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高敬亭的女儿为父申冤，毛主席沉思后：这事主要责任在项英同志

对于当年很多新四军的救人来说，高敬亭之死在他们心中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这位曾经带着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将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种种误会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时过多年之后，高敬亭的女儿再一次向中央伸张父亲的冤屈。这一次毛主席没有回避问题，沉思一段时间之后怅然说道：这个事，项英同志有很大责任。

层层叠甲

《左传》有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些错误一旦形成，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

1938年秋天，延安方面提出来要高敬亭带领新四军的第四支队向皖东方向进军，去到那里开展根据地。

然而这一命令虽然下来了，但是高敬亭却一直按兵不动。

其实在高敬亭视角看来，大别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之前白崇禧的桂系在大别山开展活动他就相当警惕，他不止一次向延安建议要对白崇禧提高警惕，我们自己要大力发展大别山根据地。

然而此时白崇禧的思想正在延安的正如之中，白崇禧在大别山这里跟日本人展开了游击战，而之前一直在这里生存发展的高敬亭部撤出大别山地区转进皖东地区一方面确实要开拓新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要给白崇禧表明一个态度。

但是这样的良苦用心，高敬亭不理解，但是他这种不理解和对形势的理解，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就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

对于高敬亭的不理解，新四军军部也想方设法对他做工作。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命过江，高敬亭先说要“考虑”，后来又不认同。

到1939年春，新四军军部给高敬亭的最后期限一推再推，他却依然按兵不动。

这个时候，有个人彻底受不了了，他就是项英。

项英当时对于高敬亭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提醒已经很生气的军长叶挺：“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

项甚至多次强调：如何处分一定要报延安批准，不能擅自做主。

然而当叶挺真的动了杀心之后，项英不仅没有阻拦，反而在事后向中央发电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

好话全让他说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新四军军部队伍高敬亭不满意的情绪越来越深的时候，四支队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9年5月，高敬亭带领的四支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投奔了桂系李品仙。

叶挺闻讯飞马赶到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

高敬亭因病缺席。

由于他们讨论是高敬亭的亲信，经验是高一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此次性质极为恶劣，而高敬亭明显有失察之罪过，如今也无法到达现场，让很多人心中以为高敬亭是心虚不敢出现。

于是原本是批判曹杨二人叛逃的会议，开着开着就变成了批判高敬亭。

6月20日，项英向延安和重庆发出了枪决高敬亭的电报。然而重庆方面老蒋看到电报之后，几乎高兴得跳起来，当即回复道：“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之前一直诟病新四军向重庆发报申请枪毙高敬亭。但实际上，新四军毕竟名义上也是重庆管辖的队伍，所以向重庆发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叶挺等人也可能是担心夜长梦多，害怕高敬亭这样的重要人物像曹杨二人一样叛逃，于是决定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所以他们想处决了高敬亭。

延安的意见是：“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

至于高敬亭本人，上级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

6月24日上午八时，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环视众人，朗声说道：“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枪声响了，这位带领队伍纵横大别山的游击将领就此落幕。

徐海东后来接替高敬亭出任四支队司令员，他感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1952年，毛主席到皖中视察，听到当地干部提起高敬亭，叹息道：“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