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工作48.6小时：中国人的勤奋，正在贬值

你有时候会不会感到自己“燃尽了”？

不是某一天加班到凌晨的那种累，是一种持续的、低烈度的、挥之不去的疲惫感。每天按时上班、加班、下班，手机24小时待机，周末也不敢彻底关机。月底拿到工资，还完房贷房租、扣掉生活费，剩下的数字让人恍惚，这么拼命，到底换来了什么？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情绪。它有一个名字，叫职业倦怠。但今天我们不聊心理疏导，不聊“躺平正义”，我们聊聊这背后的经济逻辑：为什么人越来越累，获得感却越来越低？为什么勤劳了半辈子，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先看一个最基础的数字：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6小时。

法定标准是每周40小时。意味着平均下来，每个打工人每周多干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日。

但“平均”这两个字，往往最会骗人。

这个48.6小时只统计了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企业就业人员，大约2亿灵活就业群体——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工地零工——根本没有被算进去。如果把这些人加上，真实的平均工时只会更高。

分行业看，差距更加刺眼。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时达到53.8小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超过51小时，建筑业常年突破49小时的法定上限。这些行业的劳动者，每周比标准工时多干整整一天半。

平台劳动者的情况更极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一周不歇是常态，每天12小时起步，周工时轻松突破60小时。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收工，中间除了吃几口饭，几乎没有停歇。算法不问你累不累，它只问这一单有没有送完。

横向对比更直观。OECD国家平均每周工作30多小时，我们比它们多出将近50%。德国人一年干的活，我们半年多就干完了——工时远超，收入却远远不及。

更耐人寻味的是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在职职工按工龄人均应享受约10天年假，实际只休了6.29天，近半数人没有完整享受，民营企业职工的实际休假天数更不足4天。

不是不想休，是不敢休。

超过60%未休假的人，是主动或被迫放弃的。“领导不休我不好意思休”“怕影响考核晋升”——这些说辞的背后，是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当休息变成一种“恩赐”而非权利，倦怠就成了必然的副产品。

如果只是工作时间长，但收入也同步增长，那或许还可以用“勤劳致富”来解释。但现实是，劳动生产率在持续提升，工资增长却越来越乏力。

过去二十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在飞速进步。从2004年到2023年，第二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45万元增长到14.86万元，年均增长6.56%；第三产业从3.04万元增长到9.56万元，年均增长6.22%。换句话说，今天一个工人一小时创造的价值，是二十年前的三倍多。

但工资增长的曲线，并没有和生产率保持同步。

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私营单位为71590元——后者仅为前者的55.3%，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拉大。与2014年的最高值相比，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工资比重已累计下降9.3个百分点。

增速上的差距同样明显。2025年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为4.3%，私营单位只有3%。而2024年更是近年来工资增速的“低谷之年”——非私营单位仅增长2.8%，私营单位仅增长1.7%，双双低于当年GDP增速。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工资增量正在从“普惠式”转向“技能溢价式”。

2025年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规模以上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增速达到5%，是所有岗位类型中最高的。而管理岗的平均薪资是生产岗的2.6倍，是专业技术岗的1.35倍。工资增长的蛋糕，越来越向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倾斜，一线生产和服务人员的收入增长空间被持续压缩。

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提升，但他们分享不到多少红利。

想多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拉长工作时间，用“时长”换“总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零利润社会”的现象——不止企业，劳动者也进入了“零利润”状态。多干一小时，多赚一小时的钱，但时薪本身涨不动。停下来，收入就断了。

老一辈常说，勤劳致富。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成立的。

开放初期，只要肯干、肯吃苦，就能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工厂进入管理层，从低收入跨到中等收入。那是一个增量时代，蛋糕在快速做大，每个人都有机会分到更大的一块。

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增量在收窄，存量博弈在加剧。当蛋糕不再快速变大，分蛋糕的方式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产业链位置的约束。

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服务行业利润空间有限。企业只能依靠延长工时来保障产出和收入增长——这不是某个老板黑心，而是整个行业的生存逻辑。你不加班，隔壁厂加班，订单就被抢走了。

第二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机制出了问题。

北大经济学教授张丹丹长期研究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现状，她发现一个规律：各大平台给零工定小时薪资时，基本都盯着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就是零工薪资的常态，标准不涨，时薪就很难上涨。

目前各地每月最低工资大多在2000到3000元区间。如果按一周工作48小时折算，对应的小时收入远低于法律规定的非全日制用工最低时薪。很多零工想多赚钱，只能靠不断拉长干活时长硬凑收入。

第三个原因，是分配结构的倾斜。

工资性收入虽然仍是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十四五”期间对居民增收的贡献率为59.3%，但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逻辑完全不同。拥有资产的人，可以通过房价、股权、理财获得被动收入；而只有劳动力的人，只能靠出卖时间换钱。

当财富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本而非劳动，“努力”的性价比自然就下降了。

这不是说努力没用，而是努力的边际收益在递减。以前多干一年能上一个台阶，现在多干五年，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台阶还在，但台阶变高了，而且越来越高。

倦怠不只是一种情绪，它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

最直接的影响是消费。晚上10点下班的人没力气下馆子，周末加班的人没空逛商场，父母没时间带孩子去游乐园。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9.35%，在主要经济体中垫底——不是不想花钱，是没时间花、没精力花、也没多余的钱花。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们用超长工时生产出了海量的商品，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钱去消费它们。

生产端在加速，消费端在减速，经济循环自然就转不动了。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促消费政策时，不约而同地把“保障休息休假”写了进去。河南、贵州、云南、山西、海南、浙江、安徽、陕西、天津等地纷纷出招推动带薪休假落地。

把“休息休假”写进扩大消费的国家级规划，意思很清楚：老百姓有没有时间休息，已经不是打工人累不累的个人问题，而是撬动内需、激活经济的关键变量。

第二个影响是生育。父母都在加班，孩子扔给老人或托管班。育儿时间被挤占，生育意愿自然往下掉。超长劳动时间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拖累因素。当年轻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过来，怎么可能有信心养孩子？

第三个影响是健康。带病上班、不休病假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常态。超时工作是职业病和过劳死的重要诱因。身体掏空了，后面拿什么接着干？

这三件事——消费、生育、健康——最后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就降工时啊，双休、八小时、带薪年假，都落实了不就行了？

问题没这么简单。

对于很多低收入劳动者来说，加班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选择的。制造业零工按件计酬，少干一件少赚一件；外卖骑手按单算钱，少跑一单少赚一单；农民工按天或按月算钱，几乎没有议价空间，停工就是断粮。

对这些群体来说，少干就是少赚。光喊减负，等于让他们直接降薪。这不是选择，是生存。

所以，减工时的前提，是涨时薪。让人们在更少的时间里，能赚到和之前一样多甚至更多的钱。

张丹丹的观点很直白：给劳动者减负，绝不能以降低收入为代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最低工资往上提，平台零工的时薪自然跟着涨。大家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也能保住原有收入，工作时长自然而然就能降下来。

当然，提高最低工资不是发个文件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劳动监察要跟上，防止平台变相抵消工资涨幅——涨的是纸面工资，降的是接单量，劳动者还是原地踏步。从月最低工资转向小时工资率，才能真正保障每一小时劳动的价值。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工时的下降最终依赖产业升级。当中国从产业链中低端往上走，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大，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变强，短工时、高收入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欧美国家用了上百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它们经历过的工人运动、劳资博弈、制度建设，我们不可能跳过。但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用制度设计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越努力，越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

因为在当前这个阶段，对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努力的主要作用是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而不是实现阶层跃升。你拼命加班，不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是为了不被甩下去。

这听起来有些悲观。但认清这个现实，比沉浸在"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幻觉里更有意义。

真正的进步，不是让每个人都拼命内卷，而是让不那么拼命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一个外卖骑手每天只工作8小时就能养活一家人，当一个普通职员不用靠加班也能供得起房养得起娃，当休息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常态——那时候，我们才能说，勤劳真的变得体面了。

倦怠不是个人的病，是时代的症。解药不在某一个人的心态调整里，而在整个分配体系的变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