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使“口号”成为政治，“主义”走向狂热，也开启了乌托邦的噩梦｜法国大革命237周年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世界起源于“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前者让人类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变，而后者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颠覆。

从西方到东方，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反复被诉说，但似乎也没有争议，但很多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就是因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高层推荐所引发的对“ 改良与激进赛跑 ”这一命题的大讨论。

我们知道，人类的秩序，由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构成，物质是人类秩序的底层约束条件，而精神则为人类秩序给出了意义和方向。诞生了很多重要概念和观念的法国大革命，就长远而言，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比工业革命更为深远——虽然，很多影响是负面的。

凡大历史，必然引发人类深刻的追问与反思——无论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为大革命写下了浩如烟海的著作，这让普通人一时望而生畏，难以着手。

而词汇，或者概念，往往是比文献更为响亮的证言。

“人民主权”“民主”“人人平等”“民族国家”“总动员”“左派”“右派”“意识形态”等如今被我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都诞生于法国大革命。

每一个关键词，其背后不仅伴随着相应思想的诞生，更成为我们理解、反思法国大革命深远影响的重要地标。

人民主权：重新定义政治秩序

提起法国大革命，总是伴随着浓重的血腥味。血腥的大革命，不仅将旧制度的统治者送上了断头台，还让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无辜者身首异处，它用腥风血雨的残酷直接摧毁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国。

然而，如果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场暴力的轮回，那就又是一个“官逼民反”的老套故事，也就难以被称之为“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大”，不是因为它摧毁了一个专制的波旁王朝，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而在于它打开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的政治秩序。

1789年8月26日，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这份数千字文件的全新意义，聚焦于一个词汇，那就是“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的对立面是“君权神授”，大革命不仅仅是要用暴力推翻波旁王朝，还要撼动所有皇权专制的合法性根基——用“人民”取代“神仙”，更要取代“皇帝”，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权力的来源。它也就此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正义的政治秩序。

不过，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份文件名为《人权宣言》，而非《法国人权宣言》，可见，它的雄心，不单单要解放波旁王朝治下的民众，而是全人类——这就不仅仅是法国的革命了，而是全人类的革命。这一雄心，与拿破仑征战欧洲有关，与希特勒发动二战有关，也与其他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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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绝对的“政治正确”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崛起。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尽管它广为流传，但总被等同于中国历史语境里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大革命之前，欧洲社会也讲究平等，不过，那是上帝之下的众生平等，但在众生之中，国王与国王平等，贵族与贵族平等，平民与平民平等，平民阶层处于最底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压迫，在文化上也被轻贱。很显然，这是一种拒绝阶层流动，社会分层的平等。

大革命爆发后，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民主权论”认为，每一个人不应该受到贵族血统、基督教教会的束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皇帝一姓之私产，谁要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谁就不正义，谁要是认为比人民高贵，谁就是邪恶的。

法国大革命用“国民公会决定一切”取代了“朕即国家”。用政治哲学的话语说，就是人民主权取代了绝对主义国家。

于是，沉睡千年的民主制度复活了。在此之前，由于古雅典的民主实践演变为纯粹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邪恶的化身。英国思想家密尔就斥之为：“以对付野蛮人而言，专制就是合法的。”

但大革命后，民主制度成为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应该由全体人民通过投票，表达公共意志，制定宪法，人民将决定如何进行自我统治。

此后，为避免古希腊的悲剧，现代政治文明利用“法治”和“代议制”来防范“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度也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民主的理念当然美好，但是，自由高于民主，共和先于民主，否则，便会释放出潘多拉魔盒中最可怕的魔鬼——民粹主义，而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是的，民粹主义粉墨登场了，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命名于俄国，典型特征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二者互为倚靠，没有知识分子的理论指导，就只剩下纯粹的平民暴动，而没有平民的参与，便只剩下书桌前臆想中的乌托邦。

此后，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它越过法兰西的国界，蔓延至德意志、俄罗斯、东亚，疯狂拷打着全世界。如今，民粹主义借技术加持，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已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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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人民主权论”的孪生兄弟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民主权论”的同胞兄弟——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尽管“人人平等”与“民主政治”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现实中的人总是千差万别，而民主政治却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每一张选票是等价的，这就要求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

而这个“同样”需要一个标准，才能把自己人识别出来。于是，不同的地区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以创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

例如，法国革命者宣称，无论血统、信仰、出身，只要认可《人权宣言》这一部政治契约的人，都构成法兰西民族的一分子。法国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

而在邻近的德意志地区，渴望能有一个强大国家的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凭空建构出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并论证出这个伟大民族必须把德意志地区统一起来，并通过传播著名的《格林童话》让这个故事不断深入人心。

最终，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德国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

所以，说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拜法国大革命所赐并不为过。没有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拿破仑用铁骑缔造的强大法国这一外部压力，德意志的统一能否发生，可能就是个未知数！

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让旧世界迅速土崩瓦解，构建出了全新的政治秩序，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后果：

⚫ 通过不同的故事，本民族的人群被识别出来了，紧接着就要划分本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领土。

据统计，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之间的矛盾呈几何级数增长，战争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终于，1914年，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诞生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叙事极为封闭，个人是否从属于这个民族，与他的信仰、血统、出身高度相关，逐渐演变为血缘民族主义，20世纪，血缘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恶性发展为极端种族主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卫军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今天，世界呈现出两种完全冲突的叙事：一边是普遍价值在不断消弭国界，一边是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制度问题在重铸新的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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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总动员：战争的新逻辑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战争的逻辑。

法国大革命之前，战争的逻辑是贵族战争。而贵族战争无论从战争的目标设定上，还是从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上，都是比较有限的。

——就战争目标而言，贵族的目标通常是利益平衡，由于贵族的正当性是血统，而血统并不通过战争来定义，即使杀死了一方的贵族，也不能合法地占领对方的领地。如此，战争的动机就大大减弱了。

——就战争动员能力而言，贵族的战争资源，主要来自领地，而欧洲三分之之一的土地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这就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贵族战争的逻辑被彻底终结了。

由于“人民主权论”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所有国民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能够被动员起来参战的人，就是全体国民，战争从“贵族战争”演化为“全民战争”。

由于“国家”的主人是“人民”，那么“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便是不容置疑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可以正当地没收贵族、教会、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法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以此奠定了庞大军队的财政基础。

广泛的动员能力，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极端暴力的民族主义思想，三者的结合，就是全新的战争逻辑，国家机器动辄成为战争动员的机器。它让全人类在20世纪滑向了巨大灾难的深渊——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逻辑被颠倒了，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战争服务，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

——所有男人都要上战场，妇女和孩子要去生产炮弹，私产随时被征用，所有企业要义务投入军工生产。

——由于战争成了全民族的战争，战争蜕变为了一种“正义的残酷”，军人和平民的差异也被模糊掉了，游击战争兴起了，军队开始无差别地杀死所有人，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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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物质的冲突要钱，观念的冲突要命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四个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

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上，主张革命、激进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而主张倒退、保守的占据了右边的席位。

这就是今天广为人们所熟知的“左右之争”与“意识形态”的起源。当然，这里的左和右，和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又有所不同。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们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原则性的，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上帝。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上帝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秩序开启了。

对于未来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普遍的共识消失了，各种思潮孕育而生，而每种思潮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文明的。

于是，疯狂的撕裂开始了，紧接着就是残酷的斗争。

人类历史中，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如何解决冲突，是否存在共识，就会引发截然不同的走向。

如果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共识，那么彼此就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要解决的主要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讨价还价就是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观念层面的原则冲突，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利益冲突是一种有限冲突，只要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冲突也就结束了；而观念冲突是一种无限冲突，观念很难改变，只有把持有不同观念的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掉，冲突才能结束。

一言以蔽之，利益冲突要钱，观念冲突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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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之镜：一切历史，本质上都是观念的历史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双元革命”，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英国并非没有与法国相似的矛盾与冲突，为什么“大革命”是发生在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国也并非没有与英国相似的工业与技术基础，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发生这一切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科技水平、经济模式以及两国不同的国情与民情，固然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观念不同。是两国人民不同的思想，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冲突解决方式，从而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历史。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观念的历史、思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对于个人而言，也正是思想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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