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他曾任大队书记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还出任山东省委书记，1979年为何被免职
1964年开春的厉家寨依旧缺水，沟壑里的黄土被风卷得满天飞。有人抱怨：“老天要是不下雨，今年还怎么活？”站在渠首的厉日耐摆摆手：“再难，也得把沟堵上，把水蓄起来。”一句话，把乡亲们的锄头和铁锹都调动了起来。
那一年，他不过三十出头，身份只是个大队党总支书记。可在乡亲眼里，他说话算数。三个月后，一道两公里长的土坝拦住了山涧，六百多亩旱地第一次喝上了水。玉米抽穗时，许多人望着绿油油的田垄直掉眼泪。水利部派人调研，这里被冠以“丘陵治水样板”，牌子挂在了村口，也挂进了当时的各种简报。
修坝只是序曲。紧接着，他和大队长厉月举又琢磨起光秃秃的荒坡。山上栽满耐旱苹果、板栗，村里立了块小黑板：绿化一天，收益十年。两年后，秋风一吹，坡上滚下的是红彤彤的苹果。“只要肯干，石头也能结瓜。”他在社员大会上边比划边说，这句话被县里的宣传队记了下来，后来出现在各地墙报。
这些看似土办法的探索把厉日耐推到了更高的平台。1970年，他被调去邻近的大山公社。当时的临沂地区刚从极端年代的震荡中缓过气来，吃饭问题仍压在心口。地委需要能摸得着泥、踏得了田的人，他正合适。一年后，他进了地委常委，兼管农业和民兵，三年内把灌溉覆盖率从三成拉到七成。外地同行来考察，他笑着自嘲：“我就是个庄稼把式，没别的本事，能把水引到地里就够了。”
1973年北京召开十届党代会，他以“来自丘陵山区的代表”身份进京开会，最终被选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会上有记者问：“基层干部进中央感觉怎样？”他回答得憨厚：“地里的庄稼不等人，我只惦记收成。”那句大白话，在会场上掀起一阵善意的笑声，也让人记住了山东来的一张黑黝黝的面孔。
进入省革委会后，他分管农业口。彼时山东连年遭灾，盐碱地、涝洼地一大片。他主张以“治水先行”配合农机化，小试牛刀后，全省两年新增粮食十亿斤。有人评价他懂技术、敢拍板，也有人说他太急躁，缺少宏观视野。褒贬声里，他在1976年被推到省委书记的位子，和几位老资格书记组成集体领导。
担子重，时间却不等人。省里要恢复钢铁、化工，也要稳住口粮。他奔波在胶东平原、鲁西丘陵，直到深夜还在灯下翻看土壤改良方案。秘书劝他歇会儿，他挥手：“麦苗长得快，文件不能慢。”那几年，全省小麦平均亩产突破350斤，靠的正是对水利和良种的紧盯不放。
然而风向说变就变。1978年底，为整顿多年积累的问题，全国开始大规模调整领导班子。1979年2月，中组部一纸命令，免去他的省委书记职务。消息传到办公楼，沉默最先降临。“你怪谁？”老同事低声问。“怪自己本事不够。”他笑得有点苦。
3月，他戴上县委副书记的袖标，到了临朐。白天跑企业、看田地，晚上挤在招待所写调研笔记。组织随后对他进行审查，结论是“工作方法简单，政治上无大错”。处置也就降为普通干部。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落差像晴天霹雳，他却在县工业公司干到1995年退休。有人问他有没有遗憾，他拍拍衣袖：“庄稼人嘛，只要还有块地，就能种出点东西。”
从泥腿子书记到省委一把手，又重回基层，他的轨迹像一条大河，大起大落，却始终围绕土地与庄稼打转。在那个注重“出身基层、懂得生产”的年代，他的经验成了政治资本；当风云突变，制度又让这种资本瞬间贬值。厉家寨的那道土坝至今还在，春水漫上渠岸，几行老苹果树依旧开花，只是浇树的人已在2002年冬季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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