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恒：不准讲话记

编者按：最近在读书中，读到一位老革命家、作家，已故原广州市委副书记吴有恒先生的一篇文章。特在这里转发一下。

吴有恒（1913-1994），广东恩平人。少年时先后就读于家乡郁文学校、广州广雅、知用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3月在香港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华南区总部干事；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39年赴延安，任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后，1954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后被认定犯有“地方主义”错误，1958年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工作，并开始业余创作。1963年转为专业作家。1979年受命主持复办《羊城晚报》。1980年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羊城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1983年任广东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年在广州病逝，享年81岁。

文革之祸，我曾与原中南局、广东省领导干部十余人同系一狱。狱在广东省乐昌县某处，看管甚严，各住单间，分别被隔离，禁止接触交谈，只是被管押去劳动时，或可以讲一两句话，但只限于劳动中用语，不准言及其他。

一日，管押着去劳动。管押者宣布：“开始劳动！”原中南局书记金明应声说：“开始劳动。”挥锄锄地，继续说：“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挖一锄，说一句。

原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在旁，他补充说：“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有效的劳动创造财富，无效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管押者大声喝斥“不准讲话！”李尔重默然。

其他的人，也不敢再讲话。那时，我们所在的这整个监狱，总共只关着我们这十余人，每人有一个专案组专管，各个专案组又联合为一个大组，有人总管。喝叫不准讲话的，是位副总管。我们只能绝对地服从他的话。

听金明和李尔重的言语，我觉得有意思，正拟插话，忽被专我们政者一喝，才愕然惊觉，把话煞住。

我赞成李尔重的话，他懂得经济学。有效的劳动产生财富，无效的劳动不产生财富，这话聪明，切中时弊。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我们的无效劳动多极了。它不产出财富，反而导致民穷财尽。

李尔重可能是有感而发的吧？可怜他立即就遭到斥责。那些人要我们劳动，原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顾迫我们去流大汗吃大苦，迫我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就大功告成，完成任务了。

所以，那喝斥李尔重的人，其实根本不注意你讲什么有效劳动，无效劳动。他的原则很简单，只是不准你讲话。

我却因此而苦闷。李尔重说的是有关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不准他讲，这是愚蠢的。我们这些人，本来不愚蠢。我们曾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败了蒋介石。

建国以后，我们才蠢起来，搞过许多无效劳动。让这些老人总结经验，增加知识，岂不甚好？我这个人有书呆子气，在那种时候，在那种环境里，也还自以为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还在那里忧国忧民哩。

这就使我每日孤独幽闭在单间的牢房内，不住地诸多思索，思索过了又无人可与言，无处可诉说，不胜其苦，不胜其闷了。

我的苦闷竟至于是得了神经病。我坐了四年牢，要把我转移往别处了，专案组问我四年来有何感受，我直直地便答，最难受的是不准讲话。我说：“再这样关我几年，我的嘴巴的讲话功能也消失了。”我没有讲其他感受，好像是只须讲此一项，已足以包括一切。

我自以为因不准讲话而苦闷，无有甚于我者，谁知亦大大不然。我的老友曾生，原任广州市长，文革之初就被捉往北京，坐了八年牢，得毛主席批：“曾生无罪释放！”才放了出来。

他亦是一直被隔离，住单间的。出来后，我问他：“有何感受？”他说：“最难受的是不能同人讲话。”八年来，一直无人同他讲话，连审问也不审问，也不强迫他去劳动，连偶然同人讲句话的机会也没有，只是把他关在那里，像关着一头动物。

他怕把语言忘记，便自在牢房里用家乡话唱山歌。他初放出来时，语言生疏，说话带结巴。我所苦闷者，和曾生比，还差得远。

噫！不准讲话之为患，有如是者。记之，以广异闻。

本文选自《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页码：47-49

人们常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间如果没有交流，特别是没有语言交流，时间长了，就会变得没有思考，变得反应迟钝，甚至变成痴呆，成为精神病患者。

在限制人的自由的各种手段中，不让人说话，不让人交流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这也是剥夺人的生存权的一个创造。在史无前例的那场运动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不知道逼疯了多少人。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