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套利者"到"共生者"：外资在华投资逻辑的范式迁移与制度适配困境

当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首次突破42%的同时，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却同比下降5%。这组看似矛盾的数据，恰恰是理解当前外资在华投资变局最精准的切入口。它揭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进"与"退"的线性故事，而是一场投资逻辑的范式迁移：旧范式正在加速瓦解，新范式尚未完全成型，而横亘其间的制度适配鸿沟，才是真正决定这场迁移成败的关键变量。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孙立坚接受新华社上海证券报邀请，解读外资在华投资逻辑。发展研究院将本次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01

迁移的本质：

不是"撤退"，是"换仓"

过去四十年，外资进入中国的核心逻辑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套利与倾销。套利，是利用中国的廉价要素——土地、劳动力、环境容量——压缩生产成本；倾销，是将全球成熟产品推入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增量市场。这一逻辑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制造业平均工资十年间上涨逾120%之后，已从结构性优势蜕变为结构性负担。

然而，将当前外资行为解读为"撤退"，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更准确的判断是：外资正在进行一场主动换仓，从"要素套利型"仓位切换至"生态共生型"仓位。阿斯利康将全球研发管线同步引入上海，大众汽车在合肥建立德国以外首个全流程研发测试中心，博世苏州研发中心将15%的研发项目向本土企业开放。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外资不再将中国视为价值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将其嵌入全球创新回路的核心节点。

驱动这一换仓的力量，根植于中国市场自身的结构性变化，而非外部压力的被动应激。第一重变化是消费者主权的崛起。当本土品牌在彩电、冰箱等核心品类市占率超过70%，当超过60%的消费者主动优先选择国货，外资品牌赖以生存的"进口光环"已成历史遗物，唯有在价值内核上完成本土化重构才能续命。第二重变化是创新生态的成熟。中国每年数百万理工科毕业生构成的"工程师红利"，叠加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最丰富的AI、新能源应用场景，使得中国在研发效率上已对欧美形成系统性优势。例如，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6至8天完成的研发周期，在本国需要一到两年，这不是个案，而是生态优势的必然显现。第三重变化是竞争格局的重塑。当本土企业不仅在成本上占优，更在供应链响应速度和数字化应用上实现反超，外资依赖技术代差或品牌光环的时代已然终结。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消费终端的"冰火两重天"——阿迪达斯连续13季双位数增长对比耐克连续8季下滑——并非企业命运的随机分化，而是对"本土化深度"的精准检验。阿迪达斯将超过60%的在售产品交由上海本土团队设计，将供应链Lead Time从12个月压缩至6个月，将决策权真正下放至区域；耐克则坚守"全球一盘货"的总部集权逻辑，大中华区无法自主定义产品、无法响应本土流行节奏。两家公司全球品牌力相当，差距在于组织架构是否完成了从"外来者"到"共生者"的身份蜕变。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外资在华的竞争壁垒，已从"市场准入"转向"生态嵌入深度"。

02

制度适配的困境：

政策打开了"大门"，却堵塞了"毛细血管"

范式迁移的方向已然清晰，但迁移的速度与质量，却受制于一个长期被低估的结构性障碍，即政策红利与市场增量之间存在系统性的转化失灵。

2026年6月出台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标志着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政策诚意毋庸置疑。然而，同期数据却呈现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5.3%，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0%。这组数据的背离，精准地暴露了当前政策适配的核心困境——政策着力于"扩空间"，而外资更关注"优环境"的实质进展。

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政策传导链条上存在多重激励落差。

第一重落差在于中央意图与地方执行之间的目标偏差。中央政策追求的是外资质量升级与产业安全，地方政府的考核逻辑却长期锚定引资规模与GDP贡献。这种偏差催生了两种扭曲：一是地方招商仍偏好"签约体量大、落地见效快"的传统项目，对研发中心、智能工厂等"重投入、慢产出"的高质量项目缺乏足够的服务耐心；二是政策承诺的可置信性不足——部分外资企业反映地方补贴拖欠、配套承诺落空，"新官不理旧账"的隐患使外资将政策红利打上相当幅度的折扣。商务部对1000家外资企业的调研显示，仅31%认为政策"明显感受到"，这一数字本身就是对政策传导效率的严峻判词。

第二重落差在于政策工具与外资决策逻辑之间的时序错位。当前政策着力"扩大内需"，重点支持消费、文旅、健康与养老领域的外资进入；而外资增资最集中的方向是新能源车、半导体、生物医药和研发设计服务。政策鼓励的方向与外资自发选择的方向并非完全重合，导致政策工具无法精准激活外资的投资意愿。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外资总部的决策周期（通常长达36个月）与政策出台的节奏之间存在天然时差，政策密集释放反而可能造成外资的"政策疲劳"——当文件出台的速度快于执行机制的完善速度，政策本身就成为一种噪音。

第三重落差则是准入开放与准营壁垒之间的制度落差。商务部副部长的坦承已点明要害：准入问题已全部解决，下一步重点是"准营"问题，即"大门开、小门不开"。外资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仍面临许可审批、行业标准、数据跨境流动、地方保护等一系列"边境后"的制度性障碍。以数据跨境为例，跨境数据沙盒仅在自贸区小范围试点，而对于依赖全球数据流通进行研发迭代的高技术外资而言，这一障碍的实质影响远超任何税收优惠的正向激励。准入的"清零"与准营的"堵塞"并存，是当前制度适配困境最集中的体现。

还有一重困境值得单独审视，即外资面临的"风险分散"与"资源集中"两难。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催生了"中国+1"供应链策略，但深入观察会发现，向东南亚转移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能，而研发中心、区域总部等高附加值环节正在加速向中国集聚。2026年前5个月外商在华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5%，这一数据比任何新增投资的统计都更能反映存量外资的真实信心。然而，这种"身体诚实"的选择，并不能消解外资对政策稳定性和非商业风险的深层顾虑。政策无法消除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但可以通过制度型开放的深化，将外资的"制度性信任"转化为长期的"战略性扎根"。这是当前政策设计最需要突破的认知边界。

03

路径重构的逻辑：

从"给优惠"到"造生态"，

从"单向让利"到"激励相容"

理解了范式迁移的方向与制度适配的困境，政策优化的路径选择便有了清晰的坐标系。核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将政策红利转化为生态红利，使外资、本土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目标之间形成真正的激励相容。

首要任务是将政策重心从"准入清单"转向"准营清单"。 制造业准入"清零"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下一步应建立外资企业"准营问题台账"制度，逐一排查各行业、各地区在许可审批、资质认定、标准适用、数据跨境方面的隐形门槛，形成全国统一的准营负面清单。这比再发一个开放文件更务实，也更能直接提升外资的真实获得感。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应加快推进"场景化负面清单"替代"正面清单"的制度转型，将数据合规的边界从模糊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业规则，降低外资研发本土化的制度成本。

第二个关键是重构地方政府的引资激励结构。将外资存活率（5年以上企业占比）、研发中心数量、本土产业链带动效果纳入地方引资考核的核心权重，弱化对引资总量和签约规模的路径依赖。同时，应加快建立政策承诺的"可置信性"保障机制，重点在于探索"政策承诺保险"机制，由政府出资购买保险，若因换届导致承诺无法兑现，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唯有将法律文本转化为执行闭环，才能降低外资的"政策信任贴现率"。一个能够"自由退出"的市场，才是外资敢于"自由深耕"的市场。

第三个维度是构建"四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生态机制。针对智能化改造、绿色转型等重点方向，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外资投入+本土配套+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共担模式，避免外资独担落地风险。同时，建立技术溢出的双向约束机制：对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同时要求其每年开放一定比例的研发项目与本土企业、高校合作；完善外资并购监管，防止"掐尖"式收购后解散本土研发团队的行为。博世苏州研发中心每年开放15%的研发项目给本土企业，已帮助多家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获得全球订单。这种双向共赢的实践，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参照范本，而非偶发的企业善举。

最后，也是最深层的一点，是政策思维的根本转型，即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从"政策内卷"到"服务竞争"。 当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已不再取决于税收减免和土地补贴的力度，而取决于能否持续孵化出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产品、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生态。当阿斯利康将全球研发管线同步引入中国、当宝马将中国AI技术融入全球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体系，这些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市场提供了全球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创新密度"，即最完备的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最快速的迭代反馈。政策设计者的真正使命，不是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免税土地"，而是持续维护和深化这种创新密度，将中国的制度环境建设成为全球最稀缺的公共产品：稳定、透明、可预期，且与国际规则深度接轨。

外资在华投资的范式迁移，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镜像。这场迁移的终点，不是外资"留下"或"离开"的简单选择，而是能否在中国这片土壤上生长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共同体"——外资的全球资源与中国的本土创新力量深度咬合，共同定义下一个时代的技术标准与商业范式。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政策设计者的智慧与选择，将是最终的决定变量。

图源丨摄图网

排版 | 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