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经常遇到一种人？不管什么事，都能说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道理。本来没什么道理，他也能搬出一套歪理邪说，自我解读、自圆其说，甚至还能从中找到自我优越感，这就很可笑了。
我的评论区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心理安慰者，是精神胜利法的坚定拥趸。他们总能把别人的优点，拐弯抹角地转换成缺点，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不这样做是对的、是有原因的，然后再列出一、二、三条深层理由，让人惊叹其脑洞之大、精神胜利之强。
我前面几期讲过北欧的福利制度、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美国的 “斩杀线” 等等，有很多人被我一一驳斥过。
有人说：我们不能学北欧的福利制度，不能养懒人，不信你去看看现在的农村，吃低保的无所事事、天天晒墙根，勤劳的人早出晚归，这多不公平，为什么要养这些懒汉？
我说购买力平价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货币价值，又有人来怼我：苹果 17 在国外价格也不低。我说他们平均一周工资就能买一台，他又怼：我们有西瓜自由，他们可望而不可即，苹果手机还会爆炸呢。
我说美国的 “斩杀线” 确实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很多人掉进去，是因为沾了黄赌毒。这些东西在哪个国家都会摧毁一个人，不只是美国。他们立刻反驳：我们老百姓再不济，农村还有自建房，总不可能露宿街头……
总而言之，在他们眼里，风景这边独好，这里是世界上最完美、最优秀、最不容置疑的地方，别人的好，都是因为你没看到它阴暗的另一面。
刚好我最近读晚清的一些笔记、手札，看到一个人。如果说郭嵩焘代表了虚心学习、包容进取的一面，那这个人，就是当时绝大多数满清官员的真实写照。
他和郭嵩焘一起随团出使欧洲，郭嵩焘是正使，他是副使。郭嵩焘亲眼见识了西方的科技进步，他也一同见证了，可他的说法却和郭嵩焘截然不同。他在赞叹一番西方文明的震撼之后，往往笔锋一转，就说：这些东西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国家情况特殊，云云。
我读到这里，不禁莞尔。
他名叫刘锡鸿，是当时满清守旧官员的典型代表：固执、守旧，对新生事物既警惕又害怕。
举个例子，当年日本人策划侵占台湾，刘锡鸿对海防提建议，对机械、现代化装备十分反感。他说：忠信仁义，可以让人学习；机巧机械，万万不能让人接触。
他在国外看到火车，当然惊叹其精巧、速度之快，风驰电掣，千里之遥倏忽而至。可他转头又说：我天朝是安乐土，百姓都不愿轻易离开家乡，所以火车不能在我国推行；就像清静无为的治理，不能用在欧洲一样，道理不能强行相同。
意思就是：我们老百姓安土重迁，不像外国人喜欢到处乱跑，所以火车不适合中国。
他看到泰晤士报的印刷厂，机器一小时能印 7 万份报纸，如雪片般流转，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可他还是要找出自己的 “好” 来，认为原始的手工抄写也有优点。
他说：印 7 万份报纸，如果靠人手工抄写，需要 2800 人，至少能养活 2800 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总共两万多人都能靠誊写为生，何必用机器夺走这么多人的口粮？
刘大人这一套话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的态度，从古至今一直如此：汽车虽然快，但交通事故多；电灯虽然亮，但容易触电；电话虽然好，但断绝了书信，相思就不在了；电视虽然好，但减少了人们深度学习的时间；电商虽然好，但抢了线下门店的生意；无人驾驶虽然好，但抢了出租车司机的饭碗……
他们总能找出漏洞和瑕疵，指责新生事物不好，却不愿看到新科技、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新变革和新机会。
他们恐惧变革，常常拿 “我们有特殊性” 来拒绝改变，关上向别人学习的大门。有些既得利益者，更是把这种封闭和保守，披上 “国情特殊” 的外衣，拒绝进步、固守现状，只为保住自己的利益不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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