占7个百分点，最后留给银行的仅剩7个百分点，用以覆盖其资金成本及微薄收益。

因此，助贷平台只有联手资金成本在3%到4%的金融机构，才能稳住24%的利润模型。而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通常在4%到5%甚至更高，这一硬性约束，导致两者的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02 企稳迹象正在显现

助贷平台此番战略性转移固然有客观环境的推动，但也与其转型进程密不可分。

有迹象表明，今年一季度，头部助贷平台围绕24%的利率上限，进行业务模型的测算与适配，已经成效初显。

以位列第一梯队的6家上市助贷企业为例，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132.76亿元，环比去年四季度的135.95亿元，微降2.35%；净利润合计为9.83亿元，环比去年四季度微升3.58%。

营收、净利数据逐步走向企稳，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面对助贷新规的冲击，头部平台展现出了经营韧性，已经稳住了基本盘。

资产质量的改善也在同步彰显。比如，就“D1入催率”，某头部平台从去年三季度的5.5%，上升到四季度的6.1%，然后在今年一季度回落至5.7%；另一头部平台也画出相似的曲线，同期由5%上升至5.5%再回落至5.2%。

入催率作为先行风险指标，回落说明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在增强。

再看“30天回款率”，上述两家头部平台均在去年四季度短暂下滑，然后在今年一季度快速企稳回升。回款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出平台催收效果及用户还款意愿均在恢复。

逐渐企稳的基本盘，又为助贷平台推进更深层次的结构优化和变革，提供了必要支撑。

与此同时，市场环境也在持续变化。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部门贷款整体减少了3668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多达1.54万亿元。其中的最大拖累项是短期贷款，居民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减5878亿元。在统计上，助贷业务所面向的消费贷、个人经营贷，均属于该类贷款。

贷款缩量并非金融机构资金短缺，6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继续维持低位，为1.41%，比去年同期低0.05个百分点，资金充裕且便宜。

资金充裕但贷款缩量，或意味着，在金融机构所能直接触达的人群范围内，资产荒没有好转，也就是找不到足够多值得放心把钱借出去的优质资产。

站位该角度，助贷行业如果整体打通24%定价利润模型，且资产质量持续向好，仍然有望成为金融机构解决资产荒难题的有力抓手，获得资方青睐。

长线来看，即使助贷业务核心环节的主导权逐步回归金融机构，乃至更进一步，金融机构回归自营，也并不是说金融机构就不再需要助贷平台，助贷服务本身仍然是现实需求。

银行仍然有获客需求，消金公司甚至部分中小银行，也需要技术、数据和运营服务，而大量下沉客户、小微企业，也仍然需要有人帮助其理解产品、综合判断、提高融资匹配效率，助贷平台作为连接各方的角色，提供流量、技术和辅助风控等核心价值。

03 结语

从盈利能力、风险指标环比企稳，到主动与部分金融机构“分手”、推进战略性转移，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意味着助贷行业在24%红线下重构业务模式已经进入了纵深阶段。

未来，在合规框架下，助贷仍然是辅助金融机构触达下沉群体、扩大服务范围的重要媒介，市场对于助贷服务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助贷仍将是我国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