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馆藏史料｜甘肃省红色纪念馆官方档案｜百度百科词条"王泉媛"｜《三联生活周刊》"西路军：那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甘肃省妇联1984年西路军女红军调查统计报告｜澎湃新闻"100个陇原红色故事｜甘肃最后的西路军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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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春天，祁连山下的风还带着彻骨的寒意。
一支衣衫褴褛、弹尽粮绝的队伍，在冰封的雪地里走散了。
枪声渐渐稀了，但那不是平息，而是一种更深的绝望——弹药打完了，马蹄声越来越近，包围圈越收越紧。
这支队伍里，全是女人。
她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才12岁。
她们从川陕的山沟里出发，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走过了整整两年的长征路，最后来到了这片黄沙漫天的河西走廊，走进了一场几乎无人幸免的劫难。
就在这一年，一个叫王泉媛的女人被带到了一个叫马进昌的男人面前。
那一年，她24岁，是这支队伍的团长。
那一年，马进昌是马步青手下的工兵团团长，以性情残暴著称于当地。
谁也没有想到，在此后将近62年的时间里，关于那段岁月，马进昌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开过口。
直到1999年，气息奄奄的他，才在弥留之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那些深埋在心底的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
那些话，让守在床边的人，久久无法开口……
[一]【巾帼铁旅：一支命运悲壮的队伍】
要读懂马进昌临终前吐露的那些话，必须先把时间拉回到1933年。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一支赫赫有名的娘子军部队，于1933年3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诞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营，后改为团。
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拥有2000多名女红军战士。
这支队伍在战火中一路成长，也在战火中一路减员。
到了1936年，她们已经随主力部队翻越雪山草地，走完了漫漫征途。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决定，执行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于11月改称西路军。
此时几经转战、已减员不少的妇女独立师，被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3营9连约1300余人。
她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仅十二岁。
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的带领下，这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西渡黄河，踏上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
这1300个女人，跟着整个西路军一道踏上了那片河西走廊。
那是中国西北最狭长的一条通道，南边是祁连山，北边是戈壁沙漠，中间只有几十公里的宽度。
带领她们的，是一个叫王泉媛的女人。
王泉媛，原姓欧阳，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人，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家，改姓王。
1930年春参加革命，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童养媳到革命队伍里的女团长，她走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她经历过长征，和王首道结了婚，又在行军途中和丈夫分别，然后被编入四方面军，一路打到了河西走廊。
这支部队里，有一支中国红军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女性军人建制，这就是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
当年，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她们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作战。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每3人才有一支勉强能够使用的步枪，每支枪只有极少的子弹。
面对长期盘踞甘青、装备占优、强悍残忍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西路军处境十分凶险。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
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
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
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人牺牲。
在整个西路军序列里，她们是最先打、也是打得最惨的一支。
在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战士们，担负了坚守临泽城的任务。
"在临泽城里，我们女的搭人梯。马匪用炮把城墙打垮了，晚上我们一个个搭人梯，把土块放到城墙上，再把水送到城墙上冻成冰。"
这是一场用血肉之躯垒起来的战斗。每一块被冻住的土块，背后都是一双冻烂的手。
[二]【梨园口的最后一战】
1937年3月，局势已经无可挽回。
整个西路军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已经消耗殆尽。
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只存活四百余人。
石窝山上，西路军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拼杀，最终因抵挡不住强敌的进攻，退守到了冰天雪地的石窝山上。
会上宣布三项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山西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位同志组成，统一指挥部队；全军尚存的部队分3个支队。
指挥员走了，剩下的人，各自突围。
妇女先锋团在这个时候，仍然接到了阻击任务——掩护总部转移，为大部队争取时间。
王泉媛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主要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团长王泉媛、参谋长彭玉茹带领一营，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带领二营，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带领三营，分头接替二八六团阵地。
为了迷惑敌人，王泉媛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二八六团番号。
在每人得到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的补充后，王泉媛带领着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出发了。
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
这是一支即将打最后一战的部队，全部的资产，就是这些。
敌人在一阵炮火后，派小股步兵向妇女先锋团阵地爬来，是狡猾地探个虚实。
王泉媛命令战士们隐蔽待命，等敌人越逼越近，50米……30米，王泉媛一声令下："打！"
手榴弹、子弹和石块飞向敌群，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逃下山去。
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连续发动四五次冲锋，都被英勇的妇女先锋团的战士们打下山去。
她们用石块当武器，用血肉当防线，扛住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但这支队伍终究是一支末路之师。弹药耗尽之后，她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东西了。
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
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
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没有人知道，那堆燃起来取暖的火，是不是最后一次温暖了这群年轻的女人。
[三]【强行迎娶：一段以暴力开篇的囚禁】
被俘之后，等待这些女战士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蹂躏。
马步青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决定亲自审问。
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
马进昌是个什么样的人，史料里留下了明确的描述。
马步青打算把王泉媛强行配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
此人"个头矮小，却圆实剽悍，满脸横肉，一身匪气"，性情残暴，坏的有名。
马步青此举为的就是借马进昌的混账脾性来折磨王泉媛。
这是一次存心设计好的折磨，而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成婚"。
王泉媛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在被押送去之前，她和关押在一起的女战士们连夜开了个小会商量对策。
她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多份史料记录了下来："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屈服！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先去，然后见机行事，趁机逃跑。不过，大家一定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呀！"
到了马进昌那里之后，她把这句话变成了行动。
马进昌用酒杯口粗细的棍子打她，拼命打，跳起来打，打断二十多根棍子，但她硬是不喊不叫；马进昌打一棍子，她骂一声，打一棍子，她骂一声。不死就硬顶。
最后被打到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昏死过去。
后来在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李惠民1957年留下的书面材料中，对此有专门记载。
李惠民写道："河西战争结束很久，我从伪补充旅第二团团长马进昌处，听说马步青给他一个红军女干部当老婆。他（马进昌）说那个女的很能干，写的很好，同时两个手能拿枪射击。虽然说是他老婆，但没有一块睡过觉。马进昌又说，有一天他在炕上的铺毡下发现一把大刀子，是女的藏的。他把女的狠狠打了一顿。女的跑掉了。"
这份1957年留下的书面材料，是迄今为止关于这段历史最接近原始的第一手记录之一。
马进昌派十二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日夜看守，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她，意见怎么样。
得到的答复永远是："要我愿意，除非我死。"
再多废话，惹急了，就直接骂他祖宗。
在马进昌家里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女团长，就是这样撑过来的。
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一时间很混乱。
王泉媛借机通过阿喜向这位姓穆的主任要来了通行证，与王秀英一起逃出虎口，直奔兰州，终于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归队。
王泉媛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留。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
王泉媛大哭一场后，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5块钱的路费，让她回老家。
一个曾经带领1300人浴血奋战的女团长，就这样，被挡在了组织的门外。
五块钱路费，从兰州到江西吉安，几千里的路，一路讨饭，走回去。
[四]【解放之后：那个军官去哪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席卷西北，马家军土崩瓦解。
马步芳携眷逃往重庆，再转台湾地区，最终辗转流亡至沙特阿拉伯，1975年7月31日，在异乡病逝。
马步芳到台后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又移居沙特阿拉伯。
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
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马步青同样于1949年西宁解放前逃往重庆，此后辗转至台湾地区定居。
西北马家军的最高层，几乎全部出走。但留在大西北土地上的那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命运就各有不同了。
马进昌，就属于留下来的那批人之一。
西路军历史研究专家、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汉河在多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工作中，通过访谈当年见证者后人、梳理地方史志记录，获取了有关马进昌解放后境况的信息脉络。
1949年西北解放时，马家军的绝大多数中下层军官因级别不高、未参与高层决策，均未被列入重点追究对象，马进昌也在这一处置方式覆盖的范围之内。
他脱下了戎装，换上了粗布衣裳，隐入西北的茫茫乡野，过起了极为普通的农人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当过马家军的军官。
即便有人知道，在当时那个刚刚结束战乱、人心思定的年代，对这样一个级别的人也很难追究具体罪责。
他就这样，沉默地生活下去，直到1999年，生命走到了尽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的时间里，那段关于王泉媛的往事，从来没有从他口中说出过哪怕一个字。
但这一回，他撑着最后一口气，开了口。
然而那些话里，却藏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
当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当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出那些字的时候，守在床边的家人，谁也没有想到，那些话会让他们在那间低矮的土坯屋里，从黄昏一直沉默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