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成了一部改革史——朱镕基和他的硬核时代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他从清华园走来，从东北工业部的计划室走来，从国家计委的案头走来，从上海滩的风浪中走来——最后，他走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他拍过桌子、瞪过眼睛，说过“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说过“一百口棺材”和“同归于尽”。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改革史——硬核、锋利、不留情面，却又深情款款。

当一代人的记忆被唤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凝视这位老人，和他身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他是那个敢于说“不”的人

1998年3月，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的记者们没有鼓掌。空气凝固了几秒钟。然后，是长久的沉默——那种被一个人的决绝所震慑的沉默。

他不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地雷阵是会炸死人的，万丈深渊是会粉身碎骨的。但他还是说了。因为他知道，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改革是要动别人的奶酪，是要砸掉一些人的铁饭碗，是要让一些人从权力的椅子上站起来——而这背后，站着的是十几亿中国人的期盼。

朱镕基从来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曾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他还说：“对于那些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分税制：一场“虎口夺食”的硬仗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一个棘手的局面：财政包干制下，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持续走低，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的窘境。中央没钱，很多事情就办不了；宏观调控成了空话，全国一盘棋成了散沙。

1993年，朱镕基牵头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力主实施“分税制”。74天里，他带队走访了17个省，逐地沟通解释改革方案。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程。每到一个地方，面对的都是地方官员警惕的眼神和紧握的“钱袋子”。分税制意味着中央要“分享”地方的税收，意味着地方财政的自主权要被削弱。这是一场“虎口夺食”的硬仗。

但朱镕基扛下来了。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正式实施。改革成效立竿见影——仅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便增长近20%，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35.8%跃升至74.1%。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被彻底扭转，这成为中国财税体制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有人说，分税制让地方“穷”了。但如果没有分税制，中央就没有能力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没有能力在西部大开发中投入真金白银，就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有些账，不是算在当下，而是算在千秋。

国企改革：砸掉“铁饭碗”，是为了不让锅都砸了

如果说分税制动的是地方的“奶酪”，那么国企改革动的是几千万人的“饭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营困难，大量企业陷入亏损。朱镕基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集中力量扶持大型骨干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改制重组。

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国企改革意味着大批职工失去“铁饭碗”，意味着下岗、分流、再就业。有人骂他，有人恨他。但他没有停下，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改革，整个国有企业体系都会垮掉——到那时候，失去饭碗的就不只是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

他还推行了“债转股”方案，当时备受争议，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招真正的高手才能下出的大棋。他承诺国企三年脱困——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但三年之后，他做到了。

改革者的孤独，往往在于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悬崖，却又不得不把真相告诉那些还在平地上行走的人。

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的定海神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印尼、韩国……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货币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中国经济也遭遇了外贸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需求不足等多重压力。外界普遍建议人民币贬值以提振出口。

朱镕基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意外的决定：人民币不贬值。

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巨大的——出口承压、外汇储备消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但这个决定的意义更加深远——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邻国雪上加霜。这份担当，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也为后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1998年，他又面临了另一场考验——长江特大洪灾。当他赶到江西九江视察防洪堤时，发现原本被称为“固若金汤”的堤坝竟然偷工减料，堤体内部无钢筋仅见铁丝。他当场怒斥：“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历史是不容欺骗的！”

“豆腐渣工程”这个词，从此成为一个时代的警示。

入世：推开那扇通往世界的门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扇门被推开之前，朱镕基经历了怎样的博弈。

在中美入世双边谈判最艰难的时刻，他亲自出面与美方磋商，打破僵局。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后悔20年。”朱镕基将这句话延伸——“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也会掩卷而长叹。”

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让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更倒逼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这是一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大棋。而朱镕基，是那个在棋盘前落子无悔的人。

铁腕反腐：一百口棺材，有他的一口

朱镕基留给这个时代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丰碑，还有反腐的利剑。

他曾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在查出陈希同贪污腐败案后，他极为震怒。他严词表示，要彻底查处走私案件，狠狠打击走私犯罪分子。面对外界形容他爱拍桌子、瞪眼睛，他在2002年的记者会上坦言：“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但强调“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数十年间极少破例，仅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不做假账”、为《焦点访谈》题写“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他始终信奉“公生明，廉生威”。“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这不是口号，是他用一生践行的信条。

上海滩的日日夜夜

在成为国务院总理之前，朱镕基在上海度过了四年——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那时的上海，远不是今天的模样。浦西拥挤破旧，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朱镕基提出：“开发浦东是建设'新上海'的希望”。1988年7月，他提出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最现代化的一个部分。1990年春节，他向邓小平汇报浦东开发的情况。4月18日，党中央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他还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行住宅建设债券，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索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努力解决住房问题的道路。从垃圾、粪便问题到“菜篮子”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我们不提倡说空话，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

从上海的里弄到中南海的会议室，从“菜篮子”到分税制，从浦东的一片农田到WTO的谈判桌——他一步一步走来，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

退休之后：一个清官的朴素愿望

2003年，朱镕基卸任国务院总理。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三套书。4000多万元版税，他本人不经手，由出版社直接转交给实事助学基金会，全部用于助学。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休生活很丰富。”他迷上了唱京剧，拉胡琴。他“妇唱夫随”，过着普通老人的日子。

2000年，被问及希望卸任后获得怎样的评价，他回答：“我只希望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一个改革者最朴素、也最奢侈的愿望。他不求青史留名，只求人民说一声“清官”；他不求万古流芳，只求人民说一声“办了点实事”。

他走了，改革还在路上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这些头衔，每一个都沉甸甸的。但或许，他更在意的是人民口中的那两个字——“清官”。

他活成了一部改革史。这部史书里，有分税制的博弈，有国企改革的阵痛，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惊涛，有入世谈判的较量，有反腐的利剑，有浦东的崛起。每一页都写满了“硬核”二字——硬核的政策、硬核的担当、硬核的人格。

但他不只是“硬”，他心里也有软情的一面——对人民的深情。他说过：“我们这一届政府就是要看实绩、看政绩。你是不是把'菜篮子'搞满了，把物价搞下来了或者稳定了；你是不是把生产搞上去了，把经济效益提高了；出口是不是增加了，外商投资是不是增加了。你要搞出政绩来，不要讲空话。”

他是那种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刻进骨头里的人。他不是用嘴说的，是用命拼的。

如今，他走了。但他推开的那扇门还开着——通往市场的门、通往世界的门、通往未来的门。他种下的那些树还在生长——分税制的树、国企改革的树、金融监管的树。

他留下的那些话还在回响——“地雷阵”“万丈深渊”“一百口棺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的一生，是一部史。他活成了改革本身——而改革，从来没有终点。