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中的“风流一代”——民国文化名人的情感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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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伍》

很多文艺女青年在微信等新媒体中阅读或者了解民国文化名人情感生活的相关文章后，都会发出悲观的感叹：他们之中为何少有从一而终的美满婚姻呢？在她们看来，民国的“陈世美”太多。于是文艺女青年喜欢上了金岳霖 这个光棍逻辑学教授，给他贴上了为心中喜欢的女神而终身不娶的道德模范标签。有的文艺女青年开始推崇张幼仪，一个被浪漫无情诗人抛弃的女人，坚韧地生活着，后来成为银行总经理，成为上海滩的富贵女性。于是张幼仪又被贴上了女权主义的标签，成为现代励志女性的奋斗偶像。一篇《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的微信文章被广为转发后，人们又开始同情朱安，这也满足了道德卫士们的心灵洁癖。

张幼仪

张幼仪，1915 年与徐志摩结婚，1918 年生下长子徐积锴、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次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 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此时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并于1921 年要求与幼仪离婚。1922 年张幼仪于柏林产下次子，并与徐志摩正式离婚。1949 年移民香港，1988 年逝世于纽约。

民国文化名人的情感婚姻生活真是如此“丰富多彩”吗？要弄明白一个事情的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用道德的大棒去做先入为主的评判，而是尝试还原历史。当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或许就会明白，所有爱情的悲欢离合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反射，只需以多元化的思维思考，就能够理解当下与民国的区别。民国正处在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时代，传统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妾制及一夫一妻制，在当时都可见到，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婚姻面貌。这里我们以民国文化名人为例，来看看民国的多元化婚姻状况。

延续旧式婚姻——一夫多妾之下的民国姨太太现象

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运动兴起并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并被写进了“婚姻法”，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执行这个法律却很困难，毕竟旧婚姻观念还普遍存在。当时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国家首脑尚且如此，上行下效，那些督军们纷纷把迎娶年轻女大学生为姨太太当作时尚。这一现象成为革命不彻底的真实写照。

民国姨太太

在民初文化圈有姨太太的，除了清末文化遗老辜鸿铭，还有著名作家张恨水。辜鸿铭，一个清末民初的怪客，也是个中西文化的矛盾混合体。学在西方的他，最爱的却是东方的姑娘。他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兴奋剂”。他在娶了淑姑不到一年时，又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民国畅销作家张恨水也是旧式婚姻的代表之一。他靠稿费起家，算是职业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在北京买房买车，还独立创办报社，是文人中生活比较富足的一位。他的婚姻生活颇具传奇色彩，简直是爱情小说的翻版——他与胡秋霞、周南的婚史，至今已有十多个版本。张恨水之孙张纪曾说：“他思想上是‘半新半旧’，他的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也是半新半旧式的人物。那么就请理解他的婚姻也是半新半旧式的吧，这只能证明他的人性更丰满、更仁慈，反映出他性格中温情善良的一面。”

辜鸿铭，号称“ 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等9 种语言，获13 个博士学位，是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

包办婚姻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都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和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要件。民国文化名人中，包办婚姻能在磨合碰撞中从一而终的就数胡适与江冬秀比较典型了。很多研究胡适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放过研究胡适的内心情感，不过胡适日记里少有对女性情感的流露，不像吴宓天天在日记里寄托他对女神毛彦文的向往之情。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解放中国女性的倡导者，胡适却遵从包办婚姻，娶了个来自小镇的大龄小脚女人，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婚姻形态。这也体现出胡适的性格中存有传统孝道文化的烙印，一切反叛在母亲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胡适与江冬秀

1957 年12 月30 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纽约家中举行餐会，与朋友欢庆结婚四十周年。虽然已时隔四十年，但胡适还记得结婚当日所作的两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谢他好月照日，新讨个新人过新年”。其中一句“三十夜大月亮”是徽州的一句谚语，意思是绝不可能之事。一桩绝不可能的婚姻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慢慢地稳固下来，着实不易。其实，这也与江冬秀自身的个性有关，她性格仗义，热情好客，厨艺高超，懂得对丈夫忍耐和崇拜，患难时不离不弃。他们的感情蜜月期恰恰是到了晚年之后，特别是1949—1958 年胡适在纽约的流亡寓居时期。这段时期，胡适与江冬秀生活十分清苦，居无仆，出无车。在窄小的公寓中，胡适整天埋首做《水经注》的考证，有事才会见来访的友人；江冬秀除了做家务，还打麻将，看武侠小说。二人互不打扰，各自寻找生活的乐趣。朋友形容两人的相处模式是“亲切如夫妻，相敬如宾客”。或许这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的写照。

解除婚约（离婚）后再婚

张鸣教授曾说：“离婚成为问题，确切地说，是到民国才有的事。”从前只有“休妻”和“弃妇”之说，而离婚意味着男女平等地解除婚姻关系。民国初年，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留洋的海归作为先锋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 1918 年，胡适在一次演讲时说：“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离婚。”徐志摩和陆小曼大概就是这样的先锋。两人在各自离婚后走到一起，成为当时国内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以至于胡适亲自将梁启超请来，作他们的证婚人。梁启超毫不客气，以前辈的身份，在婚礼现场直接对新郎徐志摩作出一番训诫。总之，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连徐志摩的父母都无法认可，一直没有接受这位先锋时尚的媳妇，为徐志摩后来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

徐志摩与陆小曼

私奔逃婚

私奔与逃婚也是民国初年常有的婚姻现象之一。1928 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主仆情奔案”，富家小姐黄慧如和男仆陆根荣相偕私奔，最终迫于黄家势力，陆根荣锒铛入狱，黄慧如神秘暴毙。

同样轰动的是，赵四小姐私奔离家到奉天与张学良同居，这成为当年天津最大的花边新闻。而在民国文化名人中，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私奔事件无疑最具有爆炸性。

蒋碧薇原名蒋棠珍，1898 年 4 月 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蒋梅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士。蒋碧薇自小跟着父亲读书，13 岁的时候，父母做主，将她许配给了苏州望族查家的二公子查紫含。蒋碧薇平常少言寡语，却又心思敏锐，拥有一种藏拙的美，不招摇，不夸张，而是安安静静，举手投足间透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安静的女子竟然会做出那么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徐悲鸿与蒋碧薇

1944 年，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婚姻生活已走到尽头，蒋碧薇向徐悲鸿索要生活费用——除了100 幅画，40 幅古画，还有一百万元钱。徐悲鸿一一照办，为了赶出那一百幅画，废寝忘食。这让很多人不能理解。或许徐悲鸿对蒋碧薇自始至终是心怀愧疚的，毕竟蒋碧薇为了他不惜背叛了家族。赶制画作造成徐悲鸿劳累过度，成为他过早离世的原因之一。

师生恋

师生恋无疑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当今。民国的师生恋很多，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鲁迅和许广平。他们的结合在当时遭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鲁迅甚至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以回避批评指责的声音。他的弟弟周作人对二人相恋明确表达了反对之声，责怪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还公开指责了嫂子许广平。兄弟二人也因此结怨颇深。

最为现代文青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师生恋。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笔下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去，对方却反应冷淡。胡适曾劝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她倔强地回道：“我顽固地不爱他。”虽然沈从文用尽手段最终抱得美人归，但他们的婚后生活依然是一波三折。沈从文离世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沈从文与张兆和

即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仍然有一群才华横溢的男女，以无限的勇气展示内心的情感。

老少配

婚姻中“老少配”自古有之，时常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名人中的“老少配”，更是吸引大家的目光。现代人看待“老少配”，基本是从物质角度出发，受功利主义影响。

民国文化名人中比较轰动的配对是熊希龄与毛彦文。

熊希龄与毛彦文

毛彦文，这位吴宓日记中的女神，最终没有选择吴教授，而是选择了大她33 岁的熊希龄。毛彦文的选择理由非常简单：只是因为在她当时的年龄段，需要求得一个好的归宿，不想再在情感和现实生活中颠沛流离。“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与熊希龄结婚，在外人看来颇不可思议，但在经历了朱君毅的背叛、吴宓的若即若离后，在毛彦文的心里，这种选择却再顺理成章不过。1935年农历正月初六，66 岁的熊希龄着一身蓝袍黑褂，与头戴御珠冠，穿着白衣白缎礼服，脚穿银灰色高跟鞋，鼻架金丝眼镜的38 岁女教授毛彦文，在上海摩尔教堂喜结连理。这当然是爆炸性新闻，沪上大小报纸竞相报道，《申报》更是连续几天用大版面追踪曝光。

郭沫若与妻子佐藤富子

此外还有跨国婚恋。民国时期的跨国恋基本是外国女士嫁给中国的海归留学生，鲜有中国女子嫁到国外。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和俄罗斯女人为妻的着实不少。一来去日本留学的人数众多，二来他们大多是当时国内的精英，对跨国恋接受度较高，有这么一段浪漫的跨国婚恋也是很正常，比如苏曼殊、李叔同、郭沫若、周作人等。不过自从1895 年后，中国男人在日本女性心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嫁给一个中国男人是需要勇气的。

婚姻状态是社会的外在表现之一。民国是个战争频发的动荡时期，生离死别往往会造成婚姻家庭生活的支离破碎，成为一个时代的家国悲剧。民国文化名人情感婚姻，今天我们能看懂几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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