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牛马”出不了创新性成果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王虹和邓煜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连夜发文祝贺，专门制作海报，博雅塔为两位“2007级本科校友”亮灯。举国振奋，热搜刷屏。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铺天盖地的宣传里，反复出现的身份是“北大校友”，而不是“北大教授”或“北大在职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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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ÉS）终身教授，同时兼任纽约大学柯朗所教授。她没有回国任教。邓煜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也没有回国任教。这其实是一个早就写好的剧本，那就是国际各类奖项的中国获得者，几乎都是国内各高校的校友，而不是国内高校在职的科研人员。高校只能以“校友”的名义庆贺，却留不住这些人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出成果。为什么？因为科研牛马不会做出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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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IHÉS是怎么做的。这所1958年成立于巴黎南郊的研究所，规模极小，数学常任教授拢共十几位，可此前13位数学终身教授中走出了8位菲尔兹奖得主，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它没有论文发表指标，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节点，甚至没有正式的业绩考核，统一发放薪酬。不设教学任务，不设行政考核，14名教授只专注于研究。王虹在这里每年只需工作半年，年薪约70万人民币，还没有任何教学和考核。2025年2月，王虹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那篇127页的论文，团队耗时三年才拿出来。三年不发一篇论文，放在任何一套有考核的体系里，根本活不到第三年。可王虹客户所在的机构偏偏这么做了。它把考核放在了入口——选人的时候极端严格，一旦选定，就给你全部的信任。不催你交数量，不盯你带多少学生，也不拿一堆考核指标压着你。这种环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让你有时间去读、去想、去讨论，去等待一个想法慢慢长出来。

创新性成果，从来不是被催出来的。

再看国内高校是怎么做的。“非升即走”四个字，压垮了多少青年学者。6年考核期内，必须完成4篇核心期刊论文、1个国家级基金项目的“最低标准”，才能评上副教授并留任，否则只能换岗或走人。这一制度20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意在打破铁饭碗、用竞争激活学术生产力。可走着走着就变了味——“重考核轻培养”，以“数”代评，以“走”代管。有人因此不敢碰新方向，有人为了凑数搞起了“短平快”。部分高校聘期淘汰率超过90%，1个编制要招来10多位博士“赛跑”。更有甚者中途改变晋升标准，教师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标。这种环境下，科研人员是什么？是被考核指标驱赶的牛马。你管理科研人员而不是服务对象，科研人员当然想尽办法应付。这样看来，一些科研人员之所以铤而走险，有个人道德问题，也存在制度压力——现实中，“非升即走”“人才帽子竞争”“项目考核排名”等机制，使部分科研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有人为了发论文拼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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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之视科研人员如土芥，则科研人员视高校如寇雠。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你把科研人员当牛马，科研人员就把你当敌人。你把考核指标当指挥棒，科研人员就把应付考核当第一要务。你把论文数量当KPI，科研人员就给你灌水、拆分、挂名、甚至造假。这不是道德问题，是制度问题。有调研显示，超过60%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评价考核频次和负担并未明显减少。在这种“锦标赛”式的管理驱动下，高校教师陷入成果的数字化比拼中，追求研究热点，使出浑身解数以追求高级别课题并扩充课题数量。那些风险高、见效慢、暂时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反而无人问津。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原创研究，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从容。可你的考核周期只有三到六年，你的晋升窗口稍纵即逝，你拿什么去磨那把剑？

于是，一个荒诞的循环形成了。国内高校用“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筛选、压榨年轻科研人员，把最有想法的人逼走或逼废。这些人一旦离开，到了IHÉS、到了柯朗所、到了芝加哥大学，没有了论文指标、没有了考核倒计时，反而长出了参天大树。然后国内高校再以“校友”的身份热烈祝贺，制作海报、点亮灯塔、发文庆贺。中山大学甚至因为邓煜母亲是该校校友而发文庆祝，引发“别把血缘当学缘”的争议。高校一边用考核把人才往外赶，一边用校友身份把荣誉往回拽。这套操作，你说它是学术生态，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免责声明——成果是“我们的校友”出的，然而出成果的压力和代价，是你们自己扛的。王虹在北大那几年最大的感受是“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她甚至认真考虑过放弃数学，去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同一个王虹，同一种天赋，放在北大和放在IHÉS，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这中间的差别，不在于她变了，在于环境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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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在问“为什么难出大师”。答案从来不是中国人缺乏天赋。我们能把好苗子筛出来，这本身就很了不起。问题在于筛出来之后呢？你给他们的是一片能慢慢长大的土壤，还是一套逼着他们年年赶论文、年年冲指标的流水线？IHÉS的模式没法照搬，可有一点是相通的——真正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不能靠催，不能靠赶，更不能靠一堆考核指标硬压。它需要的是那种不被频繁打断的思考状态。IHÉS坐落在巴黎南郊一片树林里，推开窗就是森林，面前只有黑板和粉笔。这种安静不是奢侈，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我们缺的不是钱，不是人，是一片能让科研人员慢慢长大的土壤。当一套制度把聪明人逼成了“科研牛马”，那出不了大师就一点也不奇怪。而那些侥幸逃出去、长成大树的人，母校能做的，也只有点亮博雅塔，远远地喊一声“校友”——然后转过身，继续用同样的考核，折磨下一批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