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与大将——邓颖超和陈赓交往纪事（上）

文/危春勇

黄埔军校时的陈赓

邓颖超，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党内外尊敬的大姐；陈赓，富有传奇色彩的开国大将，集文韬武略于一身。

邓大姐与陈赓大将之间，有着怎样的交集呢？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他们之间其实有着深层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

以往，对陈赓与周恩来的交往多有记述，而他与邓颖超的往来则鲜有涉及。应该说，邓颖超与陈赓的交往，是周恩来与陈赓交往的延伸与扩展，也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周恩来、邓颖超与陈赓及其夫人之间的革命情缘和战斗友谊，是共产党人真诚秉性与人格魅力的光辉写照。　　　

同年老庚，性情中人　

陈赓出生于1903年2月27日，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2月4日。乍一看，两人并不同龄，陈赓还要大一岁。可从传统农历探究，便会发现两人是同年老庚，都属癸卯年之兔，只不过一个在年初，一个在年尾。

追寻邓颖超与陈赓的交往，自然离不开周恩来。一方面，他是邓颖超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半个多世纪的战友与丈夫。另一方面，他又是陈赓风雨同舟、亲如手足的师长与领导。

自大革命开始，陈赓便是周恩来信任、器重之人。尤其是在黄埔军校和中央特科期间，他称得上周恩来的左膀右臂。

在陈赓眼里，周恩来是他最为尊敬的领导。在陈赓儿女眼里，“周恩来人格的魅力让父亲终身受益”，“父亲和他的精神导师周恩来之间的感情，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革命生涯”。

周恩来也不讳言，陈赓是他最为喜欢和赏识的知识分子战将之一。

周恩来与陈赓的师生之情、战友之谊，自然在邓颖超与陈赓之间得到体现并巩固。特别是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许多“共同点”。加之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一起相处共事，使得他们的交往愈加丰富和生动。

邓颖超和陈赓都性格开朗，热情健谈，乐观幽默，好交朋友，均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陈赓有时还喜欢搞“恶作剧”。在邓颖超眼里，陈赓更像是一个俏皮的老弟。

青年时代，两人都上台演过戏。邓颖超女扮男装，曾扮演新闻记者，还演过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陈赓则是男扮女装，周恩来看中他的表演才华，特意安排其在黄埔军校血花剧社挑大梁。

擅演讲、善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两人共同的特长。邓颖超15岁就是讲演队队长，经常出入校园和乡村，活跃于街头巷尾，积极宣传革命道理，调动并激发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与救亡责任，由一名淳朴的女学生，迅速成长为天津妇女界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陈赓则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的红军故事，不仅感动了救治他的大夫傅连暲，保住了原本需要截肢的左腿，也因为他讲的故事感动了鲁迅，才有了这位大文豪与他的两次见面。　　　

广州相识，接待陪伴　

邓颖超与陈赓相识初见于1925年。从受周恩来之托去码头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并陪伴她度过了在广州的第一天，再到喜宴上起哄打闹“逼”邓颖超喝酒，整个过程陈赓都经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赓宛若周恩来、邓颖超的“证婚人”。

1925年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邓颖超南下广州，一方面接受新工作，一方面也把与周恩来的婚事给办了。8月7日，邓颖超从上海乘坐客轮抵达广州。周恩来正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开身去迎接，便派陈赓前去迎接。

到了码头，平时机敏的陈赓拿着周恩来给他的照片，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左顾右盼，可就是没看到照片上的这位客人。

当陈赓带着沮丧的心情回来时，却发现一个姑娘正在周主任住地等候。不消说，这肯定就是自己所要迎接的“小超大姐”了。原来，码头上没有看到接应人，邓颖超便按信上所写的地址，自己找过来了。

此时的邓颖超身着白衫黑裙，一身教师装束，特别是头梳发髻，俨然一副成熟的淑女范儿，与照片上几年前的形象大相径庭，无怪乎一向机灵的他会出现“闪失”。

一番寒暄后，陈赓赶紧安顿邓颖超歇息，可邓颖超说在船上已休息过了，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想看看革命热潮奔涌的广州。于是，陈赓便领着她先到了中共广东区委，接着又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正低着头在写着什么。陈赓走到他身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没有中止手中的工作起来迎接，只是抬起头用目光对邓颖超深情一望，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周恩来要陈赓带邓颖超去休息，他与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以及陈延年等交谈了一会儿，转身又与陈延年外出开会去了。

不仅邓颖超有委屈，陈赓也看不下去了，只得代表周主任向邓颖超赔不是。邓颖超看出陈赓的为难，对他说：“恩来同志忙，我理解。以前也这样，不用他照顾我。”

陈赓准备送邓颖超回住地休息，她却想尽快熟悉广州的情况，尤其是希望多了解一些省港大罢工情况，便要陈赓先去忙，说之后自己雇辆车回去。陈赓却笑着说：“我在这里比你熟。你要多待会儿，那就晚些时候我再来送你。”

谁知到了晚上10时，当陈赓正要送邓颖超返回时，宵禁突然提早两小时，他们回不去了。好在陈赓人脉广，调动自己的关系，不一会儿就给邓颖超安排了一个住处休息。

第二天一早，陈赓来到邓颖超跟前，告知她昨夜因宵禁周主任住在广东区委，今天一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下班后一定尽快赶回住地。邓颖超要陈赓早点回军校去，她不忍心占用他过多的时间。

回到周恩来寓所，邓颖超稍微收拾了一下房间，在街上吃了早点，便径自前往广东区委报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代表组织给她安排了新工作，让她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同时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开展妇女运动。

夜幕降临，当邓颖超再回到周恩来寓所时，才终于与分别了5年的“意中人”聚首。在欢笑声中，周恩来一手拉着邓颖超，一手指着在场的陈赓说：“不用我给你们介绍了吧，你们已经认识了。多亏他代表我照应了你。”陈赓调皮地笑笑，大声说：“报告周主任，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见！”他行了个军礼，便急急忙忙走了。

稍事休息，周恩来便领着邓颖超到附近的一家太平餐馆用餐。度过了重逢后的一段温馨时光后，两人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算是办好了。　　

中共七大期间，陈赓与邓颖超合影

情系羊城，难忘当年　

周、邓新婚不久，黄埔同学就知道了。他们都想见见新娘子，还吵着要吃喜酒。热心的朋友随后张罗着在太平餐馆订了两桌宴席，对他们结合表示祝贺。陈赓同恽代英、陈延年、邓中夏、熊雄以及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等国共两方面的要员受邀出席，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

在陈赓哄闹下，大家纷纷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周恩来把敬给她的酒一杯杯全代喝下去。邓颖超不知道丈夫的酒量，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下肚，既着急又心疼，却又挡不住客人的热情。周恩来豪爽干脆，以至最后喝醉。许多年后，邓颖超还提起首次看到周恩来饮酒时的情形：“我没有想到，恩来会有这样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尽管如此，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陈赓的个人友谊却从此日深。

1954年11月9日，正在广州参加中央会议的周恩来致信邓颖超：“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广卫楼，就是他们两人结婚时住过的文德楼。16日，邓颖超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说，“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热切“希望以后有机缘能和你再去共游也”。

同样，邓颖超也一直没忘记当年陈赓的热情接待与陪伴。1956年，她将自己与周恩来1925年新婚不久在广州、汕头拍摄的两张合影，在背面写上文字后送给陈赓。　　　

武汉做“媒”，撮合佳侣　

陈赓当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证婚人”。没想到，两年后在武汉，周恩来、邓颖超会成为他与王根英结合的“大媒人”。

王根英是上海怡和纱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纱厂团支部书记和工会的负责人，不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女工部部长、上海总工会组织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被工人推举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

1927年2月，在组织和筹备工人武装起义时，王根英与陈赓结识。4月下旬，王根英作为上海代表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陈赓正好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两人不期而遇。抓住这个时机，陈赓主动出击，穷追不舍，三天两头写信示爱，谁知王根英偏不领情。她不想过早成家，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革命事业上。

面对陈赓的狂热追求，倔强的王根英索性广而告之，陈赓写的3封情书，都被她一一张贴在会场的墙上，顿时成为笑谈，这让陈赓有些难堪。虽如此，陈赓仍不肯放手，甚至在大伙面前求助：“谁肯在王根英面前说一句陈赓是好人，不是坏人，我就给他磕头。”虽说有不少人向王根英为陈赓说好话，但仍无济于事。

不久，周恩来来到武汉，听到陈赓的“情场”故事后，不由得一笑。他指着陈赓的鼻子说：你这个家伙，脑瓜子这么灵，求爱怎么也不讲究方式方法呢？

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找到王根英做思想工作，说陈赓是个好同志，热情忠诚，踏实可靠，结婚成家与革命事业并不矛盾。一席话逐渐让王根英回心转意，不再固执己见。在他们夫妇的热心撮合下，陈赓终于与王根英喜结连理。

1927年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赴南昌组织武装起义。行前，他与新婚妻子喃喃话别。与此同时，邓颖超也握着丈夫的手殷殷嘱托。她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多久，也不打听他们要去干什么，只是默默祝福他们平平安安，能够早日返回。　　　

中央特科，生死相依　

1927年7月底，邓颖超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书记。10月，陈赓拖着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受伤的腿回上海治疗，与妻子王根英重逢。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因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来到上海。

周恩来、邓颖超与陈赓、王根英两对夫妻，携手同心，与中央机关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在充满艰险的隐蔽战线上战斗了四五年。

鉴于惨痛的教训和严酷的现实，周恩来在中央会议开完不久，即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领导组建中共中央直属的特科，设总务、情报、行动等科，主要承担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负责搜集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等工作。陈赓任情报科科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陈赓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1928年春，陈赓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鲍君甫），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1929年末，陈赓又谋划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何家兴夫妇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英租界被捕。周恩来立即指示特科设法营救。然而，罗亦农很快就被引渡给国民党。未经任何审讯，21日他在龙华监狱被杀害。邓颖超赶到罗亦农妻子、中央妇委委员李哲时（后改名李文宜）身边看望。李哲时与罗亦农结婚才4个多月，得知丈夫牺牲，放声大哭。邓颖超一边安抚，一边痛斥叛徒出卖罗亦农的可耻行径，并告诉她，周恩来已安排特科追查叛徒。在周恩来部署下，4月25日凌晨，陈赓带队镇压了叛徒何家兴。

陈赓率领中央特科成员还先后两次成功营救出被捕的任弼时，以及关向应等我党骨干。特别是严厉惩处出卖彭湃、杨殷的叛徒白鑫，轰动了上海滩，狠狠地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

面对残酷的环境和严峻的形势，陈赓依托家庭做掩护，在环龙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还把年少的弟弟王心昌、妹妹王璇梅带来，组成了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她还对弟弟、妹妹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王心昌也常帮助陈赓送信件。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利用自己熟知地理的优势，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开展工作。在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员的她胆大细心，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还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应付过去。　　　

处变不惊，化险为夷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周恩来、邓颖超频繁更换住处，三番五次地搬家。有一次，警方搜查了邓颖超在外国租界的房子，由于她伪装巧妙，敌人没有看出破绽，只好空手而去。邓颖超后来谈及上海地下工作的经历时曾说，在这几年中，她过的是极其枯燥的生活，从没上过一次电影院，没到过一次大一点的饭馆，也没进过一次大公司。“革命需要保护自己，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是对中央机关安全造成空前威胁的突发事件。身为中央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的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甚至被他安插在特科工作的好几个亲属，认识党内同志，知道的情况也很多，包括周恩来等人的住处、行踪等。

4月26日，当周恩来获得钱壮飞转来的绝密情报时，他和邓颖超就住在顾顺章的家里，因为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有同志被捕已不安全。

在危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果断行动。他和陈云紧急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昼夜处置，包括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查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等。

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驻上海的机关全部搬了家。短短两三天里，大家忙得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转移。与此同时，邓颖超也一连几天在负责看管并稳住顾顺章妻子的工作，防止新的意外和险情发生。

顾顺章扬言要“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可当他指引着国民党特务窜到上海进行大搜捕时，他所知道的一切地方，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原来的住处都转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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