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开国领袖空中保驾——何廷一将军的独家叙述（上）

文/钟兆云

老人总是喜欢回忆往事。

开国少将何廷一自1949年8月初奉令率十四兵团机关及直属队进京，成立空军司令部后，自此再没有换下过蓝军裤。这位空军的第一代元勋，最难忘的是为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空中保驾生涯……

A篇：毛泽东称他为“保驾将军”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坐飞机，他和空军首脑们忙得团团转

中国空军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先办航校，尔后整顿充实机关，接着组建空军部队，加上志愿军空军抗美援朝，任务一个接一个，工作紧张而繁忙。那些年，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空军司令部的小楼内，灯光经常通宵达旦地亮着，身为司令部参谋处长的何廷一跟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一天三班，成了最忙的三个人。从1949年11月直至朝鲜停战，他们没有过上一个礼拜天，睡过一个囫囵觉。辛勤的工作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才有了抗美援朝、支援进军西藏、国内防空作战和协同陆海军解放沿海岛屿等的胜利。而且，空军开辟北京至拉萨的航线，飞越世界屋脊高原的试航已获得成功。空军的第一代创业者不负中南海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中国空军这只雏鹰，在风云激荡的长空中正一天天丰满自己的翅膀。

空军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长足的发展，除了刘亚楼为首的领导班子的智慧和激情，离不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且不说买飞机，中央为空军建校拨款就不惜血本。当初，一所航校的开办费为25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6所航校，大约1500多亿，一个在战乱后百业待兴的年轻共和国，财政拮据，处处急需经费，然而为了人民空军迅速腾飞，毅然拨出这笔巨款，是要下多大的决心呀！空军所需的各项经费中央尽量给予满足，可以说有求必应。有一年毛泽东亲自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商量，把给海军一笔用来购买舰船的巨款划归空军。就连空军机关的生活待遇，空地勤人员的待遇，也都是毛泽东亲批的。

大凡一个国家的领袖，都有自己的专机，如美国总统所拥有的“空军一号”。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和国组建了自己的空军，民航也从无到有。按理，作为堂堂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也应有专机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是中国空军不设专机吗？非也。1952年5月，刘亚楼即指示以华北空运大队在西郊机场组建空军独立第三团，其任务主要是运送军内的领导同志，兼其他空运任务(包括重大会议的代表等)。独三团第一次执行专机任务是1952年7月12日送邓小平从北京到成都，后来除多次执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的专机任务外，还完成了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以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外国元首在我国访问时的空运任务，从客观上形成了专机团的态势。刘亚楼访苏时了解到苏联有个专机团，就设想在中国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专机团。主客观两相结合，条件成熟，专机团便应运而生。

是专机团水平不上档次吗？非也。许多乘坐过独三团飞机的外国首脑，对机组能做到安全准点、优质服务、礼貌待人，都交口称赞。专机团在执行任务时，经常出现这样的华章：按通报的时间，专机轻轻地降落在跑道上，这一瞬间，客舱的外宾们正看着手表，顿时就能听到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不独是空军的荣誉，也是共和国的荣誉。可以说，中国空军的专机团成了增进国际友好关系的桥梁。

为了应付紧急专机任务，专机团各大队、各机型每天都有值班人员，做到空军领导机关一声令下，半小时内就能出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春夏秋冬，不分节假日，只要需要，机组随时可以飞向蓝天。从空军司令员到团里的普通一兵，都把专机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全体人员群策群力，共同为专机飞行安全、为首长乘坐飞机舒服而努力（后来，随着接送首长范围扩大，专机任务增多，又在团的基础上改建为师，即三十四师）。

◆毛泽东与接见工作人员，前排左五为何廷一。

毛泽东对空军的厚爱尽人皆知，可他不仅没有专机，每每外出要求空军给派飞机时，都遭拒绝。堂堂的党、国家和军委主席，连坐飞机的权力都享受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曾有一条禁止他坐飞机的不成文规定。因此毛泽东几次向刘亚楼提出要坐飞机，刘亚楼都以“空军没啥好飞机，飞行员水平也不高”为由，委婉地加以回绝。面对集体的决定、战友们的关心，好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只好“忍气吞声”，个人服从组织嘛。每次离京出巡，他只能将就着坐专列。

作为分管专机工作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当然知道这一内情并赞成中央决定的，只不过，他还有个小心思，想毛主席经常要到祖国各地视察工作，从长远的眼光看，泱泱大国的领袖不能乘坐自己空军的飞机，还真是说不过去。

1956年4月底，刘亚楼一个电话，把何廷一等人召到了办公室，说：“主席又想坐飞机了，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我请了少奇同志、总理他们劝驾，可也没拦住。”

原来，虽然中央有个禁止自己乘坐飞机的规定，可毛泽东想坐飞机的愿望是愈来愈强烈，尤其是看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外出，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羡慕之余，心也痒痒的。1956年在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后，他准备于“五一”后南下广州考察社情，于是亲自打电话给刘亚楼，又提出了坐飞机的事。刘亚楼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空军飞行员水平不高，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刘亚楼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空军组建不久，摔飞机的事时有发生，万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空中失事，他和空军可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待？！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便搬用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可这次毛泽东并不领情。

毛泽东要坐飞机南下广州的决定已无法更改，那么，坐什么样的飞机，请什么人驾驶，便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

刘亚楼仿佛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说:“当初中央几位领导考虑租用外国的飞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可主席坚决不同意，说我们有了自己的空军，有了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还要坐外国的飞机？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要坐我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

何廷一听得浑身一震，心想，这正是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民族自尊与伟大领袖的气魄。

刘亚楼继续说：“主席说了，我们空军有啥飞机有啥飞行员，他就坐啥，一切听我们的便。主席要坐我们的飞机，这不仅仅是对空军的信赖，也是对专机飞行员极大的鼓舞。中央指示我们要挑选最好的飞机和飞行技术水平最高的飞行员，来执行主席专机的飞行任务。因此我认为，我们空军要从思想上、技术上、组织指挥以及地面保障等各个方面做好工作，在空中精心实施，做到万无一失。”

在选择机长时，刘亚楼从众多人选中亲自筛选出专机团团长胡萍。胡萍自1954年以来多次执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任务，驾驶技术好。驾驶员落实后，飞机的选择便成了热点问题。此时空军的客机只有里-2和伊尔-14两种，该选择哪种机型呢？还是刘亚楼拍板，决定让里-2送毛泽东“巡天遥看一千河”，照他的话来说:“伊尔-14虽然航速比里-2快120公里，但进口才半年，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性能；里-2的航速虽慢些，但已经使用了五六年，经受了考验，安全性能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速度和安全，我们要更看重后者。”

首次执行毛泽东的专机任务，事关重大。刘亚楼亲自召见胡萍，当面向他交待任务。接着，刘亚楼又亲自审查、考察了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机械员、服务员等机组人员。机组人员的力量配备很强：副驾驶陈锦忠，通讯员柳昆尚，领航员张振民，机械师舒执章，空中服务员郭桂卿。

空军独三团对选定的飞机进行了检查试飞，反反复复里里外外地进行了清洗。飞机几次试飞和检查后，铅封起来，派出专人看守，不许外人接近。4月30日，负责中央警卫局工作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驱车来到西郊机场，了解飞机的准备情况，并让机械师将特意装在飞机上的软床垫换成硬木板。

5月3日，是毛泽东出行的日子。大清早，何廷一便接到刘亚楼的电话，要他再去机场看看，一定要仔细检查飞机的飞行、发动机及其他特种设备的情况。

何廷一驱车赶到西郊机场时，胡萍率机组会同地勤人员已经在飞机旁候着了。飞机试飞完毕，机件检查完好，机身已拭擦干净，草绿色的里-2型8205号专机正英姿焕发地伫立在宽阔平坦的停机坪上，整装待命。里-2的两个主轮在前边，一个小轮在飞机尾部，故称 “后三点”式飞机，与现代飞机普遍采用的“前三点”正好相反。远远望去，但见它前高后低，给人以抬头仰望之感。里-2的机翼两侧各装一台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飞行高度3000米左右，时速240多公里，在加满油的情况下只能乘坐15人左右。

何廷一赶到现场后，要机组在机场上空再试飞一圈，他要亲眼目睹飞机完好，保证万无一失。这个命令，直搞得机组人员心中纳闷：飞机的发动机还烫手呢，又要试飞，干嘛搞得这么紧张，到底是什么人坐飞机？亲自担任机长的独三团团长胡萍也只是在昨天晚上才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他没说是谁坐飞机，只说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大家要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不该问的不问，这是军队的保密规矩。空军的保密制度做得非常好，这让兼任空军保密委员会主任的何廷一感到欣慰。

机组按照何廷一的要求，重新开机试飞。待飞机又滑到原来的位置停好，何廷一确认一切工作良好后，乃让飞机滑到专机停机坪，静候毛泽东的到来。此时，朝阳喷薄而出，明媚地照耀着大地，鲜红鲜红的“八一”机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这景象让何廷一欣慰无比：风和日丽、晴朗少云的天气，正是飞行的好日子。

过了不久，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机组人员个个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车门，不想从车上下来的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何廷一和胡萍连忙迎上前，向空军最高首长汇报飞机的准备情况。刘亚楼满意地颔了颔首，尔后让胡萍招呼机组人员过来集合，他要亲自下达飞行任务。

虽然离得很近，但机组人员都小跑着过来，在刘亚楼面前迅速站好队。刘亚楼以温和的目光扫视了机组人员一遍，情绪激昂地说：“同志们一定在猜，今天会是哪号中央首长坐飞机，我告诉大家，是毛主席老人家！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何廷一看到，在得知今天乘飞机的是毛泽东后，机组人员个个神情激动，起劲鼓掌。

站在面前的不过是6人机组，但刘亚楼面对的却似乎是千军万马，他语声高亢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中央曾考虑请他老人家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驾驶，可他不同意！他老人家说，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空军的最大信任。你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本事，尽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责任心，保证完成好这次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刘亚楼作完短暂的讲话后，径直上了打扮一新的飞机，他要亲自作一遍检查。何廷一等人跟他到了机舱，刘亚楼走到床前停住脚，先将舱内环视一遍，然后揭开铺在床上的被子，用手按了按床垫，确信原来的弹簧床已换成硬木板，且床的尺寸加长了，才表满意。

对飞机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后，刘亚楼还是显得有点不放心，他再次向机组嘱咐：“现在飞机是好的，天气也是好的，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怕你们心情过于激动，精神过于紧张，而造成疏漏，所以大家一定要冷静沉着，切勿紧张，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8 时许，毛泽东和随行人员乘坐的小车来到西郊机场，直停在专机旁。毛泽东今天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脚踏一双黑布鞋，步履稳健，脸色红润。刘亚楼趋步向前：“报告主席，这是苏联制造的里-2型飞机，经过仔细检查和试飞，一切正常。今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航线和着陆机场都碧空无云，飞机可以马上起飞。请上飞机吧。”毛泽东笑咪咪地点点头，又打量了一眼飞机，然后稳健地登上舷梯，倾身跨进机舱。刘亚楼和公安部长罗瑞卿、江青及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行，跟在后面也登上了飞机。

飞机很快就发出轰鸣，滑向跑道后，一仰头轻盈地离开地面跃上天穹。

这是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解放前，他也曾有过一回坐飞机的经历，那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算起来，这已是10年前的事了。

仰望着在天际云层中渐行渐远的飞机，何廷一于心默默地祈祷主席一路平安。

二、毛泽东遇险不惊

转眼到了5月29日，刘亚楼一个电话把何廷一叫到了办公室，长话短说：“主席要回京了，广州来电要飞机，本该还由我亲自去接驾，可这几天一摊事儿离不开，党委决定，由你代表我前去迎接。”

何廷一痛快地答应下来后，刘亚楼又仔细交待了一些事项，特别指出：“一定要把专机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天，何廷一率三架里-2前往广州接毛泽东回京。执行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对光荣两字，他无暇考虑，对艰巨两字，却无时不想。负责执行毛泽东的专机任务，可不是闹着玩，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果然应了艰巨二字，何廷一初次负责执行毛泽东的专机任务，便出师不利。

当日从广州到长沙过夜，次日（5月31日）由长沙抵武汉。天公不作美，因北京气象条件不适合着陆，大家便随毛泽东一起住进了武汉的东湖宾馆。

毛泽东到各省市视察或召开会议，省市委都要请他品尝地方风味菜。毛泽东吃后既不赞赏也不批评，他对吃实在没有什么要求，给他做什么就吃什么，但最忌铺张浪费。何廷一观察到，毛泽东的饮食很简单，平常两菜一汤，顿顿有辣椒，他特别喜欢吃家乡的青菜猫耳朵，也爱吃广东名菜龙虎斗。这次在东湖，湖北省委设宴招待毛泽东时，特地上了龙虎斗。大家吃得挺欢，何廷一却坐着不动，半天没有下筷子。一旁的叶子龙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没吃过，怕吃蛇肉。这话被毛泽东听见了，当场说了何廷一一句：“当兵的龙争虎斗都见过，还怕吃蛇，你老虎都不怕，还怕蛇？”说得何廷一怪不好意思的，勉强地吃了一口。晚饭后，湖北省委举办了一场晚会，演出剧目是湖南花鼓，大概因为花鼓戏是毛泽东家乡戏的缘故吧。对于家乡，每个人都有无法替代的亲切感，毛泽东也不例外，看戏时兴味很高，不时鼓掌。

还在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打过招呼，说到武汉后要去游长江。得知北京天气不好，他也不急，便提出去游长江。毛泽东在杨尚昆、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蛇山脚下，从正在修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下了水。

何廷一看到，年过六旬的毛泽东身材虽胖，可一点也不显笨拙，一个猛子便蹿到深水中，两只胳膊不停地划着，动作自然而协调。两岸观看的工人群众拍手叫好，保卫人员却紧张得不得了，唯恐发生意外，毛泽东游到哪里，负责保卫的船只就跟着去哪里。这次出游，除毛泽东外，最高兴的也许要算随行的女摄影记者侯波了，因为她能拍到特别精彩的照片。毛泽东一下水，她就上了船紧跟上去，不停地拍着。一卷拍完，侯波更换新胶卷时，忽然船身一晃，她的身体跟着一抖，胶卷盒子掉到了水里。她惊呼一声，船工忙把船头掉过来，想帮她捞胶卷盒子。就在这时，毛泽东扑腾扑腾地游过来了，一把抓住了漂在水中的盒子，大声地念着上面的英文说明。遗憾的是侯波没能及时把这情景拍下来，错失了一个良机。

毛泽东畅游长江大过其瘾，等他游到汉口的丹水池附近上岸时，已是夕阳西下了。经统计，这天毛泽东共游了30多公里，2个多小时。何廷一为毛泽东强健的体魄而高兴。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跟随毛泽东回京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办主任杨尚昆，见到何廷一就问北京的天气状况。为天气问题，何廷一每天都要给北京打十数次电话询问。眼看着一天一天过去，可北京的天气总不见好，他心急如焚，寝食不安，心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离京已整整一个月了，中南海里不知有多少中央首长要向他请示汇报，毛主席也该是归心似箭吧。因此，罗瑞卿、杨尚昆他们一问，何廷一真恨不得自己是能够驱云散雾的神仙，立时就让北京的天空放晴。

不曾想，在东湖宾馆一住就是4天。何廷一那个着急，那份滋味，真是度日如年啊！

潇洒莫如毛泽东，他才不管何廷一他们着急呢，既然回不了北京，那就再游长江吧。于是，在武汉四五天时间里，他竟三次畅游长江，后来挥笔写就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词章《水调歌头·游泳》，来记述这次不同寻常的游泳。

何廷一苦苦地等到6月4日上午，才接到空司气象处的报告：北京天气已好转，专机争取下午5点前到达西郊机场。

焦急地等待了4天的人们，一听说可以飞了，个个笑逐颜开，立即抓紧时间分头准备登机。因为里-2由武汉到北京要飞4个半小时，所以飞机在下午1点钟前起飞。

何廷一乘坐第一架飞机，先行起飞打前站，充当开路先锋，负责侦察天气。毛泽东乘坐第二架飞机，跟随乘机的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李银桥等人。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乘坐第三架。每架相隔15分钟起飞。

毛泽东下水游泳，警卫人员少不了人人捏着一把汗，现在上了天，就轮到“接驾大臣”何廷一担心了。

越是担心，就偏出现了意外。开路飞机临近河北衡水上空时，猛然发现天气骤变，茫茫乌云急剧翻滚，而石家庄东部地区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滂沱。

不好啦，遇上危险天气了！何廷一的心一下子便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赶紧跑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机长有没有危险。他要求和毛泽东的专机取得联系，可强大的雷电干扰，使飞机上的无线电已无法与后面的飞机联络了。这一来，何廷一可真急出了汗，他明知在飞机里看不到毛泽东的专机，却不时情不自禁地回头张望，心里默默地念叨：上帝保佑，毛主席的专机可别出危险啊！

多年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何廷一语犹激切，说:“石家庄到北京里-2要飞一个半小时。在气候恶劣的天气，坐一个半小时的汽车也会令人难熬，何况飞机在半空中飞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当时我的胸中真像揣了只兔子，心卟卟地乱跳，好半天喘不过气来。”

何廷一只顾想着毛泽东的专机安全，连自己乘坐的这架飞机降落了也浑然不觉。亲自坐镇指挥的刘亚楼立即走下塔台，大步流星地向何廷一跑来，迫不及待地询问航线上的天气状况。得知石家庄地区有雷电，刘亚楼情绪颇为紧张，马上转过身脚不沾地地跑回塔台。

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急得大汗淋漓，手忙脚乱，对着无线电送话筒拼力喊叫，可嗓子都喊破了，仍没有一丝儿回音。刘亚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否则我枪毙了你！”

前来机场迎接毛泽东的几位中央领导见此情景，也十分着急，他们不停地翘首仰望——毛主席的座机踪影究竟在何方，不停地抬腕看表——飞机预定的降落时间已远远超出了，不停地来回踱步——塔台与专机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40多分钟。这不平常的40多分钟，使塔台上机场里的每一个人都备受煎熬：毛主席的座机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何廷一更是吓坏了，他紧张地盯着神秘莫测的天空看。

又过了十几分钟，空地联络终于恢复了。焦躁不安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那架姗姗来迟的飞机的马达声。看到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的飞机平平安安地落地，在场的人们都转惊为喜，如释重负，刚才还一片沉寂的停机坪上又有了喧闹声。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地疾步奔向停机坪，没等毛泽东走下机舱，就朝里头大声喊道：“主席呀，真吓死我了，我们多么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毛泽东一点儿也不紧张，紧握着刘亚楼的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你的鬼把戏喽！”毛泽东的幽默，立时引来大家的笑声。

趁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握手之际，何廷一径直来到驾驶室，问机长胡萍当时的飞行情况，始才了解惊心动魄的一幕：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专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加之机上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机组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仍无济于事，无法恢复与地面的联系。关键时刻，胡萍他们当机立断，在无法从云顶飞越的情况下（里-2性能升高极限是4000米，雷雨云的云顶可达1.5万-2万米），改变航线，向东绕行，避开雷雨云。面对突发险情，机组并无慌乱，也好在毛泽东专机出行时，全国禁航让道，真个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乃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紧贴着云边飞行。整个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抵终点西郊机场。直到临近西郊机场上空，地面已能听见飞机的轰鸣时，机组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在专机被雷雨逼得远走绕行，在神秘莫测的天空多耽搁的半个多小时之际，端坐机上的毛泽东，面对机舱外的雷鸣电闪却镇定自若，手中拿着英语课本，边读边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真如他在《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所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第一次负责执行毛泽东的专机任务，就碰上险情。这场虚惊使何廷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肩负的责任比泰山还重！

三、毛泽东又在一次坏天气下出行

毛泽东空中历险后，政治局更加反对他坐飞机。可一段时间后，他又要回了坐飞机的“权利”，也许，他太爱蓝天白云了。

1957年整风反右，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到各省市视察，几乎每次外出都要向空军要飞机。他嫌里-2速度太慢，要刘亚楼给他调航速快的伊尔-14。刘亚楼考虑到，毛泽东首次乘坐空军的8205号里-2飞机，因其速度较慢，返京时没能迅速飞越石家庄东部地区的短时间雷电空域，从而造成大家一场虚惊，基于此因，再加上又经过半年多的训练，飞行员驾驶伊尔-14型机已经得心应手，保证飞行安全也已胸有成竹，就从1957年3月19日起，将毛泽东的座机改为4202号伊尔-14型飞机。此机一直使用到1958年12月13日。

刘亚楼亲自接送了两次后，对毛泽东说：“空军那摊子忙不过来，看来我今后不能经常当主席的‘空中接送团长’了，今后主席要飞机，让叶子龙同志直接找何廷一同志，他陪到底。”

毛泽东非常干脆地回答：“我看今后就不动用你的大驾啰，你不用管我的事，专心当你的司令去吧，‘接送团长’就委屈何廷一同志来当吧。”

何廷一从此承担了毛泽东的专机任务。负责专机工作的他，深知专机任务是项与国家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紧密联系，与党、国家、军委领导人的安全直接相关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光荣和责任不可分离，有一分光荣，便要承担起百倍的责任。在空军首长和他的要求下，专机部队在执行专机任务时，坚持“从难准备，留有余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的指导思想，严密组织，按章办事，艰苦扎实，严谨细致。专机部队在每次接受任务后，部队党委都要专门研究执行方案，从机组人员选配、航线选择、飞行准备、飞机检查以及各项勤务保障等都要周密组织，每次执行专机任务前都要安排试飞，有时还要组织试航。重要的专机任务，专机部队的最高领导要亲自带队，做到圆满完成每一项专机任务。

毛泽东乘机外出，起初随同人员较多，有司机、炊事员、理发员以及警卫部队。因为毛泽东不喜欢前呼后拥，以后除理发员外其他人员都不去了，汽车司机、警卫均由各省市的公安厅负责，保卫人员开始由罗瑞卿、汪东兴负责，后移交公安部九局副局长王敬先负责。毛泽东轻装简从，不喜欢保卫人员随同，更不准保卫人员携带武器，这可就让负责保卫工作的公安部九局没少动脑筋。卫队人员随毛泽东外出，不能被毛泽东看见，武器得装在木盒子里。起初看他们提着木盒子上飞机，何廷一还以为他们携带的是乐器呢，知道内情后，以后看见便和他们心照不宣地莞尔一笑，相互守口如瓶。

毛泽东不让随行人员带武器，但有一样东西却非带不可，那就是书。每次外出，他都让带两箱子书。毛泽东之所以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上飞机后，卫士长李银桥摆好毛泽东要看的书后，便从那个圆桶里一件件地往外掏东西，摊在毛泽东的床上，那都是毛泽东自带的卧具，不过是已经洗得起了毛的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毛泽东在飞机上的食品，也无非是两片面包夹一个煎鸡蛋，或者是一碗麦片粥。看到一国领袖竟还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何廷一感觉胸膛里仿佛堵着什么。

◆1963年访问阿尔及利亚，右二为何廷一。

1957年3月19日，何廷一陪毛泽东由徐州飞南京，翌日由南京飞上海。毛泽东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学英语。毛泽东的英语秘书叫林克，毕业于北京大学，何廷一从林克那里了解到，毛泽东虽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的劲头十足。

一次，何廷一见毛泽东看书太久，怕他疲倦，便上前劝说：“主席，飞机飞行时晃动，光线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

毛泽东抬头瞅了何廷一一眼，问：“你这说法是哪来的？”

何廷一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空军的眼科医生都这么说。”

“又是医生说的，1950年一位苏联医生劝我不要吃鸡肉，但可以喝鸡汤，另一位苏联医生则说可以吃鸡肉，不要喝鸡汤，害得我好久没有吃鸡肉、喝鸡汤。医生的话不能全信，最多只能信百分之五十。”毛泽东停顿顷刻，和蔼可亲地对何廷一说：“但你刚才的说法是科学的，你是好心哟！”说完，他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书，“顺从”地闭上眼睛。可一转眼，何廷一又发现毛泽东端起了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毛泽东坐在飞机上，机组人员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承担的分量，光荣感和责任感激励着每个人，飞行员全神贯注地操纵着飞机，领航员一丝不苟地计算着数据，通信员聚精会神地收听着信号，机械师目不转睛地盯住发动机工作，服务员面带笑容地在前后机舱忙碌。

何廷一虽然担任了“空中接送团长”，但刘亚楼并没有就此脱手，毛泽东离京或从外地回京，他总少不了要亲临机场迎送。刘亚楼的工作责任心着实让人敬佩，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专机飞行极其负责，何廷一负责调度后，他还不放心，每每要亲自过问。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要飞机去杭州。气象处报告了当天杭州的天气实况：飞行终点笕桥机场雨水连绵，整个机场浓雾紧锁，能见度不足百米，云层也很低。刘亚楼心里有些着急，虽然专机团的飞行人员都是精选出来的全天候飞行员，但这样的天气条件给飞机着陆造成很大困难，总不如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来得有把握，有信心。

何廷一看出了司令员的担忧，便试探着说：“司令员，能不能请主席改变主意呢？”

“让主席改变主意？照他的脾气，那是‘蜀道难’。”作为毛泽东麾下的爱将，刘亚楼对毛泽东的脾气是相当清楚的。凡是毛泽东下过决心要做的事很难更改，何况此时毛泽东已经走出中南海，穿过北京大半个城了，他岂会打道回府？

话虽这么说，但毛泽东到达西郊机场时，刘亚楼还是以他高度负责的态度，试探着劝说毛泽东：“主席，不巧得很，杭州那边下雨，航线上也下雨，是不是等到明天天气转好了再去？”刘亚楼说话的语调十分柔和，语气也相当得体，跟毛泽东说话，他一向是注意遣词造句的。

毛泽东挥了挥手：“明天？如果明天还下雨呢？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嘛！你去不去我可不管，但我今天是一定要去的！”

毛泽东的话没商量的余地，这种结局是刘亚楼早就预料之中的事。在前几次飞行中，他也曾以天气等理由劝说毛泽东改变既定主意，但几乎没有一次奏效。刘亚楼作风严厉无比，口才过人，说一不二，但在乘机问题上，他总难以说服毛泽东。刘亚楼看了看何廷一，何廷一也显得一筹莫展。

既然不能让毛泽东改变行程，那刘亚楼就只有改变自己了。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临时决定将送行变为陪同。担任这次专机任务的是伊尔-14型4202号飞机。刘亚楼语重心长地对机长蔡演威和机组全体人员说：“这副担子全放在你们肩上了，一定要安全到达杭州，绝不叫主席失望。”考虑到这次专机任务非同小可，飞机起飞前，他还作了必要的安排，指示在嘉兴机场组织复杂气象训练的专机团副团长杨扶真，火速赶赴杭州笕桥机场，为专机着陆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并在专机着陆时担负机场塔台指挥。

老天爷并没有因为刘亚楼的亲自陪同而改变天气，雨照样像断线的珍珠下个不停。飞机穿行在雨中，恰如一叶轻舟。每飞行半个来小时，刘亚楼便要到前舱一次，对机组人员好一番询问和劝勉。机组人员深知，作为空军第一号人物，刘亚楼肩上压力很大，毛泽东的专机是绝对不允许出哪怕一丁点儿问题的。刘亚楼的强烈责任心自然也影响着机组，大家更加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

◆何廷一（左）与叶剑英元帅在一起。

3个小时后，飞机飞临杭州，但见笕桥机场上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准备着陆时，按仪表指示已经是对正跑道下滑了，然而仍然不见地面。机长蔡演威是位华侨，文化程度高，飞行技术相当过硬，他紧握驾驶杆，依据仪表的指示精心地操纵着飞机，副驾驶则睁大双眼向外搜寻着昔日熟悉的地标，领航员频频地报告飞行航向，机械师不断地提醒飞机的高度，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得铜铃般大，帮着寻找机场跑道。在地面指挥引导下，空地紧密协同，蔡演威凭经验穿云下降，出云后，把飞机轻轻地降落在跑道上，后舱坐着的毛泽东竟毫无知觉。

毛泽东走出机舱后，抬头看看天空，显得十分高兴，得意地对刘亚楼、何廷一等人说：“腾云驾雾，暴风雨中见成长，我们这不是到了嘛！要是听了你们的，可就耽误事了。”毛泽东的话既幽默又深刻，令机组人员如沐春风。何廷一和刘亚楼笑着不吭声，是啊，飞机安安全全地到了，便一好百好，刚才在飞机上他们还真一颗心悬在半空呢。他们并不是不相信飞行员的技术，人定胜天也是绝对真理，但人在很多方面又还受着老天爷的制约，靠天吃饭，万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该怎么办？

刘亚楼精明能干，有魄力，深得毛泽东的喜爱和赞赏。此次到杭州，毛泽东便让他也在杭州住上几天再回去。刘亚楼同意了，顺便看看杭州空军疗养院的同志。

毛泽东喜欢看报，看参考资料，外出视察也一天不落。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为此每天都要请空军派飞机给他送文件、报纸、参考。毛泽东看东西极为认真细致，有时看到重要消息，在上面又划圈又打杠又批注，有时还把划了圈批了注的报纸和文件送给江青等人看。两天后，他在杭州刘庄与刘亚楼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人谈话，期间提到报纸问题，说上海的《文汇报》和《新民报》老发右派言论，莫非是有人想利用报纸反党。毛泽东还问参加谈话的何廷一看不看报，都订阅什么报纸？何廷一回答说基本报纸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泽东点了点头，接着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何廷一说一般不订。刘亚楼对何廷一的回答表示不信，但没有追问。

刘亚楼回到北京后即作了解，发现何廷一回答毛泽东的情况属实，乃决定给二级部、处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各一份，空军首长和大部领导增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各一份。此项决定延续至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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