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两名公职人员破坏军婚应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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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前夕，多地法院、军事法院集中发布涉军维权典型案例，释放出“军婚不容侵犯”的强烈信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王某明知陆某配偶系现役军人仍与之同居并致其怀孕堕胎，导致军婚破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破坏军婚案，被告人李某明知王某某系现役军人配偶仍维持情人关系并发生性关系，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这些判决清晰传递了一个法治共识：军人执戈戍边，护万家安宁；司法持盾守家，固军心后方。军婚承载国防利益，破坏军婚绝非道德问题，而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

然而，与上述案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在重庆，两名公职人员——女教师何某、女检察官王某丹，明知对方配偶系现役军人，仍与有妇之夫保持不正当关系，却至今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

铁证如山：明知军婚仍“插足”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0）江法民初字第316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李某系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工作人员，持有军官证，系现役军人。何某某与李某于2002年登记结婚，李某的军人身份贯穿整个婚姻存续期间，直至2016年3月才转业。

女教师何某，在明知何某某已有配偶的情况下，仍与其发展情侣关系并接受46万元轿车赠与。江北区法院判决明确指出：“何某某自己有家室，而去追求何某，使之成为情侣。何某明知何某某已有配偶而未拒绝。何某某和何某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且不符合道德规范。”

女检察官王某丹，身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官、共产党员，被实名举报与重庆市第三届政协委员何某某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生育一子，王某丹至今仍位列检察官名单，继续行使公诉权。

《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明确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女教师何某、女检察官王某丹的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她们明知李某是现役军人，仍与其配偶、政协委员何某某保持不正当关系。

军人婚姻受国家法律特殊保护，涉及国防利益和军队稳定，属于国家层面的重大公共利益。

两名公职人员涉嫌犯罪，为何安然无恙？

何某，公办学校教师，国家公职人员，教书育人却知法犯法。

王某丹，公诉罪犯的检察官，党员，本该带头守法却沦为违法者。

一个教书，一个执法。她们对军婚的破坏，比普通人危害更大、影响更坏。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当媒体用“淫乱”一词客观描述何某某的行为时，重庆两级法院的判决却对破坏军婚的罪行视而不见、极尽保护。

渝北区法院一审法官李超（21年党龄的党员法官）在判后答疑中说：“他有婚外情，违背公序良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有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叫他‘淫乱’。”——事实成立、词典定义清晰、刑法有“聚众淫乱罪”明文规定，但只要法院认为这个词“不好听”，媒体就不能用、公众就不能说。

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法官赵志强（“全国优秀人民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何某某的案涉婚外情……影响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但不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因而与公共利益无关”；何某某的行为“属于其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因而属于隐私”；“道德失范行为应受否定性评价乃至应负法律责任，但行为人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隐私权和名誉权。”

赵志强的这套逻辑荒唐透顶——哪个坏人干了坏事愿意被人知晓？按照这个逻辑，强奸犯、抢劫犯的罪行“不愿为他人知晓”，是否也成了“隐私”？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是否也侵犯了“隐私权”？

更关键的是，李某是现役军人——破坏军婚是刑事犯罪，是国防利益和军队稳定的重大问题，何来“与公共利益无关”？

八一建军节，我们在致敬军人的同时，也必须追问：同一片法治天空下，湖南、云南的破坏军婚者被判刑入狱，重庆的两名公职人员却安然无恙。

一个教书育人，一个公诉罪犯，她们的行为比普通人危害更大，却未被追究刑责。

李超法官、赵志强法官对何某某无原则、无政治底线、无法律底线的保护，无视破坏军婚的犯罪事实，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视民法典立法精神——这样的判决，究竟在保护什么？在弘扬什么？

军婚不容侵犯，法治不容“双标”。 重庆这两名公职人员破坏军婚案，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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