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绝“假自首”坐了十年牢，曾担任山西革委会主任，71年被撤职

在大运动初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叫“61人叛徒集团案”，该案由江青、康生等人蓄意炮制，旨在攻击薄一波、安子文等61位老干部，更深层的用意在把少奇同志“拉”下来。

江、康等人歪曲历史，将1936年这些同志经党组织同意出狱一事，诬陷为“叛变投敌”行为，并声称此举得到了少奇同志的授意。通过这一系列污蔑中伤，少奇同志和61位老干部均被扣上“帽子”，从此陷入一段黑暗的岁月。

而此案能闹得这么大动静，有一个人是避不开的——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是他写了一封不实的信，将当年草岚子监狱的情况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成了江、康等人发难的武器。

运动时期互相指责的做法并不少见，为何刘格平的说法能起到如此效果呢？概因刘格平当年也在草岚子监狱中，并且他宁可多坐几年牢也不肯“自首”。有过相同经历，还特别有骨气，刘格平的话就让很多人被蒙蔽。

凭借此“功劳”，刘格平也得到了江、康等人的支持，很快返回山西夺权，并在不久后当上了山西的一把手。但是，在江女士并未失势的1971年，刘格平却被撤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刘格平也是老资格，1922年入团、1926年入党，配合过北伐，又领导过北方白区的地下斗争，也是经验丰富的早期革命者。

不过当年在北方工作太危险了，他曾多次身陷牢狱之灾。1934年在庆云县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因负伤被捕，就被关入位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院，也就是草岚子监狱，被判无期徒刑。

当时还有薄政委、安子文等人同被关押，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继续与敌抗争。1936年，北方局（少奇同志是负责人）在获得中央同意的前提下，向草岚子监狱内的同志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假自首”，以此保存革命的火种。

国民党在20年代末颁布过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里面有这样一条：“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怎么确保“有悔悟之心”呢？具体做法就是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所以北方局要求的“假自首”，就是让薄政委等人配合完成国民党需要的手续，先假意退党签字，出去后再革命。

既然有上级的要求和批准，薄政委、安子文等61人就履行了手续，完成“假自首”重获自由。可刘格平不愿意，他表示宁可牢底坐穿，也不向敌人投降。于是，他就又被关了8年，直到1944年才通过减刑出狱。

这坐牢10年的经历，对刘格平影响很大，原本跟他一起蹲大牢的狱友，此时已有不少成为了高级领导，而他却得千辛万苦才回归组织，被安排到天津工作。后面职务也不太高，主要搞些民运、组织方面的工作。

但刘格平在“假自首”一事上确实与众不同，表现非常坚定，加上他是少数民族（回族），拥有丰富的处理民族事务经验。

因此在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出席政协会议，成功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级别得到一个飞速提升。

当时组织还为他内定了另外一个职务——台湾省委副书记，这是看到台湾省那边少数民族较多，让刘格平发挥自身优势。可惜由于东北方向先燃起来战火，此事无奈搁置。

不过刘格平在中央有职务，此后地位一直都很高，52年定级时他被定为行政三级，与薄政委、邓公、乌兰夫以及大多数元帅相同。

客观来讲，如果不是他少数民族的身份，按照资历和历史职务，很难达到此高度。建国初期对于统战的考虑比较多，刘格平就在这方面得到一些照顾。

1958年，国家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身为中央委员的回族干部刘格平，就奉命参与筹建，自治区成立后又担任主席兼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在宁夏他只干了两年就因为涉及民族服装、地方民族主义等问题被撤职，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过了足足5年才重新安排到山西工作。

65年有不少受了处分的老干部都短暂复出，像彭总去西南大三线、黄克诚去山西、谭政去福建等等。这种安置，并没有给多大实权，很多方面还受到限制，刘格平也是此类情况。

但是，短短一年后，刘格平看到了机会。1966年秋，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少奇同志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被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被实际停止，相关集团还缺一个扩大打击面的借口。

刘格平想起那段草篮子监狱的往事，就于11月23日给中央WG小组顾问康生写了封信，康看后很感兴趣，12月初刘格平被叫到北京了解情况。

刘格平详细说明当时情况后，引起了中央WG小组的重视，后来刘格平的“证词”和信导致了“61人叛徒集团案”的发生，并使得少奇同志的处境更加困难。

靠着这“功劳”，刘格平得到了江女士等人的支持，被授意回山西“夺权”。1967年1月6日，刘格平返回山西后联络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忠等人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他自任组长。

同月12日，该小组拉拢多个“造”派头目，召集数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等单位的办公楼，抢夺一通后，发出《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成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都遭到打击，30日卫恒不堪受辱走了极端。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在公开场合宣布正式成立，并上报中央。2月25日，中央批复同意。不久山西省革委会也随之成立，由刘格平出任革委会主任，他成了该省实际一把手。

但这个核心小组内部分歧很大，刘格平主张让地方干部出任下面各级革委会的主任，张日清却希望让军分区和人武部的人当。实际他们都是希望自己麾下的人接掌山西省的各级政权。

涉及到核心利益的事，光靠自己肯定是争不出结果的，闹到最后谈不成就演变为武斗，整个山西被搅得乌烟瘴气。

眼看局势快要无法控制，中央决定出手干预。1967年4月至1967年7月，中央先后五次召开会议，只为解决山西的问题。

作为乱象的源头，刘格平和张日清都被叫到北京，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极其愤怒地点名批评刘、张二人。在这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都被留下来学习，也逐渐远离了政治舞台。

1971年，刘格平被撤职，下放到唐山陶瓷厂劳动了6年时间，直到运动结束后，他的处境才逐渐改善。晚年的刘格平主要就生活在北京，1992年病逝。

他的一生很难评价，有勇敢之时也有投机之举，有高峰阶段也有低谷时期，只能说人都是复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