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百亿靶点争夺战打响，BioNTech联手映恩生物亮剑

作者 | 周在安

「泓流Flood」出品

谁能够接棒TROP2成为下一代ADC（抗体偶联药物）泛肿瘤靶点？目前业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在前几天葛兰素史克（GSK）发布的半年报中，GSK已经开始把B7-H3 ADC研发作为GSK肿瘤管线中的核心位置。也正是在7月份，GSK完成了对肿瘤技术公司Nuvalent的收购，在官方公告中，GSK称之为“为B7-H3 ADC提供扩张的平台”。

大家都知道，像GSK这种MNC肯投入大量资源，一方面已经足以说明B7-H3 ADC的市场空间巨大且具有相当的确定性，侧面印证了靶点的临床价值及泛肿瘤通用价值；

另一方面也显然会进一步催动整个B7-H3赛道的成熟，直接推进中国的优质ADC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与商业化进程。

总体看下来，GSK没有挑明的潜台词很可能是，B7-H3正逐渐展现出成为下一代重磅ADC靶点的潜力。

当然，关注B7-H3 ADC赛道MNC不能仅看GSK，还需要横向对比第一三共、BioNTech等其他玩家。8月4日，BioNTech召开Q2业绩电话会，其中披露了更多B7-H3的关键信息值得跟大家进一步分享一下。

01

根据目前国内披露的数据，B7-H3已经在国内SCLC（小细胞肺癌）三期研究上已经取得了数据突破。

在抗癌药的临床试验中，SCLC的研发范式已经非常成熟，也正因为其恶性高、进展快、耐药快的特性，虽然SCLC患者人群基数并不大，但也通常被看作临床验证的“试金石”。

但是更让市场关注的，其实是B7-H3的泛瘤种特性。

按照BioNTech在电话会上披露的信息，公司已经在前列腺癌（Prostate）、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SCLC）、乳腺癌（HR+ BC, TNBC）、结直肠癌（CRC）、胃癌、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PDAC）、头颈鳞癌（HNSCC）、肝癌（HCC）及黑色素瘤（Melanoma）在内的14种适应症中展开了临床研究，B7-H3在这些瘤种中都有中高程度的表达。

也就是说，B7-H3药物可能会对大量癌种均有效，一旦药物研发成功，就极有可能拿下巨大的市场份额。

我们不妨先看看整个B7-H3 ADC赛道的情况，总体来说有四个大玩家：第一三共与MSD合作开发的DS-7300（Ifinatamab deruxtecan / I-DXd）、BioNTech与映恩生物合作开发的DB-1311（Elfe-D/ BNT324）、GSK与翰森制药合作开发的HS-20093（Risvutatug rezetecan / Ris-Rez），以及宜联生物与罗氏合作开发的YL-201（Tambotatug pelitecan / RG-6919）。

其中，第一三共/默沙东的DS-7300是这个赛道的老前辈了，目前在全球铺开多地的三期临床。

按照BioNTech披露的信息，其B7-H3 ADC（DB-1311/BNT324, Elfe-D）的临床探索已经覆盖了上述14项适应症，所有适应症的全球入组患者数量已经超过1000名。更重要的是将近500例患者已经接受了PD-L1/VEGF双抗Pumitamig联用治疗，使其成为目前全球B7-H3 ADC领域最大的联合治疗临床数据库之一，其中一项联用临床研究已获得ESMO优选口头报告（Preferred Oral，摘要编号9990）接收，笔者很期待读出的数据。

另外，在BioNTech积累了如此庞大的临床样本后，外界有预测其离开启全球多中心三期临床已为期不远，后续进展值得期待。

图源：BioNTech《Second Quarter 2026 Earnings Presentation》

在BioNTech披露的各项研发进度中，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无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Elfe-D在mCRPC上的进度目前已处于临床三期阶段，仅次于第一三共，是全球仅有的两款进入前列腺癌III期临床的B7-H3 ADC之一，国内则是最快。

翰森制药HS-20093则是与GSK合作，目前成功拿到了国内SCLC三期数据以及NSCLC的POC数据，验证了B7-H3靶点的价值，同时也在瞄准CRPC和骨肉瘤方向，取得了一定进展；

宜联生物的YL201使用了“微环境激活”的技术，走的是差异化的路线，在国内已经提交鼻咽癌的上市申请，目前还在推进SCLC、ESCC、NSCLC、CRPC及头颈癌等实体瘤的二期/三期研究。

具体到CRPC的各项数据上，我们不妨看下表：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映恩生物与BioNTech合作的DB-1311除了样本量更大外，它的样本患者人群选择其实也更加贴近当下CRPC治疗的真实情况，而这也有助于其未来FDA上市审批和商业化放量。

对于CRPC患者来说，当下最火爆（尤其在欧美地区）、也是商业化最成功的靶向药其实是Lu-177，但很多患者在用过Lu-177后会产生耐药。由于患者构成及随访时间存在差异，不同研究结果并不构成严格头对头比较，但DB-1311在较高比例Lu-177经治患者中的表现，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所以，DB-1311的数据价值就在于，它有超三分之一的样本采用了Lu-177经治人群，并且也包含后线接受过卡巴他赛治疗的人群。而其他国产现有ADC数据中，要不就是未披露Lu-177经治人群比例（不排除未采用该样本的可能），要不就是比例较低。

从疗效上看，DB-1311在仅随访6.5个月的情况下，中位rPFS已经达到了11.3个月，总生存达到了22.5个月。随着患者继续随访，这个疗效数据还有可能进一步变好。

从安全性上看，DB-1311在样本中的严重副作用（≥G3 TRAE）仅为20%，而其他产品却高达50%左右。

这其中的价值在于，正因为DB-1311安全性优异，患者才可能能够耐受，一方面更适合一线患者的长期用药需求，在降低脱落率的情况下更好的发挥药物的疗效；另一方面也更能保障一线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优异的安全性也是适合与双抗等其他强力药联合治疗的基础。

也就是说，DB-1311的CRPC单药后线数据，其实打开了BioNTech在B7-H3 ADC赛道上的更多市场空间，也放大了其冲击一线市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BioNTech针对CRPC的3期临床也直接瞄准了一线mCRPC的适应症，并且未来有进一步前移到HSPC的可能性。

综合目前各方公开的CRPC数据来看，DB-1311不仅建立了极具差异化的临床壁垒，也为其未来在B7-H3赛道中确立 Best-in-Class 的地位奠定了不小的基础。

02

然而，肺癌才是决定胜负的战场。

BioNTech在电话会上引用的数据显示，NSCLC一线转移性患者每年新增约40万，二线及以上转移性患者每年约23万，而SCLC的一线转移性每年约8万，二线及以上每年约3.5万。这个市场空间显然是巨大的。Elfe-D是映恩生物与BioNTech合作的B7-H3 ADC，采用的是映恩生物自研平台技术。

具体来说，其分子设计的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肿瘤细胞中B7-H3的类型主要是4lg类型，而正常组织多为2lg类型，DB-1311对4lg类型做了专门的优化，所以可以更有效地瞄准癌细胞、避开正常器官，使靶向更精准；

第二，DB-1311的抗体经过了安全处理（Fc段沉默改造设计），大大降低了误伤正常组织的风险，副作用更小；

第三，DB-1311携带的药物载荷比相对更高（DAR值为6），且动物实验证明其耐受剂量极大，这意味着用较小剂量就能见效，治疗的安全范围也更宽。

另外，DB-1311拥有酶切敏感的连接子，因此在血液中稳定，到了肿瘤微环境中被切割，从而释放游离毒素，而这些游离毒素还具备特殊的物理化学特性，能够穿透肿瘤细胞膜，从而向周围细胞扩散，产生所谓的“旁观者效应”。

因为肿瘤细胞往往具有异质性，所以在实际情况中，一个肿瘤块可能会出现有些细胞有B7-H3靶点，有些又没有，这也是临床上的痛点所在。

但药物显然不能只杀死B7-H3高表达的癌细胞，放任低表达或不表达的癌细胞，所以DB-1311通过“旁观者效应”，能够在即使靶点表达不均的情况下，也同样精准杀伤邻近癌细胞。

而对于一些B7-H3表达极低的患者，通过PD-L1/VEGF双抗联合用药，则可以改善肿瘤的微环境，通过药物协同来增加肿瘤内部ADC浓度、激活T细胞、诱导靶点表达，从而大幅提升总体疗效。

而肺癌（尤其是NSCLC）其实就是典型的高异质性肿瘤，靶点表达不均，所以也就特别适合B7-H3 ADC联用双抗，这也就将DB-1311的适用范围扩充到了更大的人群中。

这里我们再多讲一下肺癌ADC药物的情况。

肺癌ADC研发和治疗的最大痛点是肺毒性副作用，简单来说，就是ADC在血液循环中提前脱落、解离出游离毒素，或者游离毒素穿膜性过强，会导致肺部组织损伤。

而在传统随机偶联的ADC中，DAR（药物抗体比）分布非常宽，比如有些抗体可能没有挂载毒素，有些抗体可能挂载了8个甚至更多毒素，而这种DAR值极高的分子本身就极不稳定，容易被免疫系统清除从而诱发炎症和肺毒性。

对比下来，DB-1311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在血液中非常稳定，极大减少了药物“脱靶”情况，另一方面采用了优化的定点偶联技术，使DAR实现稳定控制，从而减少免疫炎症引发的肺毒性。

在电话会上，BioNTech也公布了公司在肺癌领域的规划，大致是，采用双抗+ADC联合疗法的策略抢占肺癌前线市场，包括NSCLC和SCLC的1L和2L+，后线仍以单药疗法为辅。

图源：BioNTech《Second Quarter 2026 Earnings Presentation》

大家都知道，癌症治疗越靠前（一线1L），患者的用药时间也就越长，市场规模也就越大，商业价值也就越高。患者如果在一线就使用某ADC产品并产生耐药，那么后线同载荷的其他ADC产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谁能够抢占一线市场，谁就能够直接把市场份额先锁死，让其他竞争对手在后线“无药可用”。

其实自从BioNTech收购拿下PD-L1 / VEGF-A双抗，并与BMS达成合作后，其就一直不满足后线治疗，战略上采用了“猛攻一线”的做法，如今的“双抗+ADC”的联合方案实际上就是BioNTech向一线市场进军的迅速行动，而DB-1311在CRPC后线单药治疗样本数据，也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可行性。

从目前的进度来看，BioNTech和映恩生物应该会是第一个读出肺癌数据的“双抗+ADC”组合。

03

从GSK重金砸向B7-H3 ADC，到BioNTech电话会上关于DB-1311的各种信息来看，B7-H3未来的市场潜力恐怕才刚刚被挖掘出来。

在此前的ADC时代，Immunomedics和第一三共抢到了最大的蛋糕，而在接下来的B7-H3阶段，未来大概率也会是第一三共、GSK、BioNTech、罗氏等玩家分夺市场的格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商业经营、业绩兑现的层面上看，国内ADC企业可能还会出现不小的分野，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管线的合作模式上。

可以发现，GSK与翰森制药的HS-20039采用的是License-out模式，而在该模式下，虽然可以快速回款、降低临床费用，但后续卖方能拿到的销售提成比例通常相对有限，本质上是卖方将大部分销售收益让渡给MNC，以换取确定性收益和短期现金流。

目前情况来看，B7-H3 ADC的市场确定性应该还算是比较强的，随着靶点价值的不断开发、市场的不断打开，GSK将会吃下大部分利润，这也是GSK投入重金的原因。

但反观映恩生物，已经于2026年5月行使独家选择权，参与分摊DB-1311/BNT324在美国地区的研发成本，并共享该药物商业化运营产生的盈亏收益，随着B7-H3 ADC市场的不断做大，其收益的市场想象空间也变得足够高。

当然，联合开发模式本质上是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路线，对企业的现金流管理、合规管理和后期的销售管理要求极高，但好在从目前BioNTech披露的各项临床数据来看，映恩生物是走对了这条路。

对于BioNTech当下的一个变数，可能在于CEO的变动。

公司的CEO Uğur Şahin及担任首席医学官（CMO）的妻子Özlem Türeci此前宣布计划离职创业，8月4日，BioNTech宣布任命瑞典罕见病医药巨头Sobi的CEO Guido Oelkers为新任CEO，Oelkers将会在最晚2027年2月1日接任。

选择同时拥有ADC产品商业化经验和晚期管线运营经验的CEO，BioNTech已经进入“兑现肿瘤管线价值”的阶段。在接任公告中，Oelker明确表示：“BioNTech最突出的是强大的后期肿瘤管线，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拥有多个获批产品的全球生物制药公司”,而跟映恩合作HER2 ADC DB-1303今年就要递交BLA,预计是最先商业化的ADC资产，Elfe-D则有潜力成为BNTX肿瘤业务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核心资产之一。

新CEO的到来或许会为BioNTech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不妨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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