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从戎成国军少将，刁难女少将在回忆录中记录劣行，建国后镇压

广东大埔县湖寮镇山丰村，是一个才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狭长形小盆地，一水从村中流过，流到村口时有一巨石，河水从石头飞泻而下，极为壮观，远看如白练高垂，近观则似飞珠溅玉，旁边还有一块如人斜立作撑腰状的大石头，上刻抗日战争期间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授国军上将罗卓英“竖起脊梁”，还有国军中将罗为雄“幽谷深深一径通，更看虎瀑泻长空；满山林木无穷利，纵少田园也自丰。”

山丰村

原来，此村均为罗姓，在民国时期从村子里走出国军上将罗卓英、国军中将罗为雄，还有一名国军少将罗柏麓。至于三个人的结局，据村里老人介绍，上将罗卓英后来去了台湾，65岁时在台病逝。中将罗为雄晚年居于香港新界沙田乡间，香港大埔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任为名誉会长，后迁台湾定居，91岁时病逝。唯独少将罗柏麓，在解放时接受了起义将领吴奇伟之邀南下广州，并安排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52年调南海师范教书。1953年被押回大埔，1955年冬遭错杀，时年60岁。1986年夏大埔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为之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那么，这位少将罗柏麓究竟有什么样的过往，为何会有这曲折坎坷之经历呢？

山丰村前的大石头

罗柏麓，又名占鼎，字宝华。广东大埔湖寮镇山丰村人。柏麓出身贫寒，敦品励学，湖山官学高小毕业后即因成绩优良留校任教，后任校长，其后又在梅河中学任教近10年。1926年罗柏麓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东路军，由于他有文化，当过校长，字也写得好，不数年，提拔为东路军行营秘书，后来还出任浙江省遂安县的县长。

罗柏麓在浙江遂安当县长期间，主持编纂过地方志《遂安县志》，口碑较好，后来还主持修建了遂安县八景之一狮山公园，虽然后来修水库沉没于千岛湖底，但后人还常提起“狮山毓秀” 醒狮亭等景观，并写诗赞曰：大造生成五色狮，龙盘虎踞俯城池。向非铁额铜头铸，崧岳胡为表异姿。同时，县长罗柏麓也题诗于上，诗曰：珠圆折也玉方流，月满塘中景色幽。影入玻璃双镜朗，画栏围住水悠悠。可见他的文才是不错的。

同时，罗柏麓还是以一名教书先生的形象出身在民众的眼中，常常称自己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但后来教中学、教大学，靠的就是自学，为此自己铸了铁饭碗一只，刻上打油诗一首： “铁饭碗，打不烂，丢不了，只要肯从教，天天吃得饱。”同时，做官不是为了钱，曾作诗云：“微官人说好先生，但许能廉敢讲明。甘守清饥羞浊饱，在水泉比在山清。” 又写一首诗说： “我本书生身，从军已有年。多惭投笔后，常欲着鞭先。赐马垂垂老，行塍得得先。相期平虏后，解甲共归田。”

当年19集团军司令部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期间，罗卓英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罗柏麓追随他担任总司令部秘书处少将处长，所部在反攻南昌城失利后，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1939年暮春，正是插秧的日子，山岭披翠青，袁河吐碧波，19集团军总部从南昌撤离至新余，由于随后发生数次长沙会战，还有上高会战，这支部队在新余驻扎了将近二年的时间，渝水区珠珊镇横板桥村成为重要驿站，小小的赣西乡村热闹起来了。就在这一阶段，罗柏麓的人生便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为后来之路埋下伏笔。

跟随19集团军撤退到新余的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其番号是：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支队伍的具体工作是为战场伤兵医院服务，开展文艺演出，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对这样一支队伍，时任19路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特意赋诗一首赞誉她们：“八百关山非浪迹，三年汗血可成河。伫看荡寇收疆日，汝辈勋劳永不磨。”

为了纪念这支队伍， 如今在新余渝水区珠珊镇沙头村、板桥村等地，兴建以“战地青春·烽火玫瑰”为主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还有玫瑰广场的雕塑，广场上一丛丛玫瑰正热烈绽放。绯红、粉白的花瓣间，不仅流淌着春日的浪漫，更交织着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纪念馆里一面墙上写着“铭记历史”，另一面墙上写着“珍爱和平”，鲜红如血，发人深省。在左侧的厢房里，我遇见了一幅幅永生难忘的照片——那些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黄浦江畔，再辗转江西战场的年轻女子，无不绽放着灿烂的笑容！那些清澈的眸子里，无不安放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这里参观过的人，都能记住这支队伍的铿锵玫瑰的芳名：胡兰畦、胡瑞英、秦秋谷、杨丽川、李惠英、龚琦玮、柳秀娟、张定堡、郭立言、杨琦、林曼萍、万映萍、曹自刚……斯时，她们多数是20岁左右的姑娘，正是做梦的年龄，然而，卢沟桥的枪声将一切憧憬击得粉碎，姑娘剪去如瀑青丝，卸下粉黛妆容，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众多好男儿并肩驰骋疆场。青山何处不埋骨，木兰同样敢捐躯。我走得很慢，想记住每一个微笑，也想为她们写下浅陋的诗行。我知道，纸短情长，再华丽的辞藻，也敌不过一双眸子里的家国。

这支队伍的团长，正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毕业的胡兰畦，当年，被国军层正式签署的委任状，委任她为战地委员会少将指导员之职，她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革命战士，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少将。这一年，胡兰畦36岁，从此，作为团长的胡兰畦既像严师，又如慈母般地带领服务团战斗在火线上，与团员们同生死共患难3年多，团员们都亲切地叫她“妈妈”。

胡兰畦，四川成都酱园公馆街人，祖上胡大海曾是明代开国功臣，受家人影响，她从小就受爱国教育与进步思想熏陶，她10多岁的时候，因长得十分漂亮便由父母作主早早嫁人，便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便解除婚姻关系，从成都逃至川南巴县，开始独立谋生。

胡兰畦长相非常漂亮，当时被人称为“蜀中美女”、“时尚女郎”，她的肖像还上了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的封面。四川军阀杨森曾想纳她为姨太太，遭到拒绝。著名作家茅盾听闻此事后，便以胡兰畦为原型创作长篇小说《虹》。茅盾认为胡兰畦是一个敢于征服环境和自身命运的具有叛逆性格的新女性。《虹》描写了主人公“梅女士”是怎样由一个传统的女性，成了一个自觉的女性，再逐渐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心理历程，它更是胡兰畦早期生活和革命的缩影。

不久，胡兰畦又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入又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促使她在人生的里程上成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她刻苦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收回英租界、反蒋和发动工农投入国民革命等活动，她因出色的宣传能力、活跃的表现，成为了全校的知名人物。因表现突出，她后来被称为黄埔“四女杰”之一。她不仅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作家，期间，胡兰畦还以战场情况为题材写出了多篇战地报告、散文、戏剧作品等，她以上海东林寺保卫战为题材创作的京剧《大战东林寺》每演出一场，皆掌声雷动，全场沸腾，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淞沪会战爆发后，各地军队集结上海参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由于语言、习俗迥异，不少部队难以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产生了诸多误会和隔阂。在此情势下，先进组织地下党员的胡兰畦选拔了一些有志青年参加抗战前线服务，取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胡兰畦担任团长。她们的目标，就是奔赴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提供后勤服务。多才多艺的她们在抗战队伍中，一路通过唱歌、演戏、办壁报等多种形式，宣传鼓动军民抗日、救护和慰劳伤病员、调解军民矛盾、维护国共合作，为国分忧，敢于担当，南征北战，成绩显著，多次受到国共两党的嘉奖。

尤其是战地服务团来到新余之后，一股股新鲜的风吹进家家户户，为了扩大队伍，她们举办妇女识字班、文化补习班办起来了。唱歌、手工、体操、抗战教育，像一颗颗种子，播在那些曾经只顾于做针线活、围着锅台转、埋头田间土地的心灵里。民众诊疗所建立起来了，每天上午9点开始，门前早早拥挤着许多病患，大家满心期望，翘首以盼。这年端午节之后，服务团冒险救下一名难产女子，保全了母子平安，却分文不取，一时传为美谈。据《我们的民众诊疗所》统计，在新余驻扎期间，共有内科患者1470例、外科患者1501例得到救治。

针对19集团军少数士兵纪律松弛、占村民便宜的情况，服务团深入细致地向部队宣传：“一个军人上抗日前线，保国卫民是军人的本分，是军人的光荣。如果强拿老乡的东西不给钱，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这不是丢掉抗日军人的光荣传统吗？”在她们的努力下，军民关系空前团结。随后，服务团在战争空闲的时候，发起割稻运动，团员们和部分军人自发帮助出征军人家属和贫苦农民割稻、打稻，一共割稻1005亩，打了1558担谷子。

更新鲜的是，服务团的女子们结伙下河游泳，打破了闭塞乡村的千年禁锢。一个个健美青春的身影，激活了沉寂的四野。多年后，当年的儿童团员、新余横板桥人胡国英在《我魂牵梦萦的女兵啊！》一文中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拿着棉花糖(服务团团员所送)给爹娘看，他们都感到奇怪，嘴里嘟哝着：‘该下国民党个兵还变好哩呀啥？(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先进组织领导的地下队伍)’……女兵们还带我们到各村搞宣传，一路走一路唱，跟孩子们熟悉后，女兵们通过各家各户小孩上门与大人接触，宣传革命道理，提倡妇女解放，在村里办起了识字班，大人小孩一起读书、写字、唱歌，整个横板桥到处充满着歌声、笑声……”

服务团虽然是非战斗人员，却也同样参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战场。胡兰畦、任秀棠等人甚至参加了游击干训班，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飒爽的英姿，成为横板桥的亮丽风景线。

服务团团长胡兰畦是秘密地下组织成员，受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这位黄埔女杰，既是作家，也是国民党少将，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女革命战士。支部书记胡瑞英最早是上海纱厂的童工，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历练成一位优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她南下江西工作，建国后调至中央组织部。战地服务团的经历，给胡兰畦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在服务、慰问之余，她写下了大量战地报告文学。1938年至1940年，胡兰畦编辑了《战地一年》《战地二年》《战地三年》等战地文学作品，反响很大。

然而，战地服务团在新余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据战地服务团老团员、建国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101岁秦秋谷老前辈回忆，在服务团最难以忘怀的是19集团军司令部但任少将秘书处长罗柏麓“抢亲”事件。当年，战地服务团有一名的分宜姑娘名叫王桂英，年方17长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身材苗条，长年在外的罗柏麓正值40来岁壮年，看中了这个花季少女，于是萌生要娶她为妾的念头。在当年的将军级别的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但王桂英坚决不同意嫁这么大年纪的人当小妾，于是提前嫁人让他死了这份心，谁知这罗柏麓铁了心想娶到这美貌女子，竟然带人半路抢亲，服务团成员知道后前往“救嫁”，使他抢亲不成，那时恼羞成怒的罗柏麓放下狠话报复：“让她们去打扫战场，掩埋尸体，吃点苦头！”。这些女兵们先来到中心战场扬桥镇，立刻闻到臭气熏天，街上尸体纵横，有日军的，也有我军的和老百姓的，可见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任秀棠马上集队宣布：“打扫战场的任务比我们想象的艰苦得多，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但是，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做好。烂了的尸体只有铲在箩筐里，抬到镇外较远的山上去掩埋；要挖坑5米以上深埋，才不致发生瘟疫。”我们没有口罩、手套和任何防护工具，完全靠赤手空拳实干。我们身上在流汗，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

　　休息的时候，女兵们把铁锹、扁担、箩筐……甩在一边，大发牢骚：“老子在战场上拼命打鬼子，现在还要给他们收烂尸，咱不干了！”我们连忙集队唱歌慰劳他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劝导他们打扫战场是为老百姓。支部委员郑惠珍临时用民歌改编成顺口溜《你们都是大好佬》，唱道：“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打败了鬼子，还要来给鬼子收尸，你们都是大好佬！大好佬！大好佬！好事做到底，百姓得安康。你们是顶刮刮的大好佬！你们都是真正顶刮刮的大——好——佬——！”

每天傍晚，服务团女兵们在小溪边用席子遮拦洗了澡，洗干净沾满脓血和腐尸的脏军装。我们在镇旁空气稍好的一间大房子里打地铺睡下，许多同志好久睡不着，有的即使睡着片刻也做着噩梦，说着梦话，有的忽然一跃而起，惊叫醒来。这样干了几天，打扫完找桥镇，在镇里撒了石灰消毒，然后转移到甘坊、九仙汤等村、镇的战场上去。

我们在战场上开伙，管总务的柳秀娟在帮厨，监督卫生，赶苍蝇，可是苍蝇实在太多了，赶也赶不完，叮过腐尸的苍蝇又来叮我们的饭菜。我刚盛了一碗饭，然后去拿菜，那碗白米饭立刻叮满了苍蝇，变成“黑饭”，我只好扒掉“黑饭”再吃。菜汤里也往往有死苍蝇，捞出来也照样吃。我们吃着苍蝇叮过的饭菜，喝着浸过尸体的溪水，一个个病倒了，有的病很重，周文南、金敏玉、李惠英和我都发着摄氏40度以上的高烧，迷迷糊糊，是用4副担架抬回罗总部的，打扫战场的周文南英勇牺牲。服务团女兵们都顿足痛哭。”

随后，罗柏麓强占民女，通过苦役进行报复，阻挠和刁难服务团的劣迹进行了揭露，迫于社会各界压力，罗卓英随后把他调离总部，服务团取得了斗争胜利，坚决执行了先进组织的统战政策，既团结了抗战主战派，又打击了顽固派，罗柏麓在任职期间因个人行为不当引发的多次冲突，他刁难女少将胡兰畦领导的战地服务团一事被后来记录在案。其形象成为所有官兵眼中的顽固派，这无疑造成他个人悲剧的重要原因。

在全国解放之际，已经重新执掌教鞭的罗柏麓认为：一是自己素来没有参加与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二来抗战时算是有功劳；三则后期的内战自己已经在教书了；四没有任何血债；五是与战地服务团的一些冲突，算是部队内部的矛盾。因此，1950年夏，他欣然接受时任广东省府委员的同乡吴奇伟之邀南下广州，并由他安排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二年之后又调南海师范。他哪里知道，战地服务团从团长到成员都是我军领导的队伍，其顽固派的形象已经坐实，而且明确记载在相关回忆录中，“镇反”期间他以“反动官僚”+“少将军官”+“顽固派”对其逮捕，本来吴奇伟可以为他证明“投诚人士”进行甄别，可惜1953年7月10日，吴奇伟病逝，一年多后他被错杀，直到30年后拨乱反正才为之平反昭雪。其曲折经历的确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