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伟 | 海隅遗简，勘补梨园阙史 ——关于《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

2026年第8期 总第831期

海隅遗简，勘补梨园阙史

——关于《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

文/崔 伟

一

在京剧历史上，人才，也就是“角儿”，始终是推动艺术发展，提升欣赏魅力，吸引观众拥趸的重要力量。那么说到人才培养，就不能离开培养他们的摇篮——科班；而其中，20世纪初建立的喜连成（后改称“富连成社”），则可谓京剧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师资力量最强、推出艺徒影响最大的一所。说它功勋卓著，影响深远丝毫不为过！

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因为戏曲艺术很久以来多被视为消遣之道，甚至在1911年以前，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还备受歧视。因此，关于这个行业和这类族群的记忆，也就缺乏严肃与严谨的历史记载。长久以来，在文人笔记和报刊上翔实史料记录少之又少，即使对具有极大剧种和艺术推动价值的富连成科班，也是如此。

《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封面

因此，若干年前笔者在欧洲旅行期间，在一位热心戏曲、旅居海外的老朋友家，发现这本手写的《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以下简称“《大事记》”），所引发的兴奋与惊奇，自然令我大喜过望。因为，作为北京人和受祖辈熏陶的戏迷，京剧、富连成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和亲近。

这本《大事记》系纸本，纵27.3厘米，横20厘米，每页用红丝格划分10行，在对折的纸张缝隙处，印有“慎丰纸庄”红色店号。全书所有内容均以很俊秀的毛笔自右向左竖写，每行字数15字左右。封面有红色题签，黑色外框内又分三行，注明：“富连成社大事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日。”最有意思的是，在册右上角穿有一条棉质线绳，显然为悬挂墙上或架上方便。全册尽管墨色仍极为饱满，但纸张已经泛黄。

《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书影

我始终觉得它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奇迹，甚至是一种我与京剧的机缘。要知道，它不仅历经了七八十年的时光岁月，更是伴随了无数的人事劫波。读着墨迹浑厚、书写俊秀的《大事记》，我真是感慨万千，产生了由衷呵护和弘扬它的幸运感、责任感。这本详细记录着富连成1936年8月到1939年3月期间154则日记的原始记录，竟然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不但被热爱京剧的同胞所获得和保留下来，并呈现在我的面前，我觉得幸运而责任巨大。

据朋友所说，这是他旅居欧洲后得自一家古老的旧书店。当时店主只是把这件东西作为一件中国的书法作品推荐给他，对其中的内容知之不详。朋友最初也并不觉得有多少书法方面的吸引力，何况从纸张看年份并不遥远。但看了题签的“富连成社大事记”，则眼前一亮。于是他慨然买下了这本也许外国人并不知悉其所具价值的旧书。

我后来才知道，朋友确认我们要异域相会，也深知这件史料对我有多大吸引力，也信任我能更好地挖掘其应有的价值。于是，他决定以此给我一个惊喜，并郑重地将这本他觅得的珍贵京剧史料转让给我，希望我能带回国内，通过研究编注、出版，让更多人了解富连成，并由此认识和热爱京剧文化。当然，也圆他一个京剧之梦。我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嘱托！

二

一晃就10多年过去了，这本朋友转让的《大事记》，始终在我手里雪藏。

尽管我一直在仔细研究、阅读，并以此为线索查找着各种有关的更详细的信息、线索，但始终没有开展正式的编辑、整理和校注工作。

作者校注《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

这期间，也有若干朋友和机构看过，并希望转让或正式出版，但我始终没有应允。我总觉得机缘还未到，特别是我对它的编校工作还没有准备成熟。因为许多内容和人物的钩沉、解析还挂一漏万。草草推出，既难实现这本《大事记》的应有价值，也对不起梨园先贤，特别是富连成前辈对办科班、育人才的拳拳之心与历史功绩。

更何况经过多年反复阅读和研究后，我更加感到《大事记》的珍贵。

尽管富连成科班的开办可以追溯到122年前，我们也经常很高调地颂扬、宣传它，但对其的了解程度和研究深度都还极为有限，关于富连成的记录和研究出版物更是寥若晨星。

除了曾经受益于富连成的历届学生对学习期间的深情回忆外，目前关于它的正式出版物，恐怕也就有两种：一是唐伯弢先生于1933年出版的《富连成三十年史》；一是前辈顾曲家包缉庭先生，在香港《大成》杂志连载20余期的《富连成兴衰四十年》。

富连成社旧址

前者以很翔实的材料记录了自1903年筹办，到1904年正式开办，截至作者成书的1933年前后，富连成的办学经历，以及师生的情况，提供了可以说最为全面和真实的科班史料。以至于之后的所有出版物和研究者，包括亲历科班的回忆人，所引述的情况多参照了这本《富连成三十年史》的记录。

而包缉庭先生的《富连成兴衰四十年》，则以一个资深戏迷的视角，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了科班历史和科班师生的人生履历和艺术成就、诸多社会名流与富连成的交往渊源。此书读来形象感与故事性很强，后经资深京剧爱好者李德生先生整理，并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易名为《富连成：京剧的摇篮》结集出版，自然成为了解和研究富连成的重要读物与史料。

当然，更早并最为权威的富连成历史研究，当数第二任富连成社长叶龙章先生发表在《京剧谈往录》中的《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这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在富连成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但应该说，以上的所有重要史料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唐伯弢先生的《富连成三十年史》，只写到了1933年前后，而富连成的办学彼时并未截止。之后一直到1948年富连成宣告解散的15年历程，自然不能期待在这部书中了解。

富连成社学生演出

而包缉庭先生的《富连成兴衰四十年》，也只是写到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长春堂失火殃及富连成的重大劫难。加上以著名事件和知名艺人为故事讲述，因此，完整的富连成发展历程，特别是内部的诸多大事详情，也就道之不详。

毫无疑问，叶龙章先生的回忆录是最直接的第一手信史。但老先生在作者附注中就已申明：“本文在开始拟稿时遇到许多困难……可能还有遗漏和记错之处。”

因此，对于富连成的深入研究，我们极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多发现一些当年的真实记录，特别是原始记录。于是，这本《大事记》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何况，在当下戏曲研究极为热门，特别是对富连成研究热情很高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一些借题发挥和想象性的说法。看来，通过这部《大事记》来正本清源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这也是当北京出版集团诚心希望出版此书时，我终于下定决心奉献出来的原因。

三

虽然不能不说遗憾，这本《大事记》只是1936年8月6日至1939年3月29日期间的富连成科班内部大事记录，但其记载的154则日记，仍有着很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史料记录价值、研究参考价值。

《富连成社大事记》原本

在同心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富连成三十年史（修订版）》中的《富连成三十年新印小记》一文里，白化文先生研究了1904年至1948年44年的完整富连成史后，曾得出以下结论：“1934年万荣祥银号倒闭，沈家的财产被封。殃及池鱼，富连成的动产、不动产也全部被法院封存。富连成在银号里的存款也全完了。师生星散。1935年，老社长叶春善逝世。这两三年，可以说是富连成的‘卧床重病时期’，或者说是‘黑暗时期’。”应该说，通过了解富连成历史和阅读这本《大事记》的记载，的确能够充分印证白化文先生的结论极为准确和深刻。

其实，白化文先生还忽略了一点，接下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富连成科班，所承受的已经不仅是社内资方垮塌、老社长病逝的内忧，还有因日本侵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环境的险恶。因此，时局变化危机下，特别是对因演出不景气专门召开社务会，提出“因时局甫定，各业凋敝……兹各同仁生活演戏应得之份暂按七成发放”云云的记载，恐怕更为富连成“黑暗时期”雪上加霜。

众所周知，1935年起，因老社长叶春善病重并逝世，富连成的社长大任落于叶龙章肩上。从《大事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既有赓续富连成的责任感，又因其人生经历与阅历，有着与父辈不一样的办班理念和改革之追求。《大事记》记录了他的许多新举措、新办法、新探索。

比如，叶龙章更加注重文化课的学习，由教育班主任傅佩之为低年级学生补习文化；更加关注科班学生的身体健康，主动请医生负责科班消毒和治疗病情；更加重视健康文明的保健习俗，为学生种牛痘；更加规范了学生家长探视制度，定专门时间，提供专门场所，供亲子交流；加大了到广播电台等的演出播音，推广科班影响，以及聘请更多优秀教师和出科的演员入科班担任教授。

《富连成社大事记》原本

这一切，都是内部变化和擘画的事项，若不是《大事记》记载，恐怕外人难以更翔实地了解，那么自然会对1936年8月到1939年3月期间，新社长所做的新举措知之不详。

此外，1936年8月到1939年3月，在富连成发生的几件大事，尽管是当时戏曲界很有影响的社会新闻，也均记载于京剧史中。但许多细节，若是没有看到《大事记》中第一手记录，也很难了解全貌。

如1936年9月29日，梅兰芳亲自到富连成，主动收李世芳等学生为徒，并做重要演讲。具体前期过程，特别是当天访问情境、演讲内容，甚至环境布置、议程细节、参加人等，在以往的记录中都没有《大事记》记载得真切、完整。这对于研究这个事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再如，1937年1月17日，发生的京剧历史上可以和评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活动媲美的“童伶冠军”评选，特别是颁奖典礼细节，在已见的史料中，尽管不乏当事人的各种回忆，但大都仅是站在个人角度的叙述。加上那时的获得者都是还未成年的科班学子，讲述和识见也自然不乏局限。在《大事记》中这个事件被记录得非常详尽，涉及的人员更广泛，颁奖和庆典细节也堪称全貌，可谓弥足珍贵。

通过《大事记》，我们还可改变以往的成见。比如，富连成不是封闭的旧科班，而是逐渐有着开放、交流自觉的新群体。比如，它和创办于1912年辛亥革命后陕西易俗社的交往，在1937年7月6日的记载中更是难得的。这是当时中国两个最有影响力和规模的戏曲科班，以及京剧和地方戏在旧文化环境下一次可贵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携手。从《大事记》对当时的交流过程和欢迎环境、书写标语的忠实记载，可以看到连大家一贯认为“保守”的富连成，也很注重戏剧在人生和社会中发挥更高尚意义与价值引领。

此外，《大事记》涉及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科班举办儿童节的肇始，包括自编的富连成儿童节歌曲，特别是一些行业祭祀内容和节庆习俗、细节，也是具有珍贵学术价值的宝贵史料。在现有京剧史料，特别是富连成的史料中，这些记载不但不可能见到，更不可能做到这样完整、细致。

四

《大事记》真正整理起来还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

首先，因为是旧时代的文本，所以必须做好准确、规范的断句，标明标点符号。

其次，书写者在记录过程中难免随意。因此，错字和名字书写不准确、不严谨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一些文字上的错误使用，我都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予以更正。特别是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必须对照原始准确的富连成的学员名单，因为过去了80多年，许多人、许多事在今天对我们都已极为陌生，或者根本就是头次接触，要弄明白可想而知不是易事。

最重要的是，注释的选择和注释内容的书写方面所花费的心血巨大。对此，我确定了以下原则。第一是重要历史事件采用《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辞典》的权威解释。第二是重大戏曲和文化事件，把所涉及人物的情况作简要介绍，但必须注释、准确清晰。第三是富连成科班内部的师生和管理者，力求尽最大努力，尽量标明生卒年和学习行当、所承担的科班工作，或者成名后的成就。但终究因为年代久远，一些在科班承担教学工作，或者学生中出科后发展、贡献不清楚的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人连生卒年都查找不到。对于这样的情况，尽管经过艰难努力，但还是限于自己的见识和掌握的资料，无奈标明“不详”。也期待今后有识者能够弥补我的缺憾与浅陋。

向京剧研究家钮骠请教

《大事记》中涉及的京剧演出剧目和科班活动中的一些内容，在编注中同样劳动量巨大。首先，对于传统戏，经常一剧多名，或者写作随意甚至舛误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对此，我既保留原记录面貌，同时注明大家更广泛认同的正确称谓。此外，也尽量说明剧名的其他一些叫法。其次，因为《大事记》涉及梅兰芳等一些京剧大师的演出，以及富连成社叶盛章等名家新编剧目、独创剧目，这些我在注释中特别提示出来，也可借阅读《大事记》普及一些京剧知识。

编注《大事记》的资料参照和内容依据，我作为附录罗列在了编注本之后。

向出科自富连成社的京剧名家谭元寿请教

随着阅读和编注的深入，我越发对这本《大事记》的价值肃然起敬，收获颇多知识与感想，也对其理应奉献给社会和更多戏迷朋友、研究者产生裨益充满信心。

必须感恩的是，自得到这本《大事记》后，我就开始向许多京剧界老前辈，特别是经历了富连成学习和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名家的请益、讨教。如曾经在富连成学艺的谭元寿先生、王世续先生、茹元俊先生等，还有与这本书中事件、人物关联很密切的梅葆玖先生、杜近芳先生等，多年来一直给予我教诲的师辈欧阳中石先生、马长礼先生、钮骠先生、奎生先生、陈志明先生、孙元喜先生、杨少春先生等梨园耆宿，以及往来一直很密切的京剧研究者赵晓东先生、和宝堂先生等。他们给予我许多宝贵的知识，也经常为我指明寻找史料佐证的路径。衷心感谢他们，也深感没有这些前辈和朋友的奖掖与点拨、指教，这本《富连成社大事记（轶本）》的编注工作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作者系中国剧协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责编 卢巍

制作 孙竹

主管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中国戏剧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