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甲医院辞职后，这位前肿瘤科医生亏了300万：他在透析室楼上，给56个尿毒症患者开了一家工厂

在广州天河长湴地铁站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楼房里，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

楼下是血液透析中心，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血液透析机发出规律的嗡鸣。楼上是制衣车间，布料、线头和蒸汽熨斗的热气交织。连接两个世界的，是一道楼梯。

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工人。他们刚刚在楼下完成四个小时的血液透析，用机器过滤掉体内的毒素；几分钟后，就坐在楼上的缝纫机前，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制衣服。71名工人中，56人是尿毒症患者。

创办这家工厂的人叫谢强，曾是三甲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为了维持这个车间，他已经亏了超过300万元。

从肿瘤科到透析室：两种绝望的交叠

2019年之前，谢强是一名资深的三甲医院肿瘤科医生。他的日常，是面对被病魔折磨的患者，用手术刀、化疗药物和无尽的耐心，试图从死神手中抢回一丝光亮。

然而那一年，他脱下白大褂，离开体制，创办了一家民营透析中心。

如果说肿瘤科的绝望是短促而剧烈的，那么透析室的绝望，则是漫长而无声的。尿毒症是终末期肾病的代名词。肾脏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必须依靠每周两到三次、每次四小时的血液透析来过滤血液，才能活下去。这种治疗赐予了患者“活着”的权利，却也给他们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谢强很快发现，他的患者们脸上有一种与肿瘤病人截然不同的神情——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对“活着”本身的疲惫与茫然。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患者，曾经是家里的顶梁柱，患病后工作丢了，只能靠妻子和父母的接济度日。每次透析完，他都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患者，为了不拖累家庭，主动和丈夫离了婚。

这些故事像针一样扎在谢强心里。他明白，尿毒症患者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现实是，由于需要常年规律透析，绝大多数企业都无法接纳他们。很多人不仅经济拮据，更慢慢丧失了生活的底气。

2023年，谢强在透析中心四楼开办了制衣厂。

“谢谢，已签到”——在缝纫机声中找回的尊严

33岁的张丽来自贵州毕节，大学毕业后确诊了肾衰竭四级。每天早上9点打卡上班，是她最喜欢的事：“站在工厂门口，把脸对着打卡器，听到‘谢谢，已签到’。这对一个很久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来说，很珍贵——我不是需要被照顾的病人，只是一个按时上班的员工。”

工厂根据患者的透析时间灵活排班，治完病就上楼做工，不用奔波赶路。计件工资，多做多得，手快的每月能挣五六千元。

15岁的李李是厂里最小的员工。患病前，她喜欢800米跑，七年级拿过年级第一。“现在跑不动了，走路都难受。”从云南来到广州后，她找到了边干活边治病的两全之策。每个月赚一千到两千块，透析要八百多，厂里包吃包住。

46岁的阿辉在江西老家确诊尿毒症后，躺了一年多，几乎做不了任何事。2024年，他揣着积蓄来到广州。经过调整用药和治疗方案，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如今他有了规律的生活节奏：“虽然挣得不多，但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对我有效且有意义。”

楼下透析，楼上工作：一种被重新定义的“活着”

下午三点，张丽在车间里开始直播。网友能听到缝纫机“哒哒”的声音。有人问她：“你也是肾友吗？”她愣了一下。旁边同事接过话头：“她也是，透析八年了，状态还这么好。”顿了几秒，张丽第一次很自然地承认：“对，我也是。”

直播一个半小时，嗓子很干，但她必须控水。肾衰以后，身体已经不能正常排水了，多余的水分只能靠透析机带走。医生根据身高体重提供控制范围，两次透析之间，水分摄入量不能超过2000克，饭菜里的水分也要算进去。超标了，会胸闷气短，甚至更危险。

这是尿毒症患者每一天都在面对的日常——活着，需要精确到每一滴水。

下午四点半，直播结束。张丽收起支架，往楼下走。三楼是透析室，五十个透析机位，床一排排摆得很整齐。躺下，穿刺，血液被引出来，经过透析机过滤掉毒素，再回到体内。四个小时。每周两到三次。年复一年。

这栋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透析无法治愈尿毒症，它只是维持。但维持本身，就是一种抗争。

谢强说：“这不是慈善，是让活不下去的人重新体面地活下去。”

从穿白大褂救人，到办工厂助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给了这个特殊群体活下去、好好活的希望。真正的医者仁心，早已跳出诊室。

最好的药，从来不只是写在处方上的。

来源 | 梅斯肿瘤新前沿

编辑 | 目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