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境遇，是衡量可持续发展最直观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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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境遇，是衡量可持续发展最直观的标尺

近日，郑永年教授出席“全球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对话·深圳城市指数（UIS）产品全球发布会”，并在会上进行主旨发言。郑永年教授指出，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最直观的标尺，就是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境遇。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青年友好，重视软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让技术和城市指标体系真正服务于治理，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扎下根。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全球城市发展正面临两种相互关联的危机：一方面，人才和资源不断流向少数头部城市，许多中小城市因年轻人外流而陷入老龄化、消费疲软乃至公共服务难以维系的困境；另一方面，大城市虽然吸引着年轻人，却因高房价、激烈竞争和职业道路愈发艰难，让年轻人难以真正扎根。在他看来，这二者实为同一种发展模式失衡的两面。

他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勾勒了未来可持续城市的基本图景：

第一，城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城市化归根结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及基础设施都应服务于人，支撑人们工作、生活、成家并形成归属感。

第二，未来的城市必须是“青年友好”的城市。城市应将创新政策与青年就业政策贯通起来，由高校、职业院校、企业和公共机构共同铺设从学习到实践、从实践到创新的成长通道；同时，让年轻人拥有一条从教育走向稳定生活的现实路径，将就业、住房、育儿和工作时间等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系统统筹考虑。

第三，城市必须大力投资“软设施”。教育、医疗、可负担住房、托育、养老、社会保障等软性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硬设施”让货物、资本和人员流动起来，“软设施”则让人们能够安心生活、持续学习、敢于冒险。

第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一个城市群不应是一群城市争当中心的“角斗场”，而应是一个有机协同的整体：有的城市擅长研发，有的擅长制造，有的擅长金融，有的则提供低成本居住空间或发挥生态资源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潜力，就来自不同制度与不同优势之间的互动融合。这既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实现“硬连接”，也需要通过规则、标准和制度实现“软连接”。

第五，技术和城市指标体系必须服务于更好的治理。郑永年教授指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治理才决定方向。城市指标应高度重视“代际可持续性”（intergenerational sustainability），并更多衡量结果，而非仅仅衡量投入。例如，大学数量是投入，毕业生能否找到合适工作是结果；新建住房面积是投入，年轻劳动者是否买得起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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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亚太经济，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郑永年教授指出，亚太作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正成为影响中美合作的重要因素。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如果能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推动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和平。

郑永年教授指出，亚太是世界经济的重心。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亚太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展望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中国、日本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东盟整体正在崛起，印度也在实行“向东看”战略，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因此，亚太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亚太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经济失衡，尤其是世界经济失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贸易战，第二任期又推行“对等”贸易政策，其影响已从中美之间扩展到整个世界经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经济失衡的广泛性：至少在特朗普看来，贸易失衡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经济包括人工智能部门已经出现过度金融化现象，人工智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使其不断需要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一旦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外国投资者是否还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出口持续增长，贸易盈余保持在较高水平。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近年来一直在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郑永年教授指出，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能不断形成、扩散和重组的过程。如果没有早期西方国家的产能扩张，以及技术和产能向非西方国家流动，就不会形成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各国都实行自给自足，也就不会有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全球化。中国应当思考如何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作出贡献，而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产能作出贡献。

郑永年教授指出，世界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平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路过度聚焦于几个大型经济体，尤其是中美两国。如果转换思路，通过中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消费，世界经济再平衡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高度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基础科研、金融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软件，以及农产品和能源的大规模生产；中国则在基础技术、工业技术向应用技术转化，以及实体经济、制造业和软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对农产品、大众商品和能源存在大量需求。因此，无论双方如何竞争，都很难真正“脱钩”。

这种互补性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美国走的是闭源、精英路线，中国走的是开源、大众路线。美国如果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其人工智能泡沫可能破裂；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则具有性能较好、质量较高、价格较低等特点，也受到一些美国和欧洲企业欢迎。但由于政治因素，双方相互竞争、相互限制，彼此的技术和产品难以得到充分使用，这种局面有碍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多倾向于同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开展合作、形成联盟。因为这些发达经济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承担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较高的使用成本；与此同时，日本、欧洲等经济体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为了不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失去发展机会，也需要与美国开展合作。

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人工智能目前更多面向全球南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工智能走的是开源、大众化路线，因此更容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逐步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人工智能。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目前主要通过与发达经济体合作来推动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而中国则更多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来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两种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可以放到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再平衡的框架下加以理解。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相互嵌入是难以避免的。无论美国政治人物采取何种政治或意识形态方式，也很难阻止美国企业根据实际需求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所需成本和价格大约只有美国大模型的10%，但性能可以达到美国大模型的90%，甚至更高。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美国企业也开始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

郑永年教授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未必能够长期奏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往往还是经济本身。因此，政治人物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从经验层面看，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在他看来，这并非没有可能，核心还是政治互信问题。

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政治互信。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有过多次互访，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在接下来的几次会晤中，双方还有可能形成更大的共识。

郑永年：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突破”，更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近日，21财经报道发布了郑永年教授在为方兴东教授《昇腾崛起》一书所作序言。郑教授指出，现下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国家间竞争，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在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平台即治理”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竞争规则。

江苏沙龙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电子元件自动检测线正开展检测作业。 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展开的国家间竞争，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技术也逐渐成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在全球技术体系高度集中化的背景下，后发国家面临的已不只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整个技术栈的结构性依附。

中国形成了在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通过平台化方式实现资源快速聚合与迭代优化的产业组织逻辑。但这种统筹协同、聚力攻坚的发展路径，也对创新体系的长期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欧洲和中国正在形成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各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把自身优势最大化，而在于能否保持“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技术生态。真正决定未来竞争胜负的，将是一个国家能否在长期博弈中持续统筹技术、资本与制度三者协同的能力，这正是“系统性能力竞争”的现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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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金融+制造+科创”，以优势互补推动甬港融合发展

近日，2026甬港经济合作论坛日前在香港举办。郑永年在论坛接受了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甬港合作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地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推动香港的基础科研、国际金融和制度规则优势，与宁波的制造业基础、应用场景和技术转化能力深度结合，并联动杭州人工智能应用转化能力，探索形成“宁波+杭州+香港”创新三角和“金融+制造+科创”闭环。

郑永年教授接受宁波日报旗下新媒体“甬派”专访。（视频）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甬港合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

甬港两地融合不能只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应实现分工协作的机制贯通。宁波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应用技术转化能力强；香港则在源头创新、基础科研、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国际化规则体系等方面具有优势。“香港研发、内地转化、国际资本、全球市场”的模式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实践中展现巨大潜力，同样适用于甬港合作。

他认为，宁波可重点从五个方面深化甬港合作。

一是深化科创协同，形成“宁波+杭州+香港”创新三角。将宁波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丰富的应用场景、杭州的人工智能应用转化能力与香港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结合起来。

二是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把“热钱”转化为“耐心资本”。宁波可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经验，探索形成“金融+制造+科创”闭环。

三是对接香港规则，深化制度型开放。宁波可在高等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探索接轨香港国际化规则，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壁垒，畅通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推动规则衔接与标准互认。

四是把香港作为宁波企业“出海”的重要第一站。充分利用香港在跨境金融、涉外法律、国际仲裁等方面的高端服务资源，为宁波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的服务。

五是拓宽“宁波帮”的概念边界，整合教育和人才资源。打破传统商界局限，吸纳海内外甬籍学术、科研人才参与家乡建设。

郑永年教授强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靠几个产业的迭代升级，必须推进整个城市的系统性升级。东亚经济体一些主要城市已完成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城市升级”，这一发展路径值得宁波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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