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吴佩孚恩怨始末：一度对骂两次交手，为灭冯玉祥磕头结拜

1926年6月28日，两个五年前还在互相宣布"十大罪状"与"八大罪状"、隔空对骂"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老冤家，此刻正插香换帖、磕头结拜。

51岁的张作霖管52岁的吴佩孚叫"大哥"，吴佩孚则回称"雨帅"。这出戏码荒唐得连在场的人都觉得不真实——要知道，就在两年前，吴佩孚还从塘沽港坐着"华甲舰"仓皇南逃，临行前遥望北京长叹"非战之罪，实遭人算"；而张作霖则刚刚入主北京，志得意满。

可北洋的规矩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对从互相鄙夷到互相敬重、从兵戎相见到义结金兰的宿敌，其恩怨纠葛远比戏文更曲折，也更值得细说。

两人的梁子，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就结下了。那时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联手打垮皖系段祺瑞，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有一次曹锟带着麾下大将吴佩孚去天津跟张作霖谈事，席间吴佩孚频频插嘴发表见解。张作霖当场就翻了脸，指着吴佩孚的鼻子斥责："你以一师长，在某与三哥面前自由发言，擅做主张，成何体统？此间某之部下师长非止一人，若竟效之，岂不乱了套吗？"

这番话把吴佩孚臊得面红耳赤。他本是山东蓬莱秀才出身，中过科举、读过军校，骨子里最看不起的就是绿林土匪，此刻被"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当众羞辱，当场拂袖而去，恨恨地甩下一句话："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

这句话不是酒后失言，而是后来两次直奉战争的伏笔。

北洋军阀内部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歧视链：留过学的段祺瑞看不上贩布出身的曹锟，军校出身的吴佩孚看不上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在吴佩孚眼里，张作霖不过是个"野路子的土匪"，奉军也是"行动缓慢、纪律松弛"的乌合之众。

而在张作霖看来，吴佩孚不过是个"小小的师长"，仗着在湖南打了几个胜仗就盛气凌人，"充其量你也就是在湖南打了几个胜仗而已，你跟我老张怎么比呀"。

这种出身与资历的双重互轻，注定了两人不可能和平共处。

两人矛盾真正激化是在1922年初。张作霖扶植亲日派梁士诒组阁，吴佩孚抓住梁士诒在山东问题上媚日卖国的把柄，亲自执笔通电全国，学韩愈《祭鳄鱼文》的笔法，"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逼梁士诒下台。

随后吴佩孚联合直系六省军阀，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从"障碍统一、危害国体、勾通外人"到"纵匪殃民、黩武逞兵、行同盗匪"，骂得酣畅淋漓，甚至把张作霖比作"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张作霖哪是吃素的？他随即宣布吴佩孚"八大罪状"："吴氏之贪、吴氏之鄙、吴氏之狠、吴氏之忍、吴氏之险、吴氏之妄、吴氏之诈、吴氏之狂"。

双方电报对骂两个月，把民国政坛的体面撕了个粉碎。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信心满满，奉军纸面实力占优：12万人对直军10万，火炮更多，军饷更足，还带了成箱的光洋准备赏人。

可仗打起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奉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大多是草莽绿林出身，"凭着勇猛和哥们义气打点小规模战争可以，但遇到正规军队和大型战争，见识和能力就都跟不上了"。

吴佩孚则精读兵书、治军严明，"有七昼夜未睡眠，一切排阵计划，煞费苦心"，还出动了中国最早的空军参战。

结果奉军一触即溃，短短六天就全线崩溃，有将领哀叹："就是宰六万头猪也不至于这么快！"

张作霖狼狈退回关外，吴佩孚得意洋洋地发去一封羞辱电报："胜败是兵家之常，无足介意，退兵须按照秩序退却，如公无力制止，佩孚助送出关。"

奉军败退至山海关时，张学良、郭松龄率新派奉军拼死阻击，顶住了直军攻势。吴佩孚顾忌"穷寇勿追"的兵法，选择了收兵言和。

吴佩孚此举让张学良记了一辈子。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批评吴佩孚："我最不佩服吴佩孚了，真的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当时他若自山海关全力追击，可以把东北给解决了，因为东北的力量已经打败了，就剩我的梯队了。"

张学良甚至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还犯了"逐次增加"的兵家大忌，"打败了再增加力量，再被打败了再增加力量"，完全不是现代军队的打法。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惨败，对张作霖是奇耻大辱。他痛定思痛，对心腹杨宇霆说："我奉军素质太差，绿林老将指挥无能，士兵尽是乌合之众！"

随后他大刀阔斧改革：裁撤老派绿林将领，重用杨宇霆、郭松龄、姜登选等军校毕业生；废师制改旅制；扩建东北讲武堂；建立空军和兵工厂。短短两年，奉军从一支"土匪部队"蜕变为装备最现代化的劲旅。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军有备而来，而直系却内忧外患：吴佩孚克扣冯玉祥军饷长达11个月，逼走了这个关键盟友；内部王承斌、齐燮元等人与他矛盾重重。

更致命的是，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回师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从塘沽南逃时只带了两千残部。

打败了吴佩孚的张作霖，态度却出人意料。他公开说："此人拥曹护宪，倔强到底，不论宗旨如何，究不失为光明磊落的汉子。以前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当然要悬赏捉拿他。现在军事告终，对吴如何处置，我们概不过问。"

这番话不是客套。

当吴佩孚得知老上司曹锟被冯玉祥囚禁、去留取决于张作霖后，立即给张作霖发去一封电报："这次战争所有一切，均由我吴佩孚一人主持，绝不与曹仲老相干。你早晨把仲老释出，我晚上就亲赴辕门，请君处置。"

张作霖看到电报后，对左右感慨道："人家'曹仲珊'用的人是这样义气，真是忠心于他的，吴子玉确实是好样的！"

从这一刻起，张作霖对吴佩孚的评价彻底变了，他不再叫"吴小鬼"，改称"吴子玉"；不再轻视这个"小小的师长"，而是认可了他的担当与骨气。

这种认可，在1925年后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合作。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国民军坐大，让张作霖和吴佩孚同时感受到了威胁，两人从"互相敌视"转向"联合讨赤"。1926年1月，张作霖派杨宇霆与吴佩孚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达成初步谅解；张景惠亲赴汉口向吴佩孚表示合作意愿。

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主张恢复约法，直奉两大军阀集团正式结成联盟。

1926年6月28日，两人在北京顺承王府会晤，随后正式结拜为兄弟。

吴佩孚长衫马褂，张作霖一身戎装，两人拱手相迎，说的都是"同心救国"、"信义为重"的场面话。

但台面下的博弈一刻没停：吴佩孚主张恢复曹锟法统，张作霖希望恢复约法召开新国会；两人在地盘分配上争吵不休。最后吴佩孚做出让步，同意直隶警备司令由张学良担任，还说"要是其他奉军将领来当，他第一个不同意"。

这既是给张作霖面子，也是两人博弈后的现实妥协。

但这场"兄弟情"注定是短暂的。

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敬重，始终带着胜利者的宽容；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妥协，始终带着失败者的无奈。1921年美国记者宝爱莲采访张作霖时，张作霖曾说中国"病入膏肓"，需要动手术，而"阻碍国家统一、重建以及和平的障碍物"就是吴佩孚。

五年后两人虽然结拜，但张作霖的野心从未改变——他终究要当那个"外科医生"，而吴佩孚不过是他手术台上暂时不需要切除的器官。

至于吴佩孚对张作霖的真实看法，则更为复杂。他一辈子看不起张作霖的绿林出身，即使在合作期间，这种鄙夷也藏不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张作霖"能屈能伸、忍辱负重"，败了能变革，输了能重来，这是北洋其他军阀都不具备的本事。

吴佩孚自己则是另一种性格：倔强到底、宁折不弯。他晚年困居北平，日本人多次拉拢，他始终不肯出山，1939年死于日本牙医之手，也算保持了晚节。

张作霖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两人殊途同归，都死于日本人之手。

对于这对冤家宿敌的恩怨，最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的评价。作为亲历两次直奉战争的奉系少帅，张学良晚年对吴佩孚的评价极低："我那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不晓得吴佩孚当年会得到那么大的名气。"

他甚至说吴佩孚"只是会写点字的文人"，"除了吹嘘以外，没有别的能耐"。

但张学良也承认，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若不是吴佩孚停止追击，奉军可能早已覆灭。这种矛盾的评价，恰恰说明吴佩孚不是张学良理解的那种"现代军人"——他熟读兵书、讲究"穷寇勿追"，在旧式军队的逻辑里这是谨慎，在新派军人眼里却是怯懦。

从历史的本质上看，张作霖与吴佩孚的恩怨，实质上是北洋两种路线的碰撞：一种是绿林草莽的实用主义，一种是科举秀才的道德高调。张作霖可以为了利益与宿敌结拜，吴佩孚可以为了义气替曹锟担责；张作霖善于革新、能屈能伸，吴佩孚固执己见、宁为玉碎。两人互相轻视过、互相辱骂过、互相打败过，最后又互相需要过。

1926年的那一炷香，烧的不是兄弟情义，而是北洋乱世里两个枭雄对现实的妥协。

一年后北伐军席卷南方，这对结拜兄弟的联盟土崩瓦解，张作霖退回东北，吴佩孚流落四川，北洋的时代就此落幕。

他们留下的，不是统一的江山，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标本：一个证明土匪也能做成大事，一个证明秀才终究打不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