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邮寄快递小卡片涉诈骗罪，最终改帮信罪获不起诉结果

案情简介

当事人在某工厂打工，负责场地管理工作，工作内容包括按照厂方安排寄送快递小卡片，因寄送的小卡片上印有涉诈信息，导致有受害人被诈骗20余万元。公安机关以当事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当事人被逮捕后，其家属委托本律师介入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通过会见当事人、查阅案卷材料，发现本案在罪名适用上存在重大问题——当事人仅是按月领取固定工资的普通务工人员，既未参与诈骗犯罪的策划与实施，也未对诈骗所得进行分赃，其行为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特征，而非诈骗罪共犯。

争议焦点

本案看似事实清楚，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多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争议焦点，也是辩护工作的核心突破口：

第一，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罪的犯罪故意？

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即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而参与其中。本案中，当事人作为普通劳务人员，仅负责寄送卡片这一物理性、辅助性工作，按月领取固定工资，对小卡片背后是否存在完整的诈骗链条、诈骗如何具体实施、诈骗所得如何分配，均缺乏明确认知。其主观上是否达到诈骗罪共犯所要求的“明知”程度，是本案定性的关键。

第二，当事人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两罪在法定刑上差异巨大：诈骗罪数额巨大（20万元已属“数额巨大”）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更重要的是，两罪的构成要件存在本质区别：诈骗罪是直接实施诈骗的正犯或共犯，而帮信罪是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独立罪名。

第三，对仅领取固定工资的普通务工人员，如何处罚才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若以诈骗罪定罪，当事人需对20余万元的诈骗总额承担刑事责任，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其在整个犯罪链条中仅领取固定工资，未从诈骗所得中获取额外利益，若以诈骗罪重判，将导致刑罚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严重失衡。

第四，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在变更罪名为帮信罪后，当事人的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起诉必要性，能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审查起诉阶段需要争取的最终目标。

辩护思路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我们制定了“层层递进、由罪重到罪轻、由起诉到不诉”的辩护策略，先否定诈骗罪共犯的成立，再论证帮信罪的准确定性，最后争取相对不起诉。

（一）当事人不具有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故意

根据《刑法》第25条第1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与诈骗实行犯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或者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改号软件、通话线路等技术帮助的，以诈骗罪共犯论处。但该规定的适用以“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前提。

本案中，当事人的主观认知程度远未达到“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的程度：

其一，从其身份地位看，当事人仅是工厂的普通务工人员，负责场地管理和寄送卡片，不参与工厂的经营决策，不接触诈骗的核心环节，对卡片的具体用途、是否有人被诈骗、诈骗金额多少均不知情。

其二，从其获利方式看，当事人按月领取固定工资，其收入与诈骗所得之间没有关联，未参与诈骗分赃。这与诈骗团伙中按比例分成、获取高额报酬的成员有本质区别。

其三，从其认知能力看，当事人作为普通务工人员，文化水平和法律认知有限，难以认识到寄送卡片的行为与诈骗犯罪之间的关联。要求其对卡片背后可能存在的诈骗链条承担诈骗罪共犯的刑事责任，显然超出了其主观认知范围。

（二）当事人的行为应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非诈骗罪共犯

《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核心区别在于：帮信罪的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具体实施者、具体被害人并不知情，仅提供了较为外围的、泛化的帮助；而诈骗罪共犯则对诈骗犯罪有明确认知，与诈骗实行犯之间存在紧密的意思联络。

本案中，当事人寄送的小卡片仅承载推广类信息，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分发的物理帮助，无法直接指向具体的诈骗行为。当事人不知道卡片被谁使用、如何使用、用于何种具体犯罪，其帮助行为是泛化的、不特定的，更符合帮信罪的构成特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十一条，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本案中，当事人不存在上述任何一种可以推定“明知”的情形。其作为普通员工，按指令寄送卡片，领取固定报酬，没有任何逃避监管或异常行为。即便认定其对卡片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存在一定程度的概括性认识，也仅能达到帮信罪所要求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程度，而不能达到诈骗罪共犯所要求的“明知他人实施具体诈骗犯罪”的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帮信罪很多人会误以为一定要以网络媒介，那物流行业能不能构成帮信。我们认为物流行业也是有网络载体，理论上是可以构成帮信的，否则这个案件很难处理。

（三）以诈骗罪定罪量刑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本案涉案金额20余万元，若以诈骗罪定罪，属于“数额巨大”，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处于最末端、最外围的地位，仅领取固定工资，未从诈骗所得中获取任何额外利益，其行为对诈骗结果的原因力较小，主观恶性明显较低。

我们检索了大量类案，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仅领取固定工资、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员，在能认定为帮信罪的情况下，一般不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即便认定为帮信罪，对于其中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的务工人员，也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若对当事人以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将导致同类行为不同处理、刑罚严重失衡的结果，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四）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在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帮信罪后，当事人的行为依法已属轻罪。进一步看，当事人还具有多项从宽情节：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悔罪态度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仅领取固定工资，违法所得较少，自愿退出违法所得；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综合全案情节，当事人完全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条件，没有追诉的必要性。

律师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们立即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及时会见，固定核心事实。

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详细了解其在工厂的具体岗位职责、工作内容、薪资标准、入职经过，重点核实其对小卡片内容的认知程度、是否知晓卡片被用于诈骗、是否参与诈骗分赃等关键事实，固定其仅为普通务工人员、按月领取固定工资、无诈骗共同故意的核心证据。

第二，深入研究法律和类案，构建辩护体系。

系统梳理了诈骗罪与帮信罪的界限、帮信罪“明知”的认定标准、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司法政策等法律问题，检索了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检察院关于快递小卡片类网络犯罪案件的生效裁判和不起诉决定，归纳出“对仅领取固定工资的外围务工人员不宜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裁判规则，形成了完整的法律论证框架。

第三，撰写并提交详细的法律意见书。

围绕主观故意、罪名界限、罪责刑相适应、不起诉条件四个层次，撰写了详细的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从事实、证据、法律、类案等多个维度充分论证当事人不构成诈骗罪、应认定为帮信罪且情节轻微可不起诉，并附相关司法解释、类案裁判文书作为支撑，提交给承办检察官。

案件结果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采纳了我们的核心辩护意见：

• 认定当事人作为普通务工人员，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故意，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共犯的构成要件；
• 将案件定性由诈骗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定刑从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降为三年以下；
•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因素，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在被逮捕后获释，避免了被判处刑罚、留下犯罪记录的严重后果。

结语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快递小卡片类网络犯罪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应当严格区分诈骗正犯、诈骗共犯与帮信罪的界限，特别是对于仅领取固定工资、从事外围辅助性工作的普通务工人员，不能简单以诈骗总额为依据、以诈骗罪共犯重处，而应当根据其主观认知程度、行为参与深度、获利情况等因素准确定性，罚当其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个独立罪名，其立法本意就是将信息网络犯罪外围的、泛化的帮助行为单独评价，避免一律以诈骗罪等重罪共犯论处导致的刑罚畸重。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深入研究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规范界限，善用司法解释关于“明知”认定的具体标准，结合类案裁判规则，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定性和处理结果。

同时，本案也提醒广大务工人员，在求职过程中应当提高法律意识，对于工作内容明显异常、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岗位，要保持警惕，避免因法律认知不足而沦为网络犯罪的工具，最终身陷囹圄。一旦涉刑，应当及时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在审查起诉等关键阶段充分行使辩护权，争取不批捕、不起诉等有利结果。

作者简介：黄毅律师，95后，广西南宁刑事律师，硕士学位，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广西刑事律师论辩赛“最佳风采奖”，亲办案件获广西律协2020-2025优秀案例，执业以来获多起无罪（含不起诉、撤回起诉、取保后不追责）、取保候审结果，办案全程可视化，各流程主动反馈，打破信息差，保证刑事案件家属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