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二战后全球法律的转向：人权法兴起的视角||比较法刑辩

二战后全球法律的转向：

人权法兴起的视角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构成了现代国际法与各国宪制秩序的划时代转折点。战后全球法律秩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从传统的“主权至上”与国家实体本位，转向以“人权保障”和“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全球法律秩序。

本文从历史哲学、国际法学与比较宪法学的多维视域出发，系统梳理了二战后全球人权立法的里程碑式成果，深刻剖析了“人权立国”（Statehood Based on Human Rights）这一法治理念的演进逻辑、哲学根基及其宪政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条约体系的历程进行了严谨的司法考据，精准核查并更正了中国批准加入各项核心国际人权公约的具体时间节点，并深度考察了中国将国际人权标准融入国内法律体系的制度演进。通过对“人权入宪”的宪制意义、《民法典》人格权编独立成卷的民法创新、刑事诉讼正当程序改革、新兴数智人权立法以及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全面剖析，本文展现了中国特色人权法治保障体系的形成、独特性与未来展望。

关键词：全球法律转向；人权立国；人权法案；中国批准时间核查；人权入宪；人格权编；正当程序

目录

1.引言：从绝对主权到人权本位——二战后全球法律转向的历史性嬗变

o1.1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主权屏障”的历史重负

o1.2 极权暴政的灾难与“实证主义法学”的理性危机

o1.3 战后全球法律转向的三重维度

2.第一章 全球人权立法的历史进程与结构性成果

o2.1 “国际人权法案”的建立与法律硬化

o2.2 核心人权条约体系的深化与群体保护

o2.3 区域性人权法律体系的勃兴与司法化

o2.4 人权对国际法基石的重构：强行法与对一切人的义务

3.第二章 “人权立国”的法哲学根基与全球宪制实践

o3.1 “人权立国”的哲学演进：自然法复兴与拉德布鲁赫公式

o3.2 国家正当性秩序的重塑：从“秩序工具”到“人权容器”

o3.3 宪法国际化与“人权宪法化”的全球浪潮

o3.4 权利范式的辩证统一：不可分割性与发展权的提出

4.第三章 中国参与全球人权体系的历程与国际条约批准时间全面核查

o4.1 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三阶段演进

o4.2 中国签署与批准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精准时间核查（附权威对照表）

o4.3 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法理与实践路径

5.第四章 中国国内人权立法的系统演进与法治体系

o5.1 宪法顶层设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的宪制变革

o5.2 私权保障的新巅峰：《民法典》人格权编独立成卷与数字人权

o5.3 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罪刑法定、非法证据排除与死刑控制

o5.4 社会权与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的全面织网

o5.5 行政法治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指标化治理

6.第五章 未来展望：全球人权法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路向

o6.1 前沿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对人权法治的重塑

o6.2 克服人权政治化与构建包容性全球人权治理

o6.3 中国特色人权法治道路的理论贡献

7.结语

引言：从绝对主权到人权本位——二战后全球法律转向的历史性嬗变

1.1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主权屏障”的历史重负

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所奠定的近代国际法体系中，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被推崇为不可动摇的最高准则。这一体系在终结欧洲三十年战争、确立国家平等原则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其内生性的缺陷也在于将国家实体奉为国际法唯一的完整主体，而将个人完全降格为国家的“附庸”或法律上的“客体”。

在此框架下，国家对本国国民的处置被视为绝对的“内部管辖事务”（Domestic Jurisdiction）。国家主权构成了一道高耸的“主权屏障”（Sovereignty Shield），屏障内部发生的任何强权侵暴、迫害与压迫，只要不跨越国界引发对外战争，国际法均无权干预。这种将主权绝对化、神圣化的传统框架，使得国家权力缺乏来自超越性伦理或国际规范的有效制约。

1.2 极权暴政的灾难与“实证主义法学”的理性危机

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与纳粹政权的崛起，彻底暴露了绝对主权观与极端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相结合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纳粹德国利用合宪的程序登上政治舞台，随后通过国家立法（如1935年《纽伦堡法案》）剥夺特定族群的基本公民权与人格尊严，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与迫害冠以“合法”的外衣。实证主义法学倡导的“法即君命”（Law is Command）与“恶法亦法”（Dura Lex, Sed Lex）原则，在面对国家机器操纵的极权暴政时，丧失了批判与抵抗的能力，甚至沦为国家暴行的制度帮凶。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与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宣告了传统“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的彻底破产：如果法律秩序不以人的基本尊严为底线，国家本身就可能异化为最大规模的犯罪组织。

1.3 战后全球法律转向的三重维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推动了人类法律思想与制度的深刻反思。全球法律体系迎来了一场划时代的“法律转向”（Global Legal Turn）。这一转向包含了三个互为依托的维度：

二战后全球法律转向的三重维度

┌───────────────┼───────────────┐

▼ ▼ ▼

【国际法维度】 【法哲学维度】 【国内宪制维度】

突破绝对主权屏障， 摒弃极端实证主义， 确立“人权立国”，

将人权上升为国际秩序 复兴自然法与道德底线， 将人权保障写入宪法，

的宪制基础与共同关切。 强调“恶法非法”。 约束一切国家公权力。

这场转向的本质，是将“人”置于法律秩序的中心，确立了“国家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国家”的全新法治范式。

第一章 全球人权立法的历史进程与结构性成果

战后全球人权立法的兴起，经历了从宣示性伦理共识向硬性条约义务的发展，形成了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区域机制为支撑、以国际刑事司法为终极保障的全球人权法律网络。

2.1 “国际人权法案”的建立与法律硬化

全球人权立法的首要成果，是构建了由《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双公约”构成的“国际人权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1）1945年《联合国宪章》：人权入基石

《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宣告：“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宪章第1条第3款将“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确定为联合国的四大宗旨之一；第55条与第56条进一步规定各会员国承担采取共同及单独行动以促进普遍尊重人权的条约义务。这标志着人权正式从一国内政上升为国际法的核心原则。

（2）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DHR）：普世价值的蓝图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埃列诺·罗斯福、张彭春、里内·卡桑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法学家共同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共30条，首次在人类历史上绘制了涵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普世人权蓝图。虽然《宣言》最初作为联大决议不具传统法律约束力，但经过数十年的国家实践与法院引用，其绝大部分条款已被公认为具有拘束力的习惯国际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3）1966年“双公约”：法律硬化与制度分化

为了将《宣言》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硬法，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开放签署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重点保障消极人权（如生命权、不受酷刑权、公正审判权、言论自由），国家承担即时履行义务（Immediate Obligation）。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重点保障积极人权（如工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国家承担渐进实现义务（Progressive Realization）。

两公约于1976年相继生效，并分别设立了人权事务委员会（HRComm）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作为监督履约的专家机构。

2.2 核心人权条约体系的深化与群体保护

在“国际人权法案”的基础上，国际社会针对特定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及特殊易受伤害群体，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专项国际人权公约，构成了联合国的九大核心人权条约（Core Human Rights Treaties）：

1.《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 1965）：全面禁止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的歧视。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1966）

3.《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1966）

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1979）：确立“实质平等”理念，消除公私领域对妇女的歧视。

5.《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 1984）：绝对禁止酷刑，确立“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

6.《儿童权利公约》（CRC, 1989）：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史上获得批准国最多的国际人权条约。

7.《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CMW, 1990）

8.《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 2006）：完成从“医疗/救助模式”向“人权/尊严模式”的范式转变。

9.《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CED, 2006）

2.3 区域性人权法律体系的勃兴与司法化

除联合国普遍性体系外，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在司法化与执行力方面取得了突破：

全球三大区域人权司法机制比较

┌───────┬──────────┬────────┬─────────┐

│ 区域体系 | 欧洲体系 | 美洲体系 | 非洲体系 |

├────────┼─────────┼────────┼──────────────┤

│ 核心公约 | 《欧洲人权公约》(1950) | 《美洲人权公约》(1969)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

├───────┼──────────┼─────────┼────────────┤

│ 司法器官 | 欧洲人权法院(ECtHR) | 美洲人权法院(IACtHR) | 非洲人权法院(ACtHPR) |

├────────┼──────────────┼──────────┼───────┤

│ 突出特色 | 允许个人直接申诉， | 在强迫失踪、过渡司法、 | 独创“集体权利/人民权利”│

│ | 判决具强力执行力 | 原住民土地权上有深度裁决| 与“个人对社会义务”结合 │

└──────┴─────────────┴────────────┴───────────┘

特别是欧洲人权法院，其判决对46个缔约国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缔约国必须修改与公约不符的国内法律或撤销行政决定，甚至给予受害者赔偿，成为全球人权司法化的典范。

2.4 人权对国际法基石的重构：强行法与对一切人的义务

人权法的兴起，对传统国际法的效力层级与适用规则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1）国际强行法（Jus Cogens）的确立

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国际强行法是指“为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克”的规范。禁止种族灭绝、禁止酷刑、禁止奴隶制、禁止种族隔离及禁止任意剥夺生命等核心人权规范，已被公认为具有强行法效力。任何与强行法抵触的国际条约或国内法律均自始无效。

（2）对一切人的义务（Erga Omnes Obligations）

国际法院（ICJ）在1970年“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Barcelona Traction Case）中明确区分了国家对特定国家的双边义务与“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Erga Omnes）。保障基本人权即属于此类义务——任何国家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要求侵权国停止违约，不得再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进行抗辩。

（3）个人国际刑事责任（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到前南法庭（ICTY）、卢旺达法庭（ICTR），再到1998年《罗马规约》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CC），国际法彻底打破了“国家屏障”。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高官，若实施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或侵略罪，均须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免官特权不再适用。

第二章 “人权立国”的法哲学根基与全球宪制实践

全球人权立法的兴起，推动了一场国内法维度的宪制革命——“人权立国”哲学理念的崛起与实践。

3.1 “人权立国”的哲学演进：自然法复兴与拉德布鲁赫公式

二战后，“人权立国”理念的哲学动力源于自然法学派的强劲复兴及其对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矫正。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提出的“拉德布鲁赫公式”（Radbruch Formula），成为了战后法治重建的指导性哲学：

“实证法，即使内容不当或不合目的，只要由法定权力制定，即应优先适用。然而，当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Unerträgliches Maß）时，法律作为‘不公正的法律’必须向正义屈服；当实证法明目张胆地否认正义的核心——平等与人权时，该法律即不仅是‘不公正的法’，而是完全丧失了‘法性’（Rechtsnatur）。”

拉德布鲁赫公式与法效性判定

┌───────┴─────────┐

▼ ▼

【实证法微小瑕疵/不当】 【极度不正义/侵犯人权底线】

│ │

▼ ▼

仍具有法律效力 “恶法非法”——完全丧失法性

（维护法律安定性） （人权高于实证国家意志）

这一公式深刻证明：国家立法的合法性不能仅来自程序上的合法（Legality），更必须来自内容上的正当（Legitimacy）——即对人权与人格尊严的尊重。

其后，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权利作为王牌”（Rights as Trumps）理论，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商谈民主法治国理论，进一步巩固了人权作为宪制秩序最高正当性基础的地位。

3.2 国家正当性秩序的重塑：从“秩序工具”到“人权容器”

“人权立国”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1.人民主权与基本权利的逻辑优先性：在霍布斯式的传统国家观中，个人让渡权利以换取国家的秩序与安全，国家是高居于个人之上的“利维坦”；而“人权立国”理念确立了洛克与卢梭式的逻辑——国家权力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的天然权利，人权在逻辑上与价值上优先于国家公权力。

2.国家权力的宪法边界：国家公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不再是自足的最高意志，而是受人权约束的受托权力。任何公权力的行使，若侵犯了宪法保障的人权底线，即构成违宪而归于无效。

3.3 宪法国际化与“人权宪法化”的全球浪潮

战后各国的制宪与修宪实践，深刻体现了“人权立国”的制度化：

（1）战后重建国家的宪制范式转变

·德国《联邦基本法》（1949）：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政权之义务。”该条与第20条（民主法治国）共同构成了不可通过宪法修正案加以修改的“永久性条款”（Ewigkeitsklausel）。

·日本国宪法（1946）：第11条规定：“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受妨碍。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赋予现在及将来之国民。”

·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在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后，制订了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权利法案，将尊严、平等与自由确立为民主国家的基石。

（2）宪法对国际人权条约的开放（宪法合条约解释）

许多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了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优先或宪法级地位。例如，西班牙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关于宪法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应依照《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西班牙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和协定进行解释。”这种“宪法合条约解释”原则，实现了国内宪法人权体系与全球人权法的有机融合。

3.4 权利范式的辩证统一：不可分割性与发展权的提出

在“人权立国”的探索中，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曾导致“自由权”（公民及政治权利）与“生存权/社会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割裂。

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达成了划时代的共识：

“所有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以平等和公平的态度，在相同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对待人权。”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大会于1986年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确立了“发展权”（Right to Development）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突破表明：人权不仅包括消极抵制国家侵犯的自由，也包括积极要求国家创造公平发展条件、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的权利。

第三章 中国参与全球人权体系的历程与国际条约批准时间全面核查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权体系的历程是中国融入国际法治、推进国内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4.1 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三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1949—1971/1978】 【第二阶段：1978—2012】 【第三阶段：2012至今】

│ 排斥、观察与排解孤立 │ │ 全面融入与合作履约 │ │ 主动引领与治理体系重塑 │

│ •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 │ • 签署、批准多项核心公约 │ │ •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 │

│ • 批评西方“人权外交” │ │ • “人权入宪”(2004) │ │ • 推动“发展促人权” │

│ • 强调主权与不干涉内政 │ │ • 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4.2 中国签署与批准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精准时间核查

针对上一版 responses 中涉及的中国批准国际公约时间，本部分进行了严谨的司法与国际法履约文献核查。国际法上，条约在国内生效通常经历四个节点：签署（Signature）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加入（Ratification/Accession by NPCSC） 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加入书（Deposit of Instrument） 对中国正式生效（Entry into Force）。

下表对中国签署、批准加入核心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确时间节点进行了全面更正与权威梳理：

序号

国际人权条约/文书名称（简称）

签署时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加入时间

向联合国交存批准/加入书时间

对中国正式生效时间

核查更正说明与法律地位

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

(未签署)

1981年12月29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

1981年12月29日

1982年1月28日

以加入（Accession）方式加入，中国批准的首个核心人权公约。

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1980年7月17日

1980年9月29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6次会议)

1980年7月17日*(注)*

1981年9月3日

中国为原始签署国之一。(注：交存批准书时间为1980年9月30日)。

3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待遇公约》(CAT)

1986年12月12日

1988年9月5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会议)

1988年10月4日

1988年11月3日

上版误将批准时间归为1988年10月（实际系交存时间），现已精准更正。

4

《儿童权利公约》(CRC)

1990年8月29日

1991年12月29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3次会议)

1992年3月2日

1992年4月1日

**【重点更正】**上版误记为“1991年3月批准”。现核实：1991年12月人大批准，1992年3月交存。

5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1997年10月27日

2001年2月28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

2001年3月27日

2001年6月27日

人大批准时对第8条第1款(a)项（关于工会组织自由）作出了保留声明。

6

《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

2007年3月30日

2008年6月26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会议)

2008年8月1日

2008年8月31日

中国作为核心起草国之一积极推动，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完成生效程序。

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1998年10月5日

已签署，尚未批准

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正在积极稳妥推进批准该公约的准备工作及国内法律衔接。

8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CMW)

(未签署)

未批准

目前尚未签署或加入。

9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CED)

(未签署)

未批准

目前尚未签署或加入。

10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No. 29)

(1930年通过)

2022年4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4次会议)

2022年8月12日

2023年8月12日

**【重大新增核查】**中国于2022年正式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展现对消灭强迫劳动的承诺。

11

国际劳工组织《废除强迫劳动公约》(No. 105)

(1957年通过)

2022年4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4次会议)

2022年8月12日

2023年8月12日

**【重大新增核查】**与No. 29公约同日批准并交存，系中国人权与劳动保障法治的重大进展。

4.3 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法理与实践路径

国际人权条约在批准后如何在国内转化适用，是检验“人权立国”实践效力的关键。

中国宪法本身并未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做出统一的“一元论”（Monism）或“二元论”（Dualism）的总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与部门法立法中，形成了“立法转化为主、民商事领域直接并入/优先适用为辅”的独特路径：

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机制

┌──────────┴───────────┐

▼ ▼

【直接并入与优先适用】 【立法转化机制】

（民商事/劳动等特定领域） （刑事/行政/诉讼等领域）

│ │

▼ ▼

如《民法通则》第142条等条款， 通过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

条约与国内法不一致时直接适用条约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将条约

（保留条款除外）。 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具体条文。

例如，中国为了履行《禁止酷刑公约》（CAT），通过1997年修改《刑法》增加了“刑讯逼供罪”（第247条）和“暴力取证罪”（第247条）；通过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将国际条约义务本土化为国内法律规范”的转化模式，确保了国际人权标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第四章 中国国内人权立法的系统演进与法治体系

将“人权立国”理念转化为国内法律体系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主线。中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统领，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等部门法协同推进的庞大人权法治保障体系。

5.1 宪法顶层设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的宪制变革

（1）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规范革命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这一修宪具有深远宪法学意义：

1.宪法价值范式的重塑：从传统的“阶级斗争”与单纯的“国家主权”范式，彻底转向“以人为本”与“人权保障”范式。

2.国家公权力的宪法义务二重性：

o尊重（Respect）人权：国家的消极义务，要求公权力恪守边界，不得侵害公民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住宅不受侵犯）。

o保障（Protect & Fulfill）人权：国家的积极义务，要求国家建立健全司法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制止第三人（如企业或他人）对人权的侵犯，并为弱者提供实现权利的物质条件。

3.辐射效力（Radiation Effect）：该条款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章的“客体规范”与总纲，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以及司法机关的裁判行为产生了普遍约束力。

5.2 私权保障的新巅峰：《民法典》人格权编独立成卷与数字人权

2020年通过、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体现现代人权理念的“私权保障宣言书”。

《民法典》对人格尊严的系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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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生命/身体/健康权】 【精神性人格权】 【数智时代新兴人权】

（第1002-1005条） （第1012-1031条） （第1032-1039条）

• 禁止人体器官非法买卖 • 姓名权、肖像权 • 隐私权范围的重构

• 确立“器官捐献”规范 • 名誉权与荣誉权 • 个人信息保护的独立

• 救助义务与免责机制 • 声音权（比照肖像权保护） • 抵抗算法推荐与数据滥用

（1）“人格权编”独立成卷的创举

在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民法典》首次将“人格权”独立设编（第四编，共51条），打破了传统民法典“重财轻人”（重物权/债权，轻人格权）的偏狭视角。这不仅是民法体系结构的创新，更是“人权立国”理念在私法领域的完美体现：

·肯定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民法典》第990条与991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动态发展的人格权开放体系：第990条第2款设立了人格权益的兜底条款，为未来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型人格利益（如基因隐私、声音特征）保留了法律救济通道。

（2）数字人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

应对数字时代算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个人自主权的侵蚀，中国构建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 2021）—《数据安全法》（DSL, 2021）三位一体的“数智人权”保障网络：

·个人信息权益的独立：确立了“告知—同意”（Informed Consent）原则、敏感个人信息严格处理规则以及自动化决策（算法）的拒绝权与可解释权。

·消解数字威权与商业霸权：禁止APP强行索权、禁止“大数据杀熟”，赋予个人对其数据的查阅、复制、更正与撤回同意权，捍卫了数字时代的人格尊严。

5.3 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罪刑法定、非法证据排除与死刑控制

刑事司法程序直接关涉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人权保障最敏感的“晴雨表”。

（1）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人权化

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第3条）。其后通过的12修正案，持续推进刑法的谦抑性（Ultima Ratio）：

·废除死刑罪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废除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废除9个死刑罪名。死刑罪名大幅减少，且严格限定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极其少数犯罪。

·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建立了极为严格的死刑司法复核程序，使死刑适用数量大幅下降。

（2）刑事诉讼正当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法》经过多次重大修改，实现了从“重打击犯罪”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转向：

刑事正当程序人权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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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人权保障宗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辩护权与法律援助】

2012年修法将“尊重和 严禁刑讯逼供，凡采用非法 确立刑事辩护全覆盖，

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 手段收集的口供与言词证据， 建立值班律师制度，

第2条。 法律规定一律强制排除。 保障无能力请律师者获助。

·疑罪从无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项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坚决杜绝“疑罪从轻”的法治弊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修改刑诉法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配套设立值班律师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自愿选择下的自愿性与知情权。

5.4 社会权与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的全面织网

中国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国情相结合，构建了保障生存权、发展权与弱者权益的社会法保障体系：

（1）反家庭暴力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传统羁绊

2015年颁布、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打破了“家丑不可外扬”、“家务事公权力不干预”的千年旧俗：

·人身安全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s）：法院可以独立颁布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骚扰、跟踪，或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违反者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强制报告制度：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发现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遭受家暴的，承担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

（2）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的全面迭代

中国针对特殊易受伤害群体，出台并大幅修订了一系列专门法律，形成了全方位的权益保障网：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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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2022年全面大修） （2020年全面大修） （多次修订） （2023年新出台）

• 消除招聘性别歧视 • 增设“网络保护”专章 • 应对老龄化社会 • 从“救助”转向“人权”

• 建立防止性骚扰机制 • 增设“政府保护”专章 • 强制赡养与心理关爱 • 无障碍设施与数字包容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2023）：标志着中国对残疾人与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从传统的“社会救助/福利模式”彻底升华为“基本人权与尊严模式”，明确将无障碍设施、信息交流无障碍与社会服务无障碍确立为国家的法定义务。

5.5 行政法治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指标化治理

（1）行政法治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人权保障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中国通过《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与《行政强制法》，建立了对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与程序制约制度：

·“官告民”到“民告官”：允许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且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告官见官”）。

·国家赔偿制度：根据《国家赔偿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取得国家赔偿。

（2）《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指标化治理

自2009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1.《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2.《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3.《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

4.《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

通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将抽象的国际人权标准转化为了具体的量化经济社会指标（如贫困消除人口、人均预期寿命、水质达标率、公共法律服务覆盖率、法院无罪判决率等），建立了“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期末评估”的指标化人权治理模式。

第五章 未来展望：全球人权法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路向

站在21世纪中叶的前夜，全球人权法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变局、地缘危机与范式重构。

6.1 前沿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对人权法治的重塑

科技的发展在极大拓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同时，也对传统人权法律体系构成了颠覆性挑战：

新兴科技对人权法律体系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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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算法霸权】【脑机接口与神经人权】【基因编辑与生命尊严】

• 算法偏见与自动化决策歧视 • “神经隐私”（Brain Privacy） • 基因编辑对“基因库”的改变

• 深度伪造（Deepfake）对 • 思想与自主意识是否面临 • 重新定义生命权与人类

名誉与真实权（Truth）侵害 被监控或操纵的风险？ 身份的法律底线。

人权法治的应对路向：

必须加速推进“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科技人权）的理论建构与立法回应。确立“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与“以人为本”的硬性法律约束，将科技研发与应用限制在保障人格尊严与人类安全的底线之内。

6.2 克服人权政治化与构建包容性全球人权治理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体系面临深层的分裂风险：

·人权政治化与工具化：部分西方大国将人权作为实行单边制裁、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地缘政治对抗的战略工具，削弱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治理赤字与南北鸿沟：全球气候变化、粮食危机与数字鸿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构成严重威胁，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

未来的全球治理路径：

必须坚持联合国为主渠道的多边人权治理机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双重标准”与霸权逻辑。强化对发展权、环境权（Healthy Environment as a Human Right）的国际法保障，构建更加包容、公平、民主的全球人权秩序。

6.3 中国特色人权法治道路的理论贡献

中国的人权法治实践为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

1.“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坚守“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核心理念。

2.“生存权与发展权为首要基本人权”的务实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生存和发展，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中国通过精准扶贫使近8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人权史上的奇迹。

3.“安全—发展—人权”协同推进模式：

o安全是人权保障的前提（安居乐业）；

o发展是人权实现的基石（消除贫困）；

o法治是人权保障的轨道（制度约束）。

4.尊重文明多样性与人权道路选择：人权是普遍的，但人权的实现路径必须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为人权保障模式的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结语

二战后全球法律秩序向“人权法”的转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制度革命与伦理觉醒。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以国家国家意志为中心”的野蛮丛林法则，跨入到了“以人格尊严与人权保障为中心”的现代法治文明。

从《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理念播种，到“国际人权法案”与九大核心公约的法律硬化；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裁判，到战后各国宪法对人权本位的确立，“人权立国”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正当性凭据。

中国作为这场历史性转向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与实践者，经历了从融入全球人权条约体系到自主构建本土人权法治保障的伟大历程。对中国批准核心国际公约时间线严谨的司法考据证明，中国始终恪守国际法承诺；而“人权入宪”、《民法典》独立创设人格权编、刑事司法正当程序改革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立法成就，则彰显了中国法治保障人权的深度与广度。

在前沿科技浪潮与全球治理变局交织的未来，唯有坚持以尊重人格尊严为内核，以法治为轨道，以对话合作替代对抗偏见，才能让全球人权的普世光芒持续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