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锚点——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

当世界百年变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已不仅是传播方式的较量，更多是价值立场、知识体系与战略智慧的深层博弈。如何在坚守国家立场与学术主体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跨文化传播效益最大化，成为智库建设面临的重要命题。就此话题，本报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进行了专访。

吴心伯教授 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

当前，西方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正面临深刻挑战，在此背景下讨论智库“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否有特别的战略意义？

吴心伯：现在讨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拥有很强的软实力和话语权优势。但是这些年来，随着西方自身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治理效能显著下降，西方过去拥有的那种软硬实力优势也在缩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很多认识和判断往往带有比较强的政治偏见、文化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种族偏见，原来由西方主导的一些叙事方式和认知框架，越来越难以完整、准确地解释今天的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要更好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解释自己，让国际社会更加真实、全面地了解自己。第二，要更好地解释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提出对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的理解。第三，要更加准确地重新认识西方，建构更加独立与客观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认为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因素有哪些？有观点认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和道路竞争的延伸。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

吴心伯：所谓国际话语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首先取决于它发展的能力、治理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一个真正有实力、有自信，而且能够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的国家，它的话语自然会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首先来自实践，尤其是一个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实践。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越好，国家治理越有效，对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治理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和理论化，就越有可能形成有解释力、有感染力的话语。所以我认为，话语本质上是对实践的一种总结、提炼和表达。制度和道路竞争当然会影响话语权，但最终还是要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能不能解决问题并产生实际成效。

值得强调的是，“综合能力”不仅是国家或者政府的能力，也是整个社会的能力。国际话语的表达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智库、大学、媒体、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直接进行对外表达，公众可能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官方语言或者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话语的可信度和被接受度。相反，如果由相对独立的学者、智库或者其他社会主体进行表达，其专业性、客观性会增加其话语的可信度，提升传播效果。

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形成，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发展的能力、治理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国际表达的能力。只有实践做得好、思想总结得好，同时又能够通过多元主体把这些经验和观点准确地表达出来，才可能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此意义上，您认为中国智库“走出去”讲好能打动人心、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中国故事，应当具备哪些要素？

吴心伯：要讲好能够打动人心、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中国故事，应具备几个基本要素：首先，要选取成功的故事。相比抽象概念和宏观数据，具体的故事往往更具感染力，也更容易引发受众共鸣。其次，叙事方式必须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和接受习惯，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宣传式、报告式或汇报式表达。过于程式化的叙事容易使受众产生距离感，甚至形成排斥心理；此外，既要以真实案例为基础，尽可能进行客观描述，也要在表达方式上增强感染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有深度、有解释力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思想上的冲击力，使“中国故事”不仅被听到，而且被理解、认同、记住，使对方真正理解并接受我们的观点，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交流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

针对西方、全球南方及周边邻国等不同区域的受众，智库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时如何构建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实现精准传播？

吴心伯：差异化传播首先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治理实践，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受众的关注重点和认知习惯。以我在课堂上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为例，同样是讲中国的发展故事，针对不同受众，侧重点有所区别。

对于西方国家的学生，我可能会更多介绍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挑战、如何治理污染以及如何推动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也会讨论中国如何运用新技术提升产业能力和经济竞争力。这些问题与西方社会当前关注的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高度相关，因此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我会更多介绍中国的发展规划和治理经验。比如，中国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如何调动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落实。同时，也会介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于周边国家的受众，我认为重点则应放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主要倡议上，阐明这些倡议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对于周边国家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也要正面回应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特别是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构成威胁”的担忧。我们需要通过事实和具体合作案例，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和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

如何在坚持自主性的同时，又能实现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深度对接与有效沟通？智库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锚点”，究竟应锚定何处？

吴心伯：在当今国际舆论场上，无论是全球南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对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故事有浓厚兴趣。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绿色发展、国家治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需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要在坚持自身价值立场和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找到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的连接点。

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第一，要找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国际传播首先要了解对方关心什么，在共同议题中寻找对话的切入口。第二，要找到共同价值。比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在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技术在更好地服务于发展和治理的同时，有效应对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些都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不同社会之间能够展开深层次对话的重要基础。第三，要根据不同受众，从具体问题切入。比如，有些国家关心执政党如何有效发挥领导作用，有些国家更关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也有一些国家希望了解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发展和治理。智库需要根据不同交流对象，调整叙事角度和表达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

面对由技术驱动的传播形态变革，中国智库应当如何破局？在国际舆论场上应当如何识别话语陷阱、破解话语围堵，从而掌握话语主动权，实现“出奇制胜”？

吴心伯：在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智库也需要更加主动地运用多元化传播方式。除了传统主流媒体之外，还应更加重视新兴传播平台与方式。近年来，我也多次参加一些西方媒体人士主持的播客节目。从实际反馈来看，这类传播方式的效果非常好。它更加直接，也更容易与特定受众形成持续互动。因此，传播方式本身必须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和受众习惯。

但我认为，面对西方舆论场，真正关键的不仅是“通过什么渠道讲”，更重要的是“如何讲”。首先，我们要准确理解受众的心理预期和既有认知。比如，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社会在涉及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哪些“预设”和“刻板印象”。只有识别出这些基本的认知框架，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和解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

看来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也需要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出奇制胜。

吴心伯：正是。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场话语交锋。因此，要善于识别话语陷阱，要讲究战略和战术，不能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防守当然是必要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主动进攻可能是更有效的防守。如果意识到对方的问题本身带有明显的话语预设或逻辑陷阱，就不应回避，而是应当直接指出问题所在，把隐藏在问题背后的假设公开化，从而改变原有的议题设置。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有些西方媒体会首先把中方在台海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行动定义为“升级局势”或“具有挑衅性”，然后要求中方克制自己的行为。面对这样的提问，应该率先指出，这种看法本身反映出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采取何种行动，是根据自身维护国家利益和遏制“台独”及外部干预的需要来判断，而不是以西方舆论是否将其定义为“挑衅”作为前提。这里实际上争夺的，就是谁有权定义中国的行为。

稀土问题也是如此。西方媒体有时会提出，中国一方面反对“脱钩”，另一方面又实行稀土出口管制，这是否反而推动了西方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对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出口管制并不是中国首先采取的政策工具，美国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拥有更加完整和广泛的制度体系。中国是在受到持续遏制和打压之后，才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是必要的“防守”。但仅防守还不够，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稀土的例子证明如果美国试图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愿意，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具备这样的能力。稀土供应链所反映的，恰恰是中美经贸关系高度依存的现实。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不仅是在回应外部压力，同时也会促使美方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与中国全面“脱钩”并不现实。

所以，我认为所谓“出奇”，并不是追求语言上的标新立异，而是要有能力识别对方的话语逻辑，打破其预设框架，并在必要时实现由防守向进攻的转换。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本质上也是定义权、解释权和议程设置权的竞争。中国智库只有更加熟悉国际舆论场的运行逻辑，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破解话语围堵，逐步掌握话语主动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闫勇

新媒体编辑：常畅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